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书名，简称《通考》，宋元之际马端临撰。348卷。因“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自序》）。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门类较杜佑《通典》分析为详，计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糸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等24门。
除因袭《通典》外，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论及其他文献等，资料较《通典》丰富，于宋代典章制度尤称详备。其中刑考分为刑制徒流、详谳、赎刑、赦宥等。可供研究中国法制史参考。
简介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
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
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
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
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通考》编法类《通典》。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该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评价
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文献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作者简介
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其卒年史志无载。一般根据《扶风马氏宗谱》所载其子马尚志的行状里“父已耄”推定其卒年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根据余谦《文献通考序》透露的信息马端临应该在至元元年（1335年）以前已经死了。其实“耄”在古意里特指具体年龄时，可以有三解：70岁、80岁、90岁。70更合适一些，他应该卒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享年77岁。
马端临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
作者生平
在马端临77年的人生旅途中，大半生活在元代。他23岁时南宋就灭亡了，从此他以宋代遗民自居，念念不忘故国热土。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马廷鸾字翔仲是南宋末年的丞相。马廷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攻读登进士第，咸淳五年（1269年），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廷鸾为官正直，对于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的拉拢，他不为所动。还上书请求皇帝： “遏恶扬善以顺天，举直错枉以服民。”矛头直指当时恶贯满盈的权奸贾似道。但个人力量难有作为，他感到孤掌难鸣，九次上疏辞职。咸淳九年（1273年），马端临随父亲回原籍居住。
马端临
《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文献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文献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贡献
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廷鸾20岁时就在家乡当“童子师”，考取进士后，先后做过池州教授、史馆校勘枢密院编修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一系列文教和编史职位。辞职还乡后，过了17年隐居生活，始终勤于读书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等书。这对马端临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为他展示了一条精神充实而富足的生活方式。使马端临立志做一个唾弃功名利禄，专心治学的学者。马廷鸾的座右铭是：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富以还子孙。”
马廷鸾还亲自指导马端临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马端临对各种体例的史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广泛涉猎，以“通儒”自许。由于马廷鸾自身就非常好学，而且博学多才，所以家中藏书十分丰富，使马端临能够方便地接触到很多的书籍和资料，也为他著《文献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马端临在《通考·自序》里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在《文献通考》的编撰过程中，马端临也得到了马廷鸾的悉心指导。从全书的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都贯穿着马廷鸾的辛勤劳动与深思熟虑。可以说《文献通考》凝结了父子两代的心血。在历史方面，马廷鸾也著有《读史旬编》，这是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主要供给孩子教授历史用。马廷鸾的许多历史见解被马端临以“先公曰”的形式收录在《文献通考》里。
另一位对马端临著书产生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曹泾。曹泾是朱熹的血脉传人，宗奉朱熹。这使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很多见解都接近朱熹。但马端临对“心学”也有所涉及，《通考》里不少地方就夹杂着“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马端临在咸淳九年（1273年）漕试第一，但他决心不做官。随父亲归隐。在父亲死后，他做过慈湖书院、柯山书院的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在《文献通考》外，马端临还有《多识录》153卷、《义根墨守》3卷、《大学集注》等，可惜都已失传。《文献通考》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内容精要
《文献通考》，共348卷。分为24门（考）：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各门下再分子门，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
《文献通考》是以《通典》为蓝本，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议论等多种资料，扩大和补充内容。在内容上比《通典》更加广泛，在分类上比《通典》更加精密。对于《通典》的体例和内容，马端临都有深入的研究。马端临认为《通典》条目设置未为明备，史料取舍颇欠精审，留下了许多缺陷失误和遗憾。在《文献通考·自序》里他对《通典》做了详尽的分析。取其得，补其失。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例设计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于《通典》，《通典》是为了对行政事务有所助益，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作为亡国遗民，马端临考虑更多的是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潜心探索历代典章制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渴求找出规律，掌握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有些条目的设计上也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如《通典》礼部分多达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把礼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仅为其书的六分之一。还将“边防”改为“四裔”，从“边防”看多少带有敌意，包含战争的气氛， “四裔”表达了各民族的友好共存。其内容也比《通典》相关部分增加了36倍。
