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钱，就是用于处理紧急事情、救助生命安全、保障基本生存的费用。

国家成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替部分无力支付医疗费的路倒病人、“三无”人员等埋单，医院盼着能藉此缓解沉重的欠费压力。确保把这笔“救命钱”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效用，有关部门正在制订细则，监督资金使用。

简介

2013年8月起，中国各地陆续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用好、管好困难群众的“救命钱”，提高救助基金使用效益。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一般用来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抢救治疗伤者的费用，被称为“救命钱”。另外，自2003年起在全国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政府给农民编织的一道医疗保障“安全网”，“新农合”基金也因此被称作农民的“救命钱”。

广州红会被曝拿“救命钱”赚钱

“广州红会的救命钱，原来躺在银行大吃利息啊！”广州市红十字社会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下称救命钱）2014年初，爆出“2013年度利息收入高达191.85万元，而年度救助支出总额为160.68万元”的消息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超过千万的救命钱躺在银行钱生钱，但是广州市各家医院几乎都存在患者医药费筹措困难的问题。与广州红会对比鲜明的是，民间救助病童公益组织—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所筹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对于广州红会的救命钱2013年利息高于支出，恤孤会会长王颂汤直言：“有人等救命，救命钱躺银行睡觉是浪费资源，应该有钱就花，赶快救人，没钱再找。”

背景

7000元救助额度十年未变

为了缓解贫病困难市民的医疗负担，1998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救命钱，于2002年6月17日正式启动。广州市红会专职副会长欧阳炳惠10月31日介绍说，“该笔资金，最初由广州市政府拨款800万元，各区县拨款400万元，加上红会历年募集到的1400万元社会善款成立和运作起来的。”当年，资金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运作方案：每年拿出全部的利息和上一年募集善款的50%进行救助。

救命钱的主要救助对象，是“广州市区内因突发意外事件造成危及生命的伤害，需紧急抢救，无经济支付能力又无其他渠道解决急救期间基本医疗费用的伤病员”。

迄今运营12年来，除了2004年12月将每人救助金额上限5000元提高到上限7000元，此后十年未变。

院方

申请救命钱困难重重

2014年10月31日至2014年11月2日，长江商报记者走访广州市多家三甲医院，得到的反馈是救命钱远远不够解决困难病患拖欠的医药费。红会所支出的救命钱，实在不够庇护广州市所有符合条件的贫病救助对象。

长江商报记者了解到，救命钱每季度审批一次，申请“医疗急救资金”的医疗机构于每年1、4、7、10月四个月的10日前报送审核，于当月20日前审核后报市红十字会审批、发放。跨季度申请的个案不再受理。

天河区某医院副院长赵元（化名）说，“我们医院每年白白买单的医疗费超过100万元，60%来自急诊科。”他介绍说，有的患者入院死亡，但身份甄别困难等， “当碰上这种棘手的医疗欠费情况后，向市红会申请救命钱却困难重重”。

他表示申请救命钱程序繁琐，有关派出所不仅要甄别患者的三无人员身份，医院还被要求提供住院前后的明细表。即使顺利通过繁琐冗长的申请程序，有的到期困难病患连身份还没甄别完，可提交的救命钱申请却只有一年有效期，钱没到手却浪费了医院的人力物力。

回应

红会表示救助额有必要修改

广州市民非议并质疑，救命钱的使用对象范围太狭窄！按规定，只有遭遇车祸、工伤、食物中毒等突发情况，并且支付困难，才能申请救命钱。假如当年此类情况发生较少，又该如何处理利息和社会捐赠？医疗费用水涨船高，救助标准10年没有提升，合情合理吗？

此外，面对各家医院填补欠费黑洞的无奈，广州红会能否扩大救命钱的适用范围？十年不变的人均上限7000元能提高吗？

对此，2014年10月30日晚，广州红会匆匆在其官网简略公告救命钱历年运营情况，应对“救命钱休眠生利”事宜。公告显示，救命钱启动至今，共筹集3489.36万元（含历年利息收入），支出1806.09万元，现结余1683.27万元。

