扶余国，又作“夫余国”等，公元前2世纪-公元494年的扶余人政权，是朝鲜半岛北部与今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个扶余人政权国家。

前期王城在长春市宽城区小城子村，一说吉林省吉林市，后期王城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那里谷物丰盛，余粮颇多。其国故城叫濊城，本属濊貊之地。夫余统占其中的地盘，自称是“亡人”。扶余国从前2世纪立国到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为止，历时约700年。

此外，沃沮、东濊都是扶余的兄弟民族。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树上有种盐可食用，古代部分东胡人到了松嫩平原，他们把食用这种盐的人叫扶余。这是扶余名称的另一解释。

领土疆域

根据《后汉书》卷85的〈东夷列传〉：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位置相当于今日中国吉林省。

扶余国的起源地（位于今吉林、辽宁北部）、黑龙江中部，大体以扶余王城（长春市）为中心，包括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松原市、四平市、白城市，辽宁省昌图县、黑龙江省桦南县，皆其国土。

扶余最强盛之时，疆域达到万里长城以北，南达高句丽、东达挹娄（满族先祖）、西接鲜卑，方圆约两千多里（今约900公里的范围）。扶余传国世袭为：带素王——曷思王——都头王——夫台王——尉仇台王——简位居王——麻余王——依虑王——依罗王——玄王——余蔚王。

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濊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东北南部为古商族（汉族）系；东北西部为东胡族系；东北东部为肃慎族系；东北中部为濊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以肃慎族为主。据专家的考证，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有3万左右。古代长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肃慎族（肃慎南支）、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从原来的单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濊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西汉初年，扶余人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前期和后期的王城就在今吉林市和长春市农安县一带。扶余国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王城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

扶余国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扶余族所建，吉林市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之一。扶余王城是木栅城。城市形状是圆形。扶余王城分前期和后期。前期王城在吉林市，后期王城在长春市农安县。西晋以后扶余国势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鲜卑族入侵，扶余王自杀，扶余国第一次灭国。第二年晋武帝派兵帮助复国。公元346年扶余王城由喜都迁到农安。470年南部高句丽族入侵，破城54座，村落1400个。493年，北部勿吉族（满族先民一支）入侵，扶余王逃到高句丽，其国灭亡。扶余建国600多年。农安一带为高句丽所占领，又统治了200多年。到了唐朝时期，为防唐朝征讨，高句丽沿辽河南起营口，北至农安修筑了一道长长的土垒，史称千里长城。

北魏至唐初，东北东南部为高句丽疆域，原来的扶余故都为高句丽的扶余府。668年，唐破高句丽，这时属唐的河北道。由渤海都督府管辖。713年，肃慎族的后裔粟末靺鞨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建立了渤海国，并设5京15府62州，在原扶余都城所在地设立扶余府（一度又称为书山府、隆州府），定为国都，其下辖有扶州、仙州。后迁都“敖东城”，但扶余府仍为渤海国文化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总人口已近50多万。

925年，居住在东北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女真族强大起来，首领耶律阿保机率兵征渤海，四月围扶余府，次年春攻下扶余府。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回师扶余时病故。当时城内上空出现飞升的黄龙，辽遂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并建有佛塔一座。辽国分上、中、西、南、东京等5个道，上京辖临璜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为政治中心。而黄龙府属东京道（今辽宁省辽阳市），统5州（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雍州）、3县（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是辽的政治军事重地。

在军事上，黄龙府郡部署司统领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彭圣军书度使、宪州（今农安靠山乡广元店古城）怀氏军节度使、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乡万金塔古城）瑞圣军节度使、益州（今农安县小城子乡小城于古城）观察使、威州（今农安县三宝乡小城子古城）刺史。这些军队都驻在黄龙府附近。

黄龙府是辽金的名城。南宋名将岳飞曾誓言：“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农安古城。

黄龙府是各族人民聚居之地。由于辽代移民的结果，这一带不但居住着契丹人、渤海人（和女真同族，满族先民）、女真人、汉人，而且还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在黄龙府辽圣宗时代（983-1030年）修建的佛塔至今犹存。塔高43米，中实、砖造、密檐式，8角13层。年久经浸蚀，塔基破坏，但仍未倒塌，说明辽代劳动人民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才能。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1953年国家曾拨款修复到10层，在修复的过程中，于塔的上部中心一小砖室中，发现银佛2件，以及木制圆骨灰盒、骨灰布包（内有舍利子）、瓷香炉、瓷香盒、银质小圆盘、银质单线刻划的银牌佛缘各一件。1983年由国家拨款，将古塔修复如初。如今塔身每层都塑有狮子、麒麟等瑞兽，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每层各檐角都挂有风铃，一遇风雨锵锵铮铮，金铁皆鸣。

1114年9月，女真各部不堪辽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率兵攻下黄龙府。在攻打黄龙府的战斗中，女真大将完颜娄室立下了卓越功勋、他首先断绝了辽兵外援，控制交通要冲，并乘风纵火，督军力战，火燃战靴至足而不知，一举攻下这座军事重镇。完颜娄室是长春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它的家族墓地遗址至今还留在长春东南的净月潭山南坡上，是吉林省重要的金代遗迹之一。

完颜娄室从古至今引起学者的关注。据《金史》、《柳边纪略》记载：因完颜娄室攻克黄龙府有功，被封为黄龙府万户。以后，他又擒获了辽国天祚帝，战功显赫。1130年，完颜娄室病故于军中，终年53岁。金太宗亲自派队护送完颜娄室灵柩，归葬于黄龙府东南的奥吉里，即今石碑岭。

