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

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

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灭佛运动，景教也在废止之列，遭此灭顶之灾的景教基本失迹于中国内地。

简介

聂斯脱里为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被绝罚出教会。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派，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汉地景教的名称为教徒自己所取，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碑林），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取光明辉煌的含义。敦煌遗书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许其传教。

唐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唐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唐天宝四年（745）玄宗下令改称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仅建于长安，地方府州也有。唐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时被禁止。后来衰微，元朝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基督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宗教历史

宗教起源

景教始创人为聂斯脱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一说指他生于叙利亚，他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天主之母理论。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里山大主教济利禄（Cyrillus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击。公元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后，聂氏被革除主教职务，其教派亦被定为异端，最终客死埃及。5世纪末，聂派教徒迁往波斯，曾先后以Chaldea 或亚述教会名义传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六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当聂派传入中国时，以景教命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说英语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聂斯脱里教会归类于东方正统教派（Oriental Orthodoxy，不同于东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虽然在中文里字面意思相同），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会的基督论都和聂斯脱里教派相抵触。

传入东方

5世纪末，聂派信众迁往波斯，曾先后以迦勒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名义宣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6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聂斯脱里教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当聂派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 景教为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说英语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聂斯脱里教会归类于东方正统教派（ Oriental Orthodoxy，不同于东正教的 Eastern Orthodoxy，虽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教派”（包含 Oriental和 Eastern）教会的基督论都和聂斯脱里派相抵触。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现时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自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高宗时，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有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教士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协助中兴大臣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

唐代宗、唐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福音已传至部分海陆大邑，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不属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与祆教及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法难后，趋于式微。这是由于景教的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和贵族的庇护，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法时，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事，据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存余著景教徒。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得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内地和蒙古地区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蛮三部族皆信奉景教，其实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遗民。1278年罗马天主教教宗尼阁三世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并致信忽必烈，请他善待所遣教士，照顾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回罗马时，派人护送。1289年尼阁四世派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率宣教士数人抵达中国。当时景教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的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基督徒（景教与天主教等）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间，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镇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铁瓮门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竖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门外黄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县开沙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荐桥门建样宜忽大剌大普兴寺。其中镇江大兴国寺系舍宅兴建，金山十字寺为占用原有佛寺，。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师扫马（曾奉命出使至欧洲）和出生于大都的畏吾儿裔大公牧首马·雅八阿罗诃三世（担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16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2010月10月5日，东方亚述教会主教Mar Awa Royel与Genard Lazar神父和Allen Youssefi执事由美国抵达香港，探访在沙田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会面后，他们以东方亚述教会的礼仪举行了圣餐。这次的探访可说是数百年来的首次。

再度兴盛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

马尔谷波罗（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

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叶尔羌、伊犁，山东济宁 ，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山东济宁在元代是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作为蒙古贵族弘吉剌氏的家臣，按檀不花家族至少三代先后在济宁路各地为官，留了不少碑刻材料。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列班·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并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达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拓张，景教也在西亚、中亚地区得到一定发展。西亚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也是信徒，并攻打巴格达，处死了当时的伊斯兰教哈里发。

近况

现代中国只有香港还有聂斯脱里教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叙利亚来香港从商的信徒，人数并不多。香港的聂斯脱里教派主教除了负责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时兼顾东亚及南亚地区的所有信众。

宗教特征

基本教义

不承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不用偶像，但保留十字架。不承认罗马教派的炼狱。但崇拜祖先。

反对化体说。

食素，教务人员不吃肉。

教务总管，由选举产生。

1.

不承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2.

不用偶像，但保留十字架。不承认罗马教派的炼狱。但崇拜祖先。

3.

反对化体说。

4.

食素，教务人员不吃肉。

5.

