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系是指互相联系的各种教育机构的整体或教育大系统中的各种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

从大教育观的角度来分，教育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体系，除教育结构体系外，还包括人才预测体系、教育管理体系、师资培训体系、课程教材体系、教育科研体系、经费筹措体系等。

这些体系相对于教育结构体系，称为服务体系。狭义的教育体系，仅指各级各类教育构成的学制，或称教育结构体系。

历史沿革

古代

原始社会大多由长者通过实际活动身教与口耳相传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有了文字自然会有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序”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春秋战国时代，官学逐渐为私学替代，出现新兴阶层“士”，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提倡“以吏为师，以法为学”。

西汉私学重新恢复发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兴建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年龄在18岁以上。汉平常时，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设庠序。校学设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魏晋南北朝，晋武帝在太学外另设国子学。

唐时，京师设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监祭酒，学校六所，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上专收贵族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教师称博士。入学年龄在14岁以上，19岁以下（律学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设博士，文学，助教与教官。

宋代除了太学外，有律算书画医诸学，书院制度开始兴起。宋初有四大书院——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南宋书院有“三舍”制度。

元代有蒙古国小学，回回国小学，教授蒙文、阿拉伯和波斯文学。元代书院始设“山长”。

明清教育制度相近，中央有国子监，学生称贡生、监生。明代国子监分南北两监（北京和南京），有日、朝等国学生。清代正式形成五贡——副贡、拔贡、优贡、岁贡、恩贡。明清府和州县设孔庙和学官（学校），府学教官称教授，县学称教谕。明学称学正，副职均称训导，学生院试进学后的生员（秀才），按成绩优劣依次分廪生、增生、附生。还有启蒙教育，明清有三类：私塾，义学，专馆。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建立京师大学堂为新式学校。

现代国民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相对于传统国民教育体系而言的。它应当具有全面性、普遍性、开放性特征，能够解决传统国民教育体系无法解决的难点、盲点问题，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适应人才需求的多样性。能够激发中华民族的教育创造力，合理配置现有教育资源，充分开发利用潜在的教育资源，形成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再生、扩大的机制。它应当具有严谨的体系和合理的结构，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翼，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各个层次，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各个阶段。

认识

传播学教学

作为 新闻学与传播学最基础与核心的教育课程， 传播学教育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知识资本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世界，1997年登陆中国，已经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传播学教育从学科思想到学科内容整体来自西方，是教育他者“如何有效采集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寻求传授双方信息共通”的基础理论学科。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传播学教育者与受传者在本土的话语空间里，吸纳、消化异域知识。这对学科教育提出了知识孵化与转移的特殊要求。同时学科所承担的教授人们传通知识的基本职能，也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渗透的能力。所以，将知识资本管理引入传播学教育既有现实的必然要求，又有可行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知识管理是连通传播者(教师)与受传者(学生)之间的“蓄水池”。

传播学兴起于西方，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与现象学理化并形成专有的知识体系，传播学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关键要素纳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阈，如帕克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一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联结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这种互动就是行为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换与渗透。

由于传播学学科独特的异域背景，理论知识的枯燥性和不易理解性，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所以，笔者意在导人知识资本管理思想理念，将教与学的知识体系置于知识管理的框架中，寻找两者的对接。所谓知识资本管理是指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其核心是强调如何有效开掘各个层面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形知识，形成知识力，在知识平台上寻求知识共享和传承知识。将传播学教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内，就是希望从传播者(教师)，受传者(学生)知识力开掘的层面来寻求两者的共通意义空间，提升传播学课程的效果。

具体内容

1、在教案设计中，首先导入知识资本管理的教育理念，让参与双方知晓其对于传播学课程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点。在此基础上，建构传授双方知识资本获取的模型。

2、应用模型研究受传者学生的知识资本获取途径与效果评估。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全面步入信息社会，“地球村”已经是世界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必须有效获取与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而传播学教学培养的目的就是教育学生如何“说什么信息”、“如何说”。学生的隐性知识就是接受新知识、表达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的能力。如何将他们的潜能与传播学的教育实现成功对接，既需要教师的教育引导，又需要一套合理的知识平台。所以，我们将提出学生隐性知识转换的模型，并提出评价传播效果实现的评估指标。

3、传授双方知识共享的平台搭建。课程设置以博客等自媒体作为教学平台，实现知识的分享、传播、交流。在博客平台上传者与受者双方可以基于知识的不同要求而进行角色互换，将有关传播学的相应理论直接在博客平台上实际操作。如学习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时，传播者(教师)首先预设议题，请学生作为议题的执行者，跟踪调查学生的议题与预设的议题之间的关联度，从而解释理论的要点与实际操作

目的与意义

1、以知识资本管理的体系模型建构教学双方的知识场景，释放知识力。

2、将传播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的话语体系，营造知识共享的平台，提升教学传播效果。

3、丰富课堂实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灵活的教学方法消解理论课程的枯燥性。

4、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力。

5、首次提出知识资本管理在传播学教育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丰富学科的理论建设，同时还可以在其他高校初步推广。

三方面问题

将知识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具体操作引入到传播学的实际教学中，是对传播学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换。

二、学生知识资本的获取与知识力。

三、基于博客为平台的传授双方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

知识延伸

国民教育体系

国民教育体系主要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对本国所有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所提供的一种不同层次、不同形态和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系统。终身教育体系则是针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发展需求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建立的教育服务系统。

终身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是贯穿人一生、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基石，没有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作为依托，终身教育体系也就难以建立。可以说，国民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