金国攻克黄龙府后，改黄龙府为济州，置利涉军节度使。金之所以把黄龙府改为济州，是因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南渡混同江（今松花江）时，水深无舟，便命一人在前探导，乘赫白马渡水，后续兵马按他鞭子所指的方向而行，水深仅及马腹，全军顺利过江攻入黄龙府。后来，使人测所渡之处，水深不得其底，大军无船而顺利涉过，乃是天意，正合“济州”，“涉利军’之意，后改为隆州。金末，蒙古族兴起，金为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于1140年，将隆州升为隆安府，这里又成为金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辽金这两个北方民族的国家，都曾经进入中原，用兵于长城以南甚至长江流域。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将长春地名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龙府，迁都中都（北京）之后，改称隆州“宽城府”（宽城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大金国，国富民强，从西方传来的景教（基督教）成为大金三大国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全民信仰，宽城子成为东北亚最大的基督教圣地，全城大小教堂很多，信仰民众有数十万，此时的宽城人口近百万，城市已具备规模，城墙高大分为内外两城，宫殿虽不使用但也保持的十分豪华，百姓安居乐业，有专门传道的牧师在教堂讲道，大多数信徒为富有的地主阶级，修建大小教堂，小市民在公办的最大的教堂听道。

此后蒙古日益强大，攻占宽城子，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来，蒙元由于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认为这里是景教的不详之地，才会久攻不下，遂下令将宽城子城墙拆毁，百姓迁移到辽阳和中原等地，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又将废墟挖地三尺，夷为平地，所以今天几乎上找不到这座古城的任何痕迹，只有在今天小城子村附近有点留下一点残存的遗迹。

1234年，蒙古族灭亡了金帝国，后来统一中国，成为元帝国。在元帝国统治期间，长春属辽阳行省开元路，治所在隆安府。蒙古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元帝国力量的主要残部，败退到东北。

明洪武20年（1387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率师20万北伐”。同年六月，由于纳哈出的投降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初，纳哈出兵分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其中的“龙安”即今农安，“一秃河”即伊通河。当时投降的纳哈出部下20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

平定东北以后的明帝国，设立奴儿干都司，在长春地区设置了隶属奴儿干都司的亦东河卫和亦速河卫，地址就是现在的伊通河和饮马河流域。

明帝国虽然在长春附近设立了军政机构，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民族居住状况。从12世纪蒙古族由西北向东南移居开始，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除去蒙古部族之间的争夺之外，一直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

当满族势力在东北兴起时，蒙古族郭尔罗斯部的一支就在1633年投降了后金并参加了反明战争，因此其部族的首领在1636年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所以在长春设治以前，这里是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的封地。

清军于1644年入关以后，着手修筑东北的柳条边（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墙、条子边等）。这里所说的柳条边墙是指在边墙外有沟，引满了水，以阻止行人私自入边。边墙高3尺，宽3尺。墙上栽种3行柳树，以阻行人，因此称之为柳条边或柳边、边墙。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分。老边建于清初（顺治年间），曾在辽河流域修筑了一条东起凤凰城，经开原到山海关的边墙，全长1900余里，名为“盛京边墙”。因其修筑时间较早，也叫老边。新边是指吉林省境内的柳条边。据《盛京通志》记载：“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690余里，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之柳条边，亦名新边。”

“老边”自东向西设边门16个。“新边”自南向北设边门4个。它主要指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河边门、法特哈边门。

除边门以外，还随边墙的走向设有许多边台。新边的头合在今吉林地区舒兰县法持乡东10里处的头台村，而法特哈门是二台，以松花江为天然屏障，过江后在长春地区九台县境内接着是三台、四台（今上河湾镇四台村）、五台（今上河湾镇五台村）、六台（今六台乡六台村）、七台（城子街七台村）、八台（今苇子沟乡腰八台附近）、下九台（今九台镇）。清朝对新边采取从一台排到十台，然后再重复从一台排到九台，称上十台、下九台。饮马河台也叫头台，在今放牛沟乡荆家村饮马河头台屯。二台在今放牛沟乡腰站村二台屯。在九台县境内共有边台达9处，全长262华里。

从九台县放牛沟乡任家屯村北双项子向西南走去，柳条边就出了九台县境，进入长春郊区三道镇四合村东南盛家岗子和双阳区泉眼乡岗子村后屯交界处。这是进入长春市郊的一个边台（后台屯），向南一华里到西边屯、净月乡小河台（第二个边台）。过幸福乡的靠边吴屯、新立城乡的靠边孙、靠边王到邢家台径直向南进入今新立城水库。在乐山乡同永春乡交界点的东面（今新立城水库内）向西南转向处，即新边的伊通边门旧址。在长春郊区范围内有柳条边的一个边门——伊通边门、三个边合、全长80华里。总计柳条边在长春地区为342华里，路经九台县、双阳县和长春市。清代柳条边每个边台设台丁150名至200名，台厂是“由汉人入籍人充之，种地免税”，俗称“边台人”。边台并不像墩台与烽火台一类的土台子，而是柳条边区域性的行政管理机构驻地。经过修筑清代的柳条边，进一步明确了的长春市，以及农安、德惠和九台币的部分乡镇都处于边外（新边以西），是属于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

清军入关并在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后，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有一批批“罪犯”及其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柳条边沿边的各个门、台。旧志中有：“有流人居边门，父子葺破屋以栖，尝大雪，老者僵卧，其子晕绝尸旁……询所苦，知初从关内来者。”由此可知300多年前就有清代人流入到这里。但在清初，流入还是比较少的。

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遭到清帝国的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的叛乱，也被平定了。因此，就有了大批的“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送到东北。其中包括闽、浙、鲁等沿海省份和慎、黔、湘、桂、粤等省的民人。

