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顾氏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

内容简介

《日知录》内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日知录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传诵千古，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士庶。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

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则将全书分作十五类，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日知录》，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是作者积三十余年心力编次而成的，旨在资治，“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内容大体可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成书宗旨，涵括了作者一生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提出“盈天地者，气也”等思想，不少论述，切中时弊。

顾炎武曾把创作《日知录》比作“采铜于山”。他自言，这时代的人写书，就像这时代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这样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两边都没好处。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言：“书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

版本情况

《日知录》的主要版本有：1670年（康熙九年）自刻本（孤本），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经义斋刻本、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遂初堂重刊本（附《日知录之馀》）、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等。历代注家甚多，据清人黄汝成统计，多达九十余家。一时大家如惠栋、江永、戴震、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纷纷为之作注。成就最高、最为人瞩目者却是名不见经传的黄汝成。其以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为底本，以阎若琚、沈彤、杨宁、钱大昕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博采诸家疏解，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刊行。

综上所述，《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

一为1670年（清康熙九年）顾炎武自刻本，八卷。此为顾炎武手定的《日知录》的最早刊本，保留了顾炎武早期思想的痕迹，且因其刊刻时间早，流传稀少，常人难以得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有《日知录》1670年（康熙九年）刊本，弥足珍贵。北京大学图书馆亦馆藏有八卷清稿本，取校康熙初刻八卷本，文字互存异同，颇有研究价值。

一为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这个系统是顾炎武手定八卷版付印后，仍对日知录地不断地扩充修改而来。顾氏去世后，其门人潘耒据其手稿，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是为三十二卷本，包括经义斋刻本和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重刊本。一般认为，此本潘耒有就顾炎武《日知录》遗稿作删削整理。潘耒是顾炎武的入室弟子，其整理的《日知录》，学界认为最能保存和反映顾炎武的学术思想。

一为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黄汝成以1695（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为底本，集道光以前清人注释之大成，博采诸家之长，成《日知录集释》，为《日知录》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便利的本子。

评价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日知录》的评价是：“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於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其实，《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日知录》中，顾炎武强调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

《日知录》体现了顾炎武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后人仍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作者简介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字“亻庸”），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时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少年时参加“复社”反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又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人民抗清起义。失败后，曾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寻访风俗，尤治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垦荒种田，纠合同道，不忘兴复。顾炎武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在哲学上，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等。政治上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要求君主分权而治。在音韵学方面，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有承前启后之功。在文学上，要求作品为“经技政理”服务。其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