紧接着在2014年10月31日，专职副会长欧阳炳惠公开进行一番解释，“2013年救命钱的利息收入高过救助支出，主要是因为2013年有一笔定期存款到期，增高了利息收入。”

欧阳炳惠介绍，救命钱启用以来，截至2013年底利息总收入为808.88万元，总支出为1806.09万元。

这意味着，历年累积的利息收入已用完，已经动用了本金。

欧阳炳惠说，救命钱的主要救助对象不包括医药费筹措困难的病人。伤病员急救期后和其他各种急、慢性病（包括晚期癌症等），均不属救命钱的救助范围。

欧阳炳惠表示，救命钱只能专款专用，“各医院的医疗欠费现象都比较严重，如果救命钱用于支付将招架不住。”

对于社会关注的救助额上限提升，欧阳炳惠公开回应，在往年的实际运营中，的确出现过少数超过7000元或万元的申报个案未能报销的案例，7000元救助额度有必要修改。

他还说明，将简化繁琐的手续。

对于为何将救命钱放在银行生息不作为，长江商报记者从2014年11月3日至5日，连续三天到广州红会采访均被拒绝。

唤醒“救命钱”

提升公共基金的使用效率，需要平衡“放与管”，在强化监管的同时，应不断创新资金管理和使用机制。沉睡的民生资金背后，藏着沉睡的改革之心。

广东省2014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该省医保基金结余超1200亿元，远超规定标准。而全国范围内，这一数字更达7600多亿元。这意味着，群众自身筹集的“救命钱”，有相当一部分沉睡在银行账户上。

公共医疗保险制度本意在扶弱济困，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个体的风险。但在一些地方，医保个人账户金额少，综合报销比例低，存在起付线高、支付限额低的情况。在这种畸形的保险关系中，“被代理”的群众得不到实惠，不知资金源流，更无从监管、问责。结余过多的医保资金，也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现实中，公共基金的缺位、错位并不少见。，被群众调侃为“收得痛快，使得痛苦”……

“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事实上，有专家指出，医保资金结余过多，反而容易被挪用，滋生腐败风险。

改革走到今天，好比骑自行车，骑得太慢，反易摔倒；握好刹车、适度发力，才能突破藩篱、闯过险关。养老金入市有风险，但在划定合理安全边界后，也可通过投资保值增值；延迟退休引发争论，但在充分民主讨论前提下，还是能够循序渐进稳步实施；公务员工资涨还是不涨，倘若实现了公开与透明，未尝不可拿到法治的桌面上推演一番。看得清底线与方向，拿捏好速度与节奏，也就把握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

江苏每年医疗欠费上亿

病人的命保住了

医药费分文未付

李东此次转危为安，离不开医护人员长达10天的全力抢救。病人的命保住了，而医院欣喜之余也有苦涩和无奈。

徐州第三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王斌说，李东因急救产生近5万元医药费，分文未付。“当时是公安把病人送过来，他随时有生命危险。虽然联系他的家人，但他们不愿露面，我们只能先救人。”李东转到普通病房后，医院仍在承担其后续康复治疗费用，并继续和他家人沟通。

先救人，这是医院不可推卸的道义。2009年9月，一个遗婴被派出所民警送进沛县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婴儿患有中度脑瘫、肺部感染等多种疾病，生命危在旦夕，当即努力抢救。

孩子病情稳定后，仍需长期治疗，但其家人找不到，社会福利机构没能力接收，医院重症监护室10多位医护人员决定集体照顾这孩子。“我们给孩子起名豆豆，在病房里给他布置个家。”沛县人民医院护士长罗秀侠说，大家给豆豆当了4年“爸爸妈妈”，直到2013年9月，在各方协调下，需要接受基础康复训练的豆豆被送进徐州市福利院。

照顾豆豆几年，医院仅医药费就花了20多万元，对一家县级医院来说，这是笔不小开支。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辐射苏鲁豫皖21个城市的1.2亿人口。徐州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当地11家主要医院2013年应急救助贴进去500多万元。