明清交替之际，沙俄势力达到了黑龙江上游的中国边境地区。在平定“三藩”之后的1682年春，康熙皇帝东巡到达船厂和大乌喇虞村等地，开始策划反击侵略者的边境战争。

1683年春天，康熙皇帝下令考察辽河的航运办法，派遣“吉林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门、伊尔门河口，验视水势。到迫使侵略者签订尼布越条约为止的几年中，伊通河上的航运相当繁忙。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通过这条水道，运往雅克萨前线。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沿线居民，流人出身的水手和造船工匠，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史料记载

起源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夫余）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后汉书..东夷传》则明言夫余所居“本濊地也”。夫余与濊之关系，前已论及。唯言其者老自称古之亡人，因东明出自索离，后人乃附会“古之亡人”系指东明而言。事实却不是如此，史籍虽未载述东明出走所带的人数，但决不会举族而至，正确的理解应为：东明既非孤身一人，但随员亦不会太多，显然，他们不能代表夫余全族的来源。耆老自谓古之亡人，是指全族而言，绝不是仅指东明等王族而言。《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又记濊族“其着老旧自谓与槁离同种”，而实际上扶余人来自于北夷的索离人于贝尔加湖逃至东北地区而别建国家。而索离人为濊族的北支。

建国

夫余，史籍中又作“夫徐”、“扶徐”、等。夫余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和《汉书》。据《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给濊貊、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后汉书·抱娄传》云：抱娄“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由此可见，夫余的建国大约是在西汉建立的前后，亦即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关于夫余的起源及其建国，亦可以从它的建国传说中得到印证。《论衡·吉验篇》载，“北夷索离国王侍蝉有娠，王欲杀之。脾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泅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流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建立夫余国的传说，在《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刘宋裴松之注所引《魏略》和《后汉书·东夷传》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把“真离”，《魏略》写作“真离”，《后汉书》则写成“索离”，把“掩溉水”，《魏略》写作“施掩水”而已。从这个传说中，可以推知，夫余即起源于北夷素离国，是紊离国的王族东明逃难到夫余之地后建立的国家。

索离国王的随身婢女怀孕了，国王要杀死她，婢女说：“有一团象鸡蛋那样大的气体，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我怀孕了。国王因此没杀死她。后来她生了个孩子，被迫扔到了猪圈里，猪用嘴巴向孩子哈气，孩子被移致马厩中，马又向孩子哈气，所以孩子能不死。而国王却迷惑地以为这孩子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就叫他母亲收养他，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东明”，经常叫他去放马。东明善于射箭，国王怕他夺了自己的江山，于是想杀掉他。东明便逃跑了，向南逃到掩施水边，用弓拍打水面，鱼鳖便浮出水面架成桥，东明才得渡过河去。他过河后鱼鳖散去，追兵便不能过河了。东明就在夫余国建都称王。

原文：

槁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从天来下，故我有娠。”后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搜神记》

《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冤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抱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有的人认为夫余的前期王城应该在今吉林省农安附近。多数人则根据“作城栅皆员”等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发现，认为应该在今吉林市附近等。

衰落

扶余国最早在史书出现的地方是《史记》，在卫满朝鲜于公元前107年被灭国时就已存在。后来在解夫娄时，宰相阿兰弗（有“右辅”的意思）假借“天帝”的话而篡位，解夫娄东迁。为分辨这两个扶余，史书一般称前者为“北扶余”，东迁后的为“东扶余”。　解夫娄之迁迦叶原也，托之国相阿难弗之梦，迦叶、阿难皆是佛名，是时佛书犹未入中国，而犹云尔者，亦犹檀君之托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五四盎叶记则直接断言，夫娄率部东迁迦叶原为东夫余的传说/是后世僧徒伪撰，认为朝鲜古籍中有关东夫余的记载多不可靠。这也是现在中国学者中流行的观点。因而才将北夫余、东夫余都视为夫余的别称。至西汉时期，被划入玄菟郡。汉武帝年，扶余开始向汉朝进贡。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扶余王曾来到洛阳。之后到了三国时代，辽东半岛被公孙氏支配。后来扶余受到鲜卑的攻击，慢慢步向衰亡。至晋太康时，为慕容廆所破，旋即复国。最后在北魏被高句丽所灭亡。唐薛仁贵征高句丽，尝攻拔之。金朝置蒲与路，明朝置福余卫，皆扶余之音转也。

夫余始祖

东明，是传说中的夫余始祖。关于夫余的建国传说，在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其中最早的为东汉王充撰著的《论衡·吉验篇》。

　　橐离国王出行时，他的一位侍婢怀了身孕，国王归来后大怒，欲处死这位侍婢。侍婢对他讲：“当时见天上有一股气，如鸡子大，将于我身上，故而怀孕。”国王余怒未息，就将她囚禁起来，后来这侍婢生了一个男孩。其后，国王命人将其生下的这个小男孩扔到猪圈中，群猪以口气吹他，得以不死。

　　国王又令人将其扔到马圈中，想让群马将他踏死，但群马如群猪一样，以气吹他，他仍没有死。国王以为这个男孩一定是神人之子，便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东明。

　　东明长大后，勇武善射，国王担心他会篡夺自己的王位，心生猜忌，便又动了杀机。东明知道后便逃走，当逃至淹水时，没有桥，而追兵又已临近，东明以弓击水，有无数鱼鳖聚浮于水上，形成一座“大桥”，东明乘桥过后，鱼鳖便自动散开，追兵不能渡水，东明得以安全地逃到氵岁人的居住地区，建立了夫余国。

　　各史所载东明事迹大致如上述， 但是必须指出的一个问题是， 这一建国传说与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传说如出一辙。两者相较，朱蒙建国传说晚于东明建国传说。

