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1930.1.7—1979.10.22），原名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生长在南京；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读中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时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主动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并在南京市郊和团市委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创作上注重探求与创新，其小说多与现实密切相关，故事性强，对话生动，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成功；其代表作《内奸》（亦为绝笔）被评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人物资料

原名：韩建国

笔名：方之

生卒：（1930.1.7—1979.10.22）

妻子：李艾华

出生地：南京

学历：南京市第一中学

代表作：《内奸》

个人历程

方之（1930.1.7—1979.10.22），中国现代小说家；原名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生长在南京；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读中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时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主动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并在南京市郊和团市委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创作上注重探求与创新，其小说多与现实密切相关，故事性强，对话生动，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成功；代表作《内奸》，被评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抗战期间，在湖南农村避难；抗战结束后，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学习，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此期间开始文学创作。

50年代从事共青团的工作。方之的处女作《乡长买卖》，发表短篇小说《章老师》、《兄弟团圆》、《在泉边》、《曹松山》，中篇小说《浪头与石头》等。

1957年后曾在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7与江苏的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等准备组织“探求者”文学社，提出“干预生活”的主张，后受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但中断创作时间较短，1958年至1959年与叶至诚合作电影剧本《绿洲》。

1962－1965年间又发表短篇小说《岁交春》、《看瓜人》、《出山》等，都是立足于当时实际的颇具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另有一些作品未及发表，在文革中佚失。

“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健沟受损；1978年调回南京市文联，重新开始创作，1979年恢复名誉，发表《内奸》（《北京文学》1979年第3期），引起广泛重视，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1979年10月22日，因患肝癌不幸辞世，他有许多成熟的构思没有形成文字，一些文学构想和创作尚未完成，不朽之作《内奸》成了方之的绝笔。

创作特色

创作上注重探求与创新。其小说多与现实密切相关，故事性强，对话生动，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成功。 方之同志70年代末当他重返文坛后，鲜明地提出了搞“防癌文学”的主张，这是他直面人生深沉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经验的结晶。

这个才华横溢、勇于探求的作家，一生中处于顺境之时甚少，1957年因“探求”受打击后一直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总其一生，能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的时间并不多，所写小说不过几十篇，全部着作加起来不满一百万字，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和火热的心去观察和聆听时代的脉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讴歌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鞭挞丑恶的东西，写“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主要作品

《在泉边》（短篇小说集）1956，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浪头与石头》 （中篇小说）1957，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内奸》（短篇小说）1979，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之作品选》1981，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代表作品

中篇小说《内奸》是方之最著名的代表作品；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杨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国民党反对派及其徒子灰孙，一位清清白白，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等，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

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

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上。

《内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深陷冤狱，有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的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被当作“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时倒没被当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连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回忆，“1978年年底，中央召开了一次共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领导派我到会上去约稿。原先准备找王蒙。因为我很早就读过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他很崇敬。但是他的“右派”问题当时还没有正式改正，但已经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了。他说现在自己手里没稿，向我介绍了方之，说他手里有一篇稿子。

于是找到了方之厚这个稿子，已经被几个地方退过，他这个《内奸》小说分两部分，写的是一个商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怎样帮助共产党，又从和共产党的交往中，受到爱国主义影响和教育。

下篇是上篇中的人物在二十多年后的遭遇。当年的党员领导受到冲击，累及商人被监禁审查。小说以商人为主角，在解放以后就是空前的。

另外，作者把商人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写，有多名共产党员围绕在他周围，甚至有不光彩的党员形象与之相辉映，这样的人物配置，在以前的十七年，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突出”文艺作品中几乎没有。”

章德宁小说拿回来以后马上看了，小说组长赵金九也看了，都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也没担心发出来会有多大麻烦。最后《内奸》在《北京文学》1979年第三期刊出了。

《内奸》刊出以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不断收到赞扬的评论，在第六期的《北京文艺》上还发表了三篇。

在追查《探索者》“首恶”，准备重判的时候，方之积极地把种种“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内奸》三月份发表厚，《探索者》在南京宣布平反。

1979年10月22日，方之因病去世；《北京文艺》编辑部向治丧机构发去了唁电，并向高晓声等人约写悼念文章，从刘绍棠历述方之创作踪迹的文章里。

1980年，《内奸》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由于他已经去世，方之的夫人就来北京替他领奖。

人物轶事

在方之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的时候，却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但是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的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

方之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电报来要巴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受到这种残酷打击的并不只是方之同志一个，而是一代的青年。

“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方之1979年死于肝癌，享年49岁。

方之妻子李艾华回忆：“‘探求者’是他们几个青年人一起讨论的，当时他们很公开地讨论，还去省委宣传部请示，当时找的是艾煊，艾煊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他们自己也觉得没事，后来方之与陆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没有太同意他们，当时空气已经比较紧张，我记得方之从上海回来就跟我说，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意思是我们是小青年。

到受批判时候，我记得《新华日报》头条发的，标题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么》。于是给他们办学习班，我在单位也抬不起头。方之很坦然，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还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后来他去八卦洲劳动了三年。在那里改造，种地，住在农民家里。也写点东西，但写得少。三年后回来，不久又批判他，说方之为什么要写《出山》，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运动，他就是首当其冲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写了《内奸》，评了个全国奖，但领奖时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领的奖。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么程度，来我们家是带着大麻袋来的，书，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有字的，装。如果当时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长时间啊，反正有字的就装。最后我们家一片空白，我记得方之当时说：‘还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可我们家连个字儿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