对于经济内容他也很重视。在他之前，郑樵编《通志》把“食货”部分放到了14位。马端临又把它放到了首位。在他的24门中，食货占了8门；在348卷中，也占到了27卷。在职官部分也着重记述了一大批财政官，如户部尚书、太仆卿、司农卿、将作监、度支营田使、租庸使、两税使、户口使、转运使等等，还有禄秩、职田以及兵门中的马政等。在字数上，总共470余万字，比《通典》多了283万字。总字数虽不及《通志》，但《通志》中纪传占了很大比重，《文献通考》专考制度，在这方面其成绩远远大于《通志》。
《文献通考》的具体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按时间先后排列。《文献通考》除了排比材料，还有叙述以及考证和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叙事”部分，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马端临说：“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文献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论事”的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对于这一部分，马端临的设计是“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数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辞而未当者，研精罩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能《通考》的“叙事”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
其实其“论事”部分，也很有意思，汇集百家思想，不仅收集前人议论，对当时的同辈学者也积极收集。当然作为史料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其引用的前贤议论及著作，有些现今已经不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作为校勘资料。但是这种就某一专门问题汇集百家看法的编撰方式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等于各门各派，穿越时间和空间，一起跑到你面前讨论争吵辩论，让你有机会兼听各门各派的各种思想各种想法。也让你有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得出自己的想法。如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致堂胡氏（胡寅）、山斋易氏（易祓）、止斋陈氏（陈傅良）、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巽岩李氏（李焘）还有马端临的“先公”马廷鸾都一起来和你讨论。他还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笔记，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
最后是“考”，是马端临自己的看法。由于其综合百家，眼界开阔，往往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部分也非常值得一读。这些见解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更显其价值。
专家点评
马端临治史的方法主要有综合分析法、比较法等。综合分析法是综合诸家认识，层层剖析，追根溯源，既有批驳之论，又有独立的见解。他用综合分析法解决了五服之制与封禅等久悬不决的问题。比较法，是从文献典籍入手比较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或者以历史事件为纲，比较其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征。从比较异同中，发掘历史的底蕴和脉络。在比较中他发现了“官品”与“人品”的区别，将“孝廉”产生、演变、名存实亡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别开生面。通过比较他发现唐宋十六卫虽名称有异，职责则是一致。
马端临治学不信怪力乱神，反对道听途说。因为他敢于破除迷信，包括对鬼神的迷信，包括对前辈学者的迷信，所以在纠谬正误方面能够屡建奇功。在纠谬正误过程中，他围绕主题，由点及面，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清理。对于自己有疑惑的地方，不随便下判断，而是指出可疑点，注明“当考”。
《文献通考》时间断限从远古一直写到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对宋以前的历史做了全面的总结，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太古时期，是指三代以前；第二个时期是夏商周三代；第三个时期是秦汉以后。他还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做了总结，认为，第一、第二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第三时期“无公天下心”，所谓“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虽然这种“公”、“私”分期方法不太妥当，但是这种宏观的观察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显示了其进步性。
对于历史的发展， 马端临认为是受“势” 的支配， “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而“势”又是受“利”的支配。所以他认为像井田制封建制等已经成为过去，要想返回去是很困难的，后世不能幻想靠照搬古代的某种“良法”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当前的社会危机。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赞同变法。对于两税法，他认为是“乱离之后，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他破除了那种理财之臣都是聚敛之臣的偏见。对王安石变法，他虽有批评，但基本还是肯定的。
他极力赞赏汉文帝、隋文帝躬履俭约，轻徭薄赋。而且对隋文帝为完成统一，建新都、平陈、平叛花费大量钱财，毫不吝惜也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隋文帝重视法律，赏信罚必，是暗合孔孟之道的。
马端临编撰《通考》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书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22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道官王寿衍访得此书进呈。此书得以流传。自刊刻以来一直得到好评。元人评价他：“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 “凡于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文献通考》颇多指责也还是肯定它：“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后人对马端临在南宋灭亡后独善其身的做法也有所批评。特别是他为了不触及元宋交兵，而把《文献通考》截断在嘉定五年（1212年），使宋代典章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献通考》问世后，代有续作，形成了一套前后连贯自成系统的《文献通考》系列。