　　高句丽始祖东明圣王姓高， 名朱蒙， 出自夫余。夫余国王偶遇一女子，自称河伯之女，名柳花。夫余王将其带回国中，幽闭于密室。忽一日，有日光照射于柳花之身，移身躲避，日影又追逐其身，因而怀孕，不久后生出一个五斤大的肉球。夫余王将其丢到猪狗群中，猪狗不肯吃，又将其丢到大路上，牛马则避开它而不肯践踏。又丢到野外，却被飞来群鸟用羽翼覆盖。最后，夫余王想用刀剖开它却砍不破，只好还给了柳花，柳花便将他包裹起来放在温暖之处，不久便有一男孩破壳而出。

　　这位男孩7岁后英勇无比，因而得名朱蒙。朱蒙在高句丽语中是善射之意。 朱蒙越来越受到诸王子的猜忌，最后在母亲的支持下，率三位心腹逃往国外。在南逃途中遇到河流，欲渡无桥，此时夫余追兵又至，情急之下，朱蒙对水大喊：“我是天帝之子、 河伯外孙， 现在身后追兵至， 我该如何过河？”话音未落，便有鱼鳖成群而至，转眼间形成一座大桥，朱蒙等人得以过河，而鱼鳖随即散去，追兵不得渡。后来，朱蒙便率人来到纥升骨地区，创　建了高句丽王国的前身——卒本夫余。

　　将夫余与高句丽两个建国传说相比较可见，除了后者更加丰满、完善和更富戏剧性之外，其基本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尤其是朱蒙与东明音相近，且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更称朱蒙为东明圣王，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 朱蒙与东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目前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 其中主流观点认为，是高句丽借用了夫余的建国传说，原因是夫余建国于高句丽之前， 其建国传说的记载也早于后者数年。因此，后者应该是在高句丽逐渐强大起来后，为使自己的历史更悠久与辉煌，同时也是为了显示王族的神圣性而在夫余建国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而形成本民族的建国传说。

　　有关东明的纪事仅见于历史传说之中， 东明应当是有其原型， 而此人必定是一位对夫余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此，我们也应将东明视为夫余的始祖。这些历史传说虽并非历史事实，但其中必然有真实的成分。

地方风俗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6-7章）

　　《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降，为苍海郡。”数年而罢。夫余，似即此等薉君之后裔也。据《后书》所载，夫余之通中国，始于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历后汉之世，朝贡时通，侵叛甚鲜。晋初犹修贡职。太康六年，乃为鲜卑慕容廆所破。明年，护东夷校尉何龛送之复国。自是以后，纪载阙焉。日人某云：“《魏书本纪》：太安三年，夫余来贡。又《高句丽传》有北至旧夫余之语。旧夫余，似对新夫余言之。《魏书》高句丽四至，盖得诸册封长寿王之李敖。长寿王初朝贡于魏，据《册府元龟》，事在太延元年。早于太安三年二十有二年。则太安时之夫余，已非故土。传又载正始间，文咨王上言，扶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三国史记·高句丽纪》六，载“文咨王三年，夫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盖播迁后为靺鞨所逼，降于句丽也。”夫余建国，实在鲜卑、靺鞨之间，中国疆理以外。为二夷所逼，遂至不能自立。远不如句骊、百济，久居中国郡县之下，资其卵翼者，凭藉之优矣。《魏书·豆莫娄传》，所载事迹，皆与《三国志·夫余传》同。盖夫余遗落，留居故土者。

其丧祭之俗，最与中国类。史称夫余“以殷正月此从《三国志》，《后汉书》作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以蹄占其吉凶。”

　　夫余：“丧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有棺无椁，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其祭亡者，有生，有熟。丧主不欲速，而他人强之。常诤引，以此为节。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去环佩。大体与中国相仿佛。”

　　高句骊：“死者殡在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埋讫，取死者生时服玩车马，置于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积石为封，亦种松柏。”则颇与中国类矣，貉俗好厚葬。史称句骊“婚嫁已毕，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马韩亦“牛马尽于送死，”以致“不知骑乘。”盖厚葬本中国旧俗。经儒墨诸家之非议，乃渐革除者也。夫余之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亦其好厚葬之一征也。

其婚姻，亦颇类中国古俗。史称夫余、句骊，皆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案此亦中国古俗，第二章已论之。《三国志》谓句骊：“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此盖女系时代，男子就婚于女氏之遗俗。赘婿之制，亦由是而起也。《魏书》称句骊婚嫁，“男女相悦，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有受财者，人共耻之，以为卖婢。”而《魏略》载东沃沮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说许。婿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女家责钱。钱毕，乃复还婿。”则其俗适相反，俗固随地而殊也。《魏书》谓句骊：“俗多游女，夫无常人，”盖即女闾之制。

　　中国古俗，本好歌舞。礼称“君子无故不去琴瑟。”又曰：“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论语》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可见歌舞习为常事。古代礼乐之盛，盖亦以此。《后汉书·夫余传》，谓其“行人好歌吟，无昼夜，音声不绝。”《三国志·句骊传》；“民好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得毋亦殷之故俗与？此外诸国礼俗，与中国类者，盖尚不少。《后汉书·东夷传》总叙之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夫余传》“其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高句骊传》：“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夫其服食器用，相类如此，其必有所受之，无可疑矣，而夫余“在国中衣尚白，出国乃尚缯绣锦罽，”尤足为出于有殷之证也。

民族构成

在距今两千多年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沿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一个是东北南部的古商族（汉族）系；二是东北西部的东胡族系；三是东北东部的肃慎族系；四是东北中部的濊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为肃慎族。先后有肃慎族、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已从原来的单一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濊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松嫩草原人口约有3万左右。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夫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夫余为北方的古国名，亦作凫臾、扶余，是古东北亚民族濊貊别族所建，据说也是满族族源之一。高句丽和百济的王室都是来自夫余人。此外，北沃沮、东沃沮、濊等都是夫余的兄弟民族。那里谷物丰盛，余粮颇多，所以夫余人的性格都很温厚。大约在战国或西汉初，黑龙江松嫩平原南部，即今郭尔罗斯草原（松原大庆南部地区）大部及吉林省中部地区，濊貊族的一个支系夫余族，是北方松嫩草原的主民。夫余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建起了个夫余王国。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民族政权国家。