教务总管，由选举产生。

神学争论

引起东方亚述教会的分裂与教士聂斯脱里有关，他就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结合”的神学问题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英语：conjunction；希腊语：sunapheia），指耶稣为“二位二性的结合”（即具人神之性﹚，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而产生对“天主之母”，“神的母亲”等称谓的质疑。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宗主教奚利尔猛烈抨击。431年，以弗所公会议召开后，多个派别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氏被裁定为异端，被革除主教职务，驱逐出教会。四年后，聂氏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逐出国境，最终客死埃及。然而追随者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遂往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宣教。此后，聂斯脱里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重用，盛极一时。498年，聂斯脱里派正式脱离正统教会，更名为“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教会”，以中亚地区为中心进行宣教。

632年，伊斯兰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吞并波斯。在762年前后，聂斯脱里派主教得阿拉伯哈里发信任和保护，遂将聂派根据地从波斯移到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盛极一时。至六世纪末时，聂派流行于康居及突厥等地。

辩诬和解

1539年宗教改革时，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 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里为异端。

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的状况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聂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 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叙利亚教士发现后，它的学说再次重新被神学家广为探讨。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达成解除两派彼此之间的嫌隙。

中国化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的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玛窦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尔谷是摩距辞法王、若望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天主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者。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净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现存唐宋景教之文献

唐宋景教文献，最著称亦最重要者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德宗建中二年(781)，阴历正月初七日，阳历2月4日立。 大秦寺僧景净述。碑文分序、颂二段，俱汉文；碑之正面及两侧附叙利亚文人名及在教职务，亦有附汉名者。明天启三年(1623)或五年，在西安距城五里之崇仁寺侧出土；或云原在盏厘。光绪三十三年(1907)移碑林，今存。

碑额作蟠龙状，中镌马尔他(Malte)十字式。全高二公尺七寸九分。

其次则为敦煌发现之《藏经》：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光绪三十四年伯希和在敦煌鸣沙山石室发现，即今天主教弥撒中所诵《荣福经》(Gloria inexcelsis)，而杂以《谢恩经》(Te Deum laudamus)也。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三八四七号。“三威”即今称“圣三”，言三位一体也。“蒙度”者仰望救赎也。盖经中言“三才”、“三身”，俱指三位一体而言；又所用“蒙”字“度”字，若：“蒙依止”、“蒙圣慈光”、“蒙润”，皆言承蒙或蒙受也；“广度苦界”、“大师能为普救度”，“度”字皆有拯拔之义。 是《三威蒙度赞》即呼求圣三经也。 日人佐伯好郎以“威蒙度”为叙利亚文imuda(浸礼)之音义两译名词，谓系景教徒受洗时所诵朝拜圣三经，但“三”字却费解。 全经分赞文、尊经、按语三部分。摄影见《圣教杂志》四卷七期。

(二)《一神论卷第三》 写本，亦敦煌所出，高八寸五分。 日本富冈谦藏藏。全经分三部分：《喻第二》、《一天论第一》、《世尊布施论第三》。约为贞观十六年(642)译。《一天论》九十四目，六十行，一千零四十五字；《喻第二》，二百十七目，一百四十二行，二千六百二十字；《世尊布施论》二百六十二目，一百八十七行，三千三百六十字。

(三)《序听迷诗所经》一名《移鼠迷诗诃经》，敦煌写本，高八寸七分。 日本高楠顺次郎藏。“移鼠”为耶稣之异译，《一神论》作“翳数”。“迷诗所”或“迷诗诃”，即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之“弥施诃”，《一神论》之“弥诗诃”，《至元辨伪录》卷三作“弥失诃”，谓“迭屑人(即基督教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作“弥尸诃”。今译“默西亚”或“弥赛亚”，义为救世主。 全经分两部分：前部叙述教理，后部为耶稣行实。约成于贞观九年(635)至十二年之间。共十一节，一百六十行，二千八百三十字。 以上二经有景抄本，日本羽田亨校印，并有文考证，载《东洋学报》及《内藤博士还历纪念论丛》。

(四)《志玄安乐经》 敦煌写本，李盛铎藏。《三威蒙度赞·尊经目》收入。原本一百五十九行，自第二行至第十行约残九十余字。经中“返魂宝香”及“宝山”等名词，已见景教碑。似为同时物。

以上四经，或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与《尊经》为二经；又分《喻第二》、《一天论第一》及《世尊布施论第三》为三经；益以其他二经及以往已知之《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前十行，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为汉文景教九种文献，八种经典。

至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及十一月，日本小岛靖君在已故李盛铎氏之遗物中，发现((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知以往学界所传《宣元本经》即《宣元至本经》，盖传写时误落“至”年(民国三十八年)佐伯好郎著((清朝基督教之研究》，为二经作“解说”，附于书末，分二章，名之日(《小岛文书御及《小岛文书B》。 但不幸《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竟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小岛离天津时遗失。但尚存有照片，可资研究。羽田亨亦有专文讨论二经，载《东方学》第一辑。