《续文献通考》有两种。
明代王圻所撰。比《文献通考》增加了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门，发展成30 门。共254卷。年代上与《文献通考》相衔接，上起南宋宁宗嘉定，下至明万历初年，辑宋末、辽、金、元、明史事议论，明代部分最为丰富。但因记载议论有关对金和后金（满洲）之事，触犯清的禁忌。《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也不在“十通”之列。
一是清三通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编撰。后经纪昀等校定。体例基本与《文献通考》同，只是从郊社、宗庙两门中分出群社、群庙。合计26门。记载从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对《文献通考》所未详的地方也有所补正。食货部分占到了33卷，比重大大超过了《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的续编。乾隆时官修。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事上起清初，下断于乾隆五十年。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同，分26 门，共300卷。增加了前代所无的八旗田制等。
《清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的续编，近人刘锦藻纂。从1894年开始编，完成于1921年，首尾28年。共400卷。体例在《清文献通考》基础上又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共三十门。年代与《清文献通考》相衔接，包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到清末。其书还记载了很多清末新疆石油史料。
《文献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余谦补修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冯天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都有影印本出版。2011年9月，中华书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点校本。
四库提要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马端临撰。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宰相廷鸾之子也。咸淳中，漕试第一。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端临因留侍养，不与计偕。元初起为柯山书院山长。后终於台州儒学教授。
是书凡《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十五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二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
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田赋》等十九门，皆因《通典》而离析之。
《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广《通典》所未及也。
自序谓“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
中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佚不载。
《职役考》载口算之制，而《汉书》永建四年除三辅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稿诏书不载。
《征榷考》详载盐铁，而《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诸道盐铁转运使奏定盐铁条例不载。又《杂税》载果菜之税。而《汉书》永元六年流民贩卖勿出租税诏不载。
《国用门》载漕运兴废，而《后汉书》建武七年罢护漕都尉，建初三年罢常山诸处河漕不载。其载唐代东都及郑州诸处漕运措置，亦不及《唐会要》之详。历代赈恤，於汉既载本始四年之诏，而略三年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之诏。
《选举考》详载两汉之选举，而《汉书》元封四年诏举茂才异等，始元元年遣廷尉持节行郡国举贤良，永光元年诏举朴质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俱不载。
《学校考》辨先圣、先师之分，而《唐会要》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等为先师之制不载。
至《职官考》则全录杜佑《通典》。五代建置，尤叙述寥寥。核以王溥《五代会要》、孙逢吉《职官分纪》，仅得其十之一二。
《郊祀考》多引经典，而《尚书》之肆类于上帝不载。《逸周书》、《白虎通》、《三辅黄图》所载周明堂之制最详，亦不及徵引。又载历代明堂之制，而梁武帝改作明堂，详於《隋书·礼仪志》者不载。地祇之祭只引《周官》及《礼记·郊特性》，而礼运、祭地、瘗缯，及《考工记》玉人两圭五寸祀地之文不载。汉祀后土之制，只载《汉旧仪》祭地河东，而《汉官仪》北郊坛在城西北诸制不载。又雩祭引《左传》、《周礼》注疏，而《礼记·祭法》雩宗祭水旱也，《尔雅》舞号雩也，皆不载。祭日月，只引《礼记》、《周礼》，而《大戴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及《尚书大传》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东郊，皆不载。於汉制既载宣帝时成山祠日、莱山祠月，而建始时罢此祠，复立於长安城事，又不载。
《社稷门》引各经注疏所论社制，而《周书·作雒篇》建社之制，及蔡邕《独断》所载天子大社之制，皆不载。祀山川亦引经传，而《仪礼·觐礼》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尔雅》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皆不载。又分代详载，而独略北齐天保元年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渎。《宗庙考》载后魏七庙之制，只引《礼志》改七庙之诏，不知兴建沿革详於《孙惠蔚本传》。又唐初建七庙，《新唐书·礼乐志》多略，而不参用《旧唐书·礼仪志》。
《王礼考》载周之朝仪，而不引《周书·王会解》。又详载历代朝仪，而不载《史记·秦本纪》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载汉代朝仪，而不载《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常朝之制。又舆服之载於史志者，必详叙卿士大夫，如汉制二千石车朱两轓之类，所以明差等也，而一概从略。
《乐考》载五代庙乐，不如《五代会要》之详。
《兵考》载晋兵制至悼公四年而止，其后治兵邾南，甲车四千乘不载。载鲁兵制自昭公蒐红始，而成公元年作丘甲，襄公十一年作三军，昭公五年舍中军，俱不载。
《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
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
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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