魏晋之际，夫余国向魏、晋朝贡。三燕（前燕、秦、后燕）时期（337-407年），夫余国有城和村两级建制。410年（晋安帝义熙六年），高句丽国好大王伐夫余国，“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因屡遭鲜卑、高句丽的攻击而衰落，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被勿吉所灭，居民分散迁徙。

夫余国最强盛之时，疆域达到万里长城以北，南达高句丽、东达挹娄、西接鲜卑，方圆约二千里。夫余国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汉时归玄菟郡统辖；魏时臣服于辽东公孙氏政权；晋时又常去中原朝贡。夫余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由橐离国王子东明南下所建。一部分居民东迁并成立了东夫余国（后为高句丽所灭），立世约700年。

对外关系

周边国家

东明建立的夫余国是奴隶主所有制国家。建国初期,国势很强盛。其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外经常发动战争。

　　西汉时，夫余首先向东发兵征服了挹娄。但是，挹娄人利用其险要的地形和弓矢，经常起来反抗。曹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年），挹娄人又起来反抗夫余的统治，“夫余数伐之，卒不能服也。”从此，挹娄人摆脱了夫余的统治，夫余也无法再对挹娄人进行奴役。

夫余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同高句丽的联系是比较频繁而密切的。据《后汉书·高句丽传》记：“高句丽一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这说明高句丽和夫余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高句丽建国初期，同夫余保持了亲密而友好的关系。朱蒙王十四年（前24年）秋八月袱“高句丽朱豪王母柳花亮子东扶徐，扶徐王金蛙以太后礼葬之，遂立神庙。冬十月，朱蒙遣使扶徐馈方物，以报其德。”这一故事，确切地反映了当时夫余与高句丽的友好关系。

　　后来，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夫余对高句丽发动了战争。高句丽琉璃王十四年（前6年）春正月，夫余王带素向高句丽派遣使臣，强使高句丽交质子，琉璃王惧怕“夫余强大，欲以太子都切为质，都切恐不行，带素患之。”于是同年冬十一月，带素率兵五万进攻高句丽，适逢大雪，人多冻死，无功而还。高句丽琉璃王二十八年（9年）秋八月，夫余王带素遣使高句丽，致书日：“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柞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樱，难矣。”对夫余的这种威胁，高句丽琉璃王自感“立国日浅，民居兵弱”，决定“势合忍耻屈服，以图后效”。

　　于是回报夫余王带素曰：“寡人僻在海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教，敢不惟命之从”。

　　此后，高句丽一方面尽量避免与夫余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加紧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与夫余的战争。琉璃王三十二年（13年）冬十一月，夫佘又发兵侵入高句丽，高句丽王派子无恤率兵抵抗。无恤以兵少，恐不能敌，于是“设奇计，亲率军，伏于山中以待之。”待夫余兵来之后，伏兵突然发动进攻，大败夫余军。从此，夫余在军事上对高句丽无法占优势，开始逐渐处于被动状态。

　　高句丽大武神王三年（20年），夫余王带素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派使臣到高句丽送去了一头二身的赤乌，但是形势的发展对夫余越来越不利。高句丽大武神王得到赤乌后则回报说：“黑者，北方之色，今变而为南方之色。又赤乌瑞物也，君得而不有之，以送于我。两国存亡，未可知也。”由此可见，此时高句丽已不畏于夫余的强大，而且还露出了吞并夫余的意图，而夫余却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高句丽大武神王四年（21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派兵攻打夫余。翌年，又对夫余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高句丽军逆沸流水（今浑江）而上，进入夫余的领土。当高句丽军逼进到夫余王城南界时，夫余王举国出战，但仍未能挽回局势。在激战中，夫余王带素也被杀死。“夫余军既失其王，气力摧折，而犹不自屈”，重重包围高句丽军，终于击退了敌军。在这次战争中，夫余虽然击退了高句丽的入侵，但是失去了大片土地，损失巨大。

　　夫余王带素战死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和尖锐的矛盾。夫余开始走向四分五裂。带素王弟见大势已去，国家将亡，于是率百余人逃到鸭绿谷，杀死当地的海头王，强使其百姓臣属于己，并且在易思水滨建立易思国，自称易思王。

　　高句丽太祖大王十六年（68年），夫余易思王孙都头，也终于向高句丽投降。带素王弟逃跑后不久，夫余王从弟则对国人说：“我先王身亡国破，民无所依，王弟逃窜，我亦不肖，无以兴复”。于是也率万余人投奔到高句丽。高句丽把他封为王，并安置在椽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高句丽的这种作法，使更多的夫余贵族投奔到高句丽，极大地削弧了夫余的国力。此后一段时期，夫余和高句丽的关系，在史籍中儿乎没有记载。根据《后汉书·夫余传》载，“夫余……去玄菟千里。（此时的玄菟，即指第三玄范郡，今沈阳稍东卜柏官屯）可知，夫余己西迁到今吉林省西北部地区。

中原王朝

在夫余的对外关系中，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主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