每年逃费欠费上亿元

医院“苦水”往哪倒

患者拖欠医疗费、逃费等现象普遍存在，令大小医院有苦难言。

南京二级以上医院，几乎家家都有被欠费的经历，少的一年几十万元，一些大医院每年被欠费动辄上百万。据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南京11家市属公立医院就为2000多例无姓名、无亲属、无钱急诊病例，以及逃费、恶意欠费等病例垫付医药费300多万元。

省第二中医院是家中等医院，每年各种欠费、逃费超过100万元。院长于勇说，“医院所在地区约有50万人，其中下乡回城人员、下岗失业职工、经济困难居民多，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三级医院，看病人多，欠费自然更多。”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办主任王军透露，路倒病人、流浪人员、无支付能力病人、110送来的“三无”人员，等等，医院几乎每周都会碰到，近5年该院这方面坏账已近千万元。

“恶意拖欠医药费拖到最后，有时就成了死账。”徐州第三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周斌说，那些无支付能力、无法确定身份的病人，客观上增加医院负担。民政部门的爱心医院只有基本医疗能力，遇到危重病人，还是往大医院送。这些病人前期急救、后期治疗的护工护理费，他所在医院每年为此买单近50万元。

医院被欠费最多的是急诊、产科、老年康复科等科室，治好病收不到钱，欠费多了，有时影响医院正常运转。南京多家医院不得不成立医疗费清欠小组，但收效甚微。省中医院医务处处长马朝群介绍，医疗欠费要么长期挂账，要么科室自己消化，病人所逃欠费用往往由管床医生、护士、科室主任等按比例分摊。

记者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全省医院被逃费、欠费的总额，保守测算每年也得超过1亿元，三甲医院每年此类坏账、死账数额很大。

整合资源合力监管

用好应急“救命钱”

国家成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替部分无力支付医疗费的路倒病人、“三无”人员等埋单，医院盼着能藉此缓解沉重的欠费压力。确保把这笔“救命钱”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效用，有关部门正在制订细则，监督资金使用。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13年门诊量达231万人次，出院人数11.85万，为江苏医院最多。该院副院长顾玉明说，应急救助有事故责任人、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险，还有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等多种支付渠道，但各种资金使用不到位，又未形成合力，医院每年这方面要掏150万元。公安、民政等部门应加紧对无法明确身份病人的识别认定。

2014年9月起，《江苏省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施行，提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捐赠资金，可享所得税优惠政策。卫生计生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所筹集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全部纳入专户管理，实行分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徐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陈昌锋表示，国家建立10亿元应急救助基金，有助于减少医院后顾之忧，“我们正在摸底，研究救助方案。”

也有专家指出，治理拖欠医疗费，从长远看，应构筑更加全面细致的医疗保障制度，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医保分公费医疗、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障水平还有较大差异。此外，跨地区医疗报销难，无形中增加欠费、逃费的概率。对恶意逃费的病人，在就业、升学、贷款等方面应加大惩戒力度。

扎紧“救命钱”的篱笆

人社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显示，中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7453万人项，查出3.5万人冒领待遇1.27亿元，已追回1.22亿元。冒领不时发生，既因有人铤而走险，也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监督不力有关。

社会保障，公平为先，福祉为本。把社保资金分配给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保障人民福祉的基础和核心。和中国人口基数比，冒领的几万人不可谓多，但冒领本质是骗取公共福利和国家财产，让社会公平变得劣质化，还会伤害国家在社会保障上承担的责任、积累的公信。

在这个意义上，冒领社保待遇问题不应被视为小问题。对它的处理，不应止于追回，而是要把篱笆扎牢。既通过严厉的处罚，让冒领者付出惨痛的代价，也要严把福利分配的关口，让有非分之想的人对社保资金无从下手。

一些地方发生的社保案件让人触目惊心。公共福利好比“肥肉”，在利益驱使下，谁都想咬一口。从维护资金安全、保护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无论是社保资金大案，还是分散各地的冒领现象，处罚都应该是到事到人。补网眼是要杜绝一切漏网之鱼，国家对于社保制度的努力，不能留下社保这块“肉”好咬、咬了也好脱身的空间。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保向来被称为“ 救命钱”，“救命”二字重千钧。切断对“救命钱”的非分之想，就是让社会公平根固枝荣、福泽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