　　夫余建国之后，和中原王朝建立了既频繁而又密切的关系。因此，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如夫余人食用姐豆，揖让升降等生活习俗与汉族接近。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芡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可知，夫余与汉朝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西汉时，夫余受玄冤郡管辖，是汉朝的一个地方政权。汉朝通过玄芜郡行使管辖权。王莽时期，也曾向夫余派遣过使臣。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为了向外夷展示其威力，派遣五威将到四方颁发印缓。据《汉书·王莽传》记：“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所谓颁发印缓，即是加封夫余王为王，授给印信。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为了驱逐北方匈奴势力，强征高句丽兵，但这些兵“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追击他们的辽西大尹田谭也被杀死。这就激怒了王莽，此时莽将严尤奏言：“貂人犯法，不从验（指高句丽朱蒙王）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狠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濊貊四起，此大忧一也。”但是王莽不听劝谏，命严尤征高句丽。尤诱高句丽候骆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从此，夫余和王莽新室断绝了关系。

　　东汉初年，“东夷诸国皆来献见”。武帝建武二一五年（49年），“夫余工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从此，夫余又与中原往来不断。但此时高句丽国力日益强大，不断向外扩张，于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进犯辽东，寇略六县，玄菟郡被迫从新宾县兴京老城迁到沈阳稍乐_几柏官屯。后来，不知是何原因，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按，玄菟之误），杀伤吏民”。夫余的这次军事行动，暂时恶化了与汉朝的关系，但不久双方又恢复了友好关系。安帝永宁元年（120年），“遣嗣子尉仇台，诣网贡献”。对此，东汉安帝“赐尉仇台印缓金彩”，以示友好，从此双方的关系又重新得到改善。

　　尉仇台到东汉朝贡之后，双方的关系超出了单纯的使臣往来和对外贸易的范围，甚至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合作。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秋，高句丽太祖大王卒马韩，濊貊一万余骑围玄芡城时，夫余王“遣子尉仇台，领兵二万，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翌年，高句丽与马韩、濊貊寇辽东时，夫余王又遣兵助汉救破之。 这些军事合作，充分说明夫余和东汉之间的亲密关系。此后，夫余和东汉继续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尤其是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夫余王亲自访问东汉后，其友好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对夫余王的敬重和表示友好，当夫余王归国时，东汉顺帝特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夫余继续“遣使朝贡”。不久，双方关系又紧张起来。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夫余王夫台“将二万人寇玄冤，玄冤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后来，双方关系又很快恢复正常。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夫余王“复奉章贡献”。总之，夫余和东汉虽然发生过一些冲突，但其对东汉基本上保持了友好的臣属关系。

　　东汉末年，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处于群雄割据、战乱不已的状态。东汉王朝实际上已无法维持对全国的统治。此时，夫余的西部边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原辽东太守公孙度趁这有利时机不断排斥异己扩充自己的势力，俨然成为东北之一，势力很快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夫余无法和中原来往，只好同公孙度建立关系。“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高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后来，魏将司马鼓讨灭公孙势力后，夫余又跟曹魏建立了关系。

　　曹魏时期，夫余与魏政权建立了友好关系。魏文帝延康元年（220年）三月，夫余向魏派遣使臣，称臣纳贡。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年）幽州刺史毋丘俭讨高句丽时，“遣玄冤太守王顽诣夫余，夫余王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 可见，夫余与曹魏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到了西晋时期，夫余受护东夷校尉的管辖和保护。晋武帝时（265-290年），夫余经常派使臣到晋朝朝贡。其后，慕容鲜卑开始崛起，称雄于东北，直接威胁夫余的存亡。太康六年（285年），慕容魔首先发兵袭破夫余，“夫余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此后，慕容魔经常入侵夫余，掠夫余人为奴，卖于中原地区。晋武帝对此事非常重视。他以不救夫余的罪名，罢免了护东夷校尉鲜于婴，并下诏日：“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憨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同时又下令，对掠卖为奴的人，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这样，夫余在晋朝的帮助下得以复国，但此时夫余已极为衰弱。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慕容毓派“世子丁隽帅慕容军、慕容惜、慕与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丁隽居中指授，军事皆由任烙，遂拔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铣以玄为镇东将军，妻以女”。 夫余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夫余一缴不振。

　　四世纪后半期，高句丽南压百济和新罗，西占辽东郡，国力进一步强大起来。于是把进攻的矛头又指向了夫余。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高句丽广开土王亲征夫余。据《好大王碑铭》记载，广开土王在此战中，给予夫余致命性打击，占领了王城，“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夫余国的绝大部分疆土被高句丽占领。但夫余并没有灭亡，只是其政治中心向北迁移。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十二月，“夫余国遣使朝贡”，说明夫余不仅还存在，而且与北魏也确立了称臣纳贡的关系。

　　五世纪末，勿吉人强大起来。据《魏书·勿吉传》记：“勿吉国，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说明勿吉已成为东北地区一支强大势力。北魏初，勿吉越过张广才岭向西发展，开始进攻夫余，占领了原夫余的大片土地。北魏孝文帝时勿吉驱逐夫余，夫余王被迫“携妻擎南逃”，于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494年），投降了高句丽。至此，夫余国在我国东北存在七百多年后消失了。

研究进展

索离国，也称为北夷索离国，为古代东北小国，是濊貊人的北支索离族人建立的。

在古代夫余祖先神话中，有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在夫余旧部称王的解慕漱。最早记载解慕漱传说的现存典籍，是高丽文人金富轼（1075-1045年）编撰的《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先是扶余王解夫娄，无子，祭山川求嗣。……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迩叶原，土壤膏腹，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

　　《三国史记》是朝鲜现存的第一部古代正史，作者在追求高句丽祖先传说时涉及到了夫余王解慕漱。除此之外,高丽文人李奎极的文集《东国李相国》集中有《东明王篇》，也讲述了有关解慕漱的传说。《朝鲜王朝实录》是朝鲜史官从1413年开始编撰的古代最大规模的史书，其中郑麟趾等编的《世宗实录》成书于1454年。该书把以前有关夫余的神话加以综合，解慕漱传说的情节更加丰富。以上几部文献所记载的解慕漱传说大同小异，主要情节一致，只是《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中解慕漱作海慕漱。这几部文献在记载夫余王解慕漱传说的同时，还收录了高句丽始兴之王朱蒙（又称东明）的故事。有关朱蒙的传说，可以和中国古代几部典籍的记载相印证，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后汉书·东夷列传》、《魏书·高句丽传》。中国和朝鲜古代典籍有关朱蒙的传说是基本一致的，保持了它的原始风貌。解慕漱是在原夫余王远徙迪叶原、即今俄罗斯东部沿海州之后在夫余旧都称王。《三国史记·高句骊纪》称他“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则称：“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解慕漱来历不明，至于称他为天帝之子，不过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身份，也是对这位夫余王的神化。

瑕丘仲“不知所从来”，由此推断，他是从外地迁徙到夫余，而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考之于史书，这种猜测可以得到证实。《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写道：今夫余库有玉璧、硅、珊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者老言先代之所踢也。其印文言“涉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涉，盖本涉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

　　夫余香老自称亡人，暗示东扶余的流亡处境。（区别两种扶余，这里指的是东扶余）

瑕丘仲则是扶余国的一个名驿使，发音也与解慕漱截然不同。“慕漱“和“丘仲“的发音完全不一样。

瑕丘仲者，宁人也（指黑龙江“宁古塔”人，亦说是青海西宁人）。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类。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

　　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馀胡王驿使，复来至宁。北方谓之请仙人焉：瑕丘通玄,诵脱其迹。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遨步观化，岂劳胡驿！苟不靓本，谁知其请！

　　剔除这个传说的虚妄成分，它所披露的基本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瑕丘仲是宁地人，以卖药为生。家乡遭遇地震后，他流落到遥远的东北，当了夫余王的驿使，后来再次回家乡探望。北方流人瑕丘仲当了夫余王的驿使，是刘向得到的传闻，并把它记录下来。文中有“遨步观化。岂劳胡驿”之语，意思是说瑕丘仲既然成仙得道，能够云游四方，游观天地变化，哪肯辛辛苦苦做个胡人驿使。如不洞察本源，谁知他是珠光宝气。刘向是把这个传说的现实成分和虚妄因素混淆在一起，所以会有上面的疑问。瑕丘，本是地名。《礼记·檀弓上》有“公叔文子升于瑕丘”的记载。瑕丘后来又成为姓氏。《姓氏辩证》卷十二引《风俗通义》称：“鲁桓公庶子食采瑕丘，子孙氏焉，汉有瑕丘申阳。”瑕丘氏传说是春秋时期鲁桓公的后代，原本姬姓，因食采瑕丘而得姓。汉代有瑕丘申阳，而当了夫余王驿使的流人瑕丘仲，他在家族中排行第二，他的名字已经标出这一点。

《三国志·夫余传》载的是“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

　　沃沮（东沃沮）是东沃沮，夫余是夫余。夫余人干的事中国史书会记在夫余账上，不会记在沃沮账上，否则不是合格的史学家。沃沮人干的事记在夫余账上，这是中国史书不会存在的。　

　　解夫娄之迁迦叶原也，托之国相阿难弗之梦，迦叶、阿难皆是佛名，是时佛书犹未入中国，而犹云尔者，亦犹檀君之托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五四盎叶记则直接断言，夫娄率部东迁迦叶原为东夫余的传说/是后世僧徒伪撰。认为朝鲜古籍中有关东夫余的记载多不可靠。这也是现在中国学者中流行的观点。因而才将北夫余、东夫余都视为夫余的别称。

东夫余即西迁夫余之东的夫余，亦即以夫余前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

　　东夫余之名，始见于414 年建立的《好太王碑》，后来又见于12和13世纪，即宋、元时期撰成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但东夫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书的记载。关于东夫余的问题，是中外史学界还有争论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东夫余之名的出现，当和夫余的西迁有关。”晋永和二年（346年）正月，“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从文献所载，当时夫余、高句丽、百济的方位和国内外情况来看，这里所说的“为百济所侵”是错误的。但有的认为当为“高句丽所侵之误”。笔者认为这一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346年前后，正是高句丽连遭前，后燕侵袭之时。342年，前燕慕容大举进攻高句丽，丸都被毁，宫室被烧。400年，后燕进攻辽东，“拔新城，南苏二城，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公元346年前后的高句丽，既无力、也无暇进攻夫余。同时在346年以前，也没有高句丽进攻夫余的记载。据载，夫余西徙近燕的原因，实为前燕所侵而引起的。夫余西迁之地，即夫余后期的王城，亦即后来渤海的扶余府和辽代黄龙府之地，在今农安。夫余迁都到今农安以后，直到494年，才被勿吉所逐而灭亡。405年，高句丽和前、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两郡获胜后，在“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统摄”。高句丽占据辽东以后，乘夫余西迁后，部落衰散，而无设备之机，好太王二十年（410年）。一便以“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为借口。大举攻占东夫余、所谓“中叛不贡”。有各种不同解释。笔者认为当指346年。夫余西迁后。依附于慕容燕。和高句丽中断了来往。长达60余年（346-410年）之久、《好太王碑》中所说攻占的东夫余即指原北夫余的东部亦即指在西迁夫余之东的夫余、这一看法的根据是：《新唐书·流鬼传》云：“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即高句丽）灭其国，遣人度（渡）那河，因居之，或日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从“高丽灭其国”可确证是指高句丽好太王二十年（410年）攻占东夫余的问题。一部分东夫余人渡那河（那河或日他漏河，指今第一松花江）居住，建立达末娄即豆莫娄国。《魏书·豆莫娄国传》云：豆莫娄国“旧北扶余也。”《新唐书·流鬼传》云：“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这是东夫余即北扶余，旧北扶余的可靠证明。由此可知，东夫余是他称，而北扶余则是自称。所谓旧北扶余，是因北夫余即夫余已经灭亡，故云旧北扶余或旧夫余。还有，好太王攻占东夫余以后，派遣到该地的镇守官员是“北夫余守事”。好太王任命牟头娄为“北夫余守事”。这是以东夫余即北夫余的根据之一。

《好太王碑》中所说的“军到余城，而举国骇服”。这一余城，即北扶余王城，亦即夫余“初，居于鹿山”的夫余前期王城。这一看法的根据是：410年，高句丽好太王攻占东夫余城后，高句丽又沿用，成为高句丽北部边防重镇——扶余城。到668年，唐派“李绩劫等拔高丽（即高句丽）扶余城。”在这一高句丽的扶余城条下，胡三省注云：“扶余国之故墟，故城存其名。”可证高句丽的扶余城，即“扶余国之故墟”，亦即夫余前期的王城。

推定夫余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龙潭山车站，东团山一带的根据是：这里是西团山文化（青铜时代文化）的遗迹。遗物分布最为密集，最丰富的地区。同时，这里还有汉代夫余和东晋以后高句丽时代的遗迹，遗物。今吉林市龙潭山，龙潭山车站，东团山一带，是长城以北，汉代文物最丰富的地区。从西团山文化和汉代文化分布的密集和丰富情况来看，这里当是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今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南部的帽儿山一带，已发掘出土大批汉代夫余人的木椁墓。这和夫余人死后“尸之国南山上”，以及“有椁无棺”的记载相符。把夫余前期王城推定在今吉林市龙潭山，龙潭山车站，东团山一带的根据，因在拙著中已有论述四，不再赘述。

夫余在346年，“西徙近燕”后，一分为二，一是以夫余前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即东夫余；二是西迁到今农安，以夫余后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410年，高句丽好太王攻占的是东夫余。494年，勿吉攻占的是西迁到今农安一带的夫余。《好太王碑云：高句丽始祖邹牟“出自北夫余”，而不说“出自东夫余”，因为邹牟王时，夫余即北夫余还没有一分为二，还没有东夫余之名，所以《好太王碑》云：邹牟王“出自北夫余”。《好太王碑》又云：好太王二十年（410年），攻占东夫余，而不是说攻占夫余或北夫余，因为好太王当时攻占的不是夫余的全部，而是夫余的一部分，即东夫余，并不包括西迁的夫余。由此可知，《好太王碑》所云：邹牟王“出自北夫余”，410年攻占的是“东夫余”。是非常确切可靠和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国史记》卷1和《三国遗事》卷1，皆云高句丽始祖东明（即邹牟，朱蒙）出自东扶余。但在《三国遗事》卷1北扶余条又云：“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川，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这都说明把东夫余看做北夫余的问题，二者是一个夫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东明出于东扶余也不是错误。但从东扶余出现的年代来说，还是《好太王碑》所云，邹牟“出自北夫余”的记载更符合历史实际，更为可靠。

争议事件

1990年代后期韩国学者声称扶余是朝鲜民族族源之一，然牵强附会之处太多，不值为信。今天半岛之朝鲜、韩国皆来自于唐朝时代的新罗，新罗本居于半岛南端的滨海地带，称三韩部落，新罗是今天朝鲜民族（韩民族）的直系祖先。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五四《盎叶记》则直接断言，解夫娄之迁迦叶原也，托之国相阿难弗之梦，迦叶、阿难皆是佛名，是时佛书犹未入中国，而犹云尔者，亦犹檀君之托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桓檀古记》记载，解慕漱出身朝鲜王室，23岁时成为檀君朝鲜的将军。檀君朝鲜末期解慕漱创建北扶余国。

朱蒙是沃沮王高慕漱的儿子， 解慕漱的二儿子高辰是高慕漱的爷爷。 他居然组织多勿军抵抗汉朝。《桓檀古记》认为，前238年，檀君朝鲜君主古列加弃位入山，修道登仙。宗室大解慕漱据故都白岳山，称为天王郞，建立北扶余。《三国史记》说解慕漱是“天帝”之子，他与柳花的儿子朱蒙是高句丽的创建者。《三国遗事》说解慕漱是天帝之子，北扶余国王，解夫娄和朱蒙之父。

【韩国】【朝鲜】朝鲜半岛的政权认为扶余人是今天韩国人/朝鲜人的先民之一。实际上从姓氏可知韩国人朝鲜人起源于新罗而不是中国的扶余。

【美国】一位人类学家贾德·戴蒙说，扶余就是布里亚特人与大和族祖先，公元前四、五世纪从贝加尔湖移居东北。但是未有任何考古学的证据证明其观点。

【中国】扶余一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名凫庾（Fúyú），是九夷之一。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树上有种盐可食用，古代部分越人到了松嫩平原，他们把食用这种盐的人叫扶余。这是扶余名称的另一解释。朝鲜半岛的政权认为是今天韩国人/朝鲜人的先民之一，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代朝鲜人韩国人的祖先是三韩。扶余人聚居于今日中国东北，那里谷物丰盛，馀粮颇多。李德山等学者认为扶余是中国炎帝、殷商后裔，与韩民族毫无关系。有的学者把扶余源流弄成日种说东胡毫无根据。刘高潮、姚东玉《“日种”说与匈奴之族源──兼论夫余王族属东胡》 这显然和夫余“在国中衣尚白，出国乃尚缯绣锦罽，尤足为出于有殷之证也。”的历史记载不符合。但国中白衣，出国缯绣的习俗并不只有殷商，在日本、新罗一段时期也有此习俗。如李德山说，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夫余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取得的成果亦蔚为可观，但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影响，目前所得出的结论，尚不能取得学术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