(五)《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写本，共十八行，一百五十三字。末署“沙外I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则原写人与原所在地已明；又记日：“开元八年五月二日”，当公历720年，早于景教碑者六十年；在景教传入中国后八十六年。 佐伯定为“耶稣显圣容日”(Transfiguration)之赞美诗。《尊经目录》有《通真经》，不知是否为一经。

(六)《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残写本，存最后三十行，四百五十八字(佐伯好郎书15页误作三十余行，22页误作四百三十余字)o 经末日：“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卅I大秦寺。”与《大圣通真归法赞》同出一寺，略早三年。若合以往已知之《宣元本经》十行，一百七十四字，则共得四十行，六百三十二字。

此外有景教画像，为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所发现，人物之胸部及额上均有十字架，现藏不列颠博物院。勒可克则在新疆高昌国遗址发现景教寺壁画残片，吐鲁番附近则发现粟特文及以叙利亚文拼成粟特文之景教经典残叶，为10世纪物。

汉文典籍之有关景教者：史部正史类，如新旧唐书之属；编年类如《通鉴》、《续通鉴》之属；诏令奏议类如《大唐诏令集》之属；地理类如《两京新记》、《长安志》之属；政书类如《通典》、《唐会要》之属；金石类如《石墨镌华》、《金石萃编》之属；子部杂家类如《能改斋漫录》、《西溪丛话》之属；释家类如《僧史略》、《佛门正统》、《佛祖统纪》、《佛祖通载》、《宋高僧传》、《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之属；集部诗类如杜甫《石笱行诗注》、苏轼《游大秦寺诗注》之属；文类如舒元舆《重岩寺碑》、李德裕《贺废毁佛寺德音表》之属。

现存景教文献《尊经》巾称“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以上三十部”。《尊经》①中列出了汉译的35种经典名。分别是：《常明皇乐经》、《宣元思(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天宝藏经》、《多惠圣王经》、《阿思(恩)瞿利容经》、《浑元经》、《通真经》、《宝明经》、《传化经》、《罄遗经》、《原灵经》、《述略经》、《三际经》、《征诘经》、《宁思(恩)经》、《宣义经》、《师利海经》、《宝路法王经》、《删河律经》、《艺利月思经》、《耶宁顿经》、《仪则律经》、《毗遏启经》、《三威赞经》、《牟法王经》、《伊利耶经》、《遏拂林经》、《报信法王经》、《迷施诃自在天地经》、《四门经》、《启真经》、《摩萨吉斯经》、《慈利波经》、《乌沙那经》。

这些经典中的《阿思瞿利容经》可能是2至5世纪流传于叙利亚一带，并被一些古叙利亚抄本作为正式《圣经》内容的福音合参本Diatessamn①，而《宝路法王经》当为《新约》中保罗书信的合编。其他章节则与Vulgate中的内容基本相同。

然而自唐至今，多经战乱变迁，经卷遗失大半，就连记录此事的《尊经》也落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②之手，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目前国内外尚存10部汉译景教文献，分别是：

(1)序听迷诗所经(藏于日本)

(2)志玄安乐经(曾为中国收藏家李盛铎收藏，现下落不明)

(3)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4)尊经(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5)喻第二(藏于日本)

(6)一天论第一(藏于日本)

(7)世尊布施论第三(藏于日本)

(8)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原为日本收藏家收藏，日军撤出中国时遗失)

(9)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现下落不明)

(10)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曾被疑为伪作，但2006年在河南发现其唐代经幢)

这十部景教文献中，《志玄安乐经》、《尊经》、《喻第二》、《一天论第一》、《世尊布施论第三》、《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神学著作，《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为景教敬拜时所唱的赞美诗歌，只有《序听迷诗所经》中含有真正意义上的《圣经》节译。其他文献虽不是《圣经》的译文，但在文中也有众多引用《圣经》之处。

除现存汉语文献外，景教来华时也携带了大量叙利亚语经典及文献。考古学家在新疆及故宫等地均发现了一些叙利亚语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大多为赞美诗，目前尚无叙利亚语《圣经》抄本。但从景教碑记录的内容看来，阿罗本等传教士来华时的确携带了《圣经》以及其他大量基督教文献。虽同为基督教，但景教和天主教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因此景教的《圣经》与天主教《圣经》的内容和章节并不完全相同。据《尊经》中所记载的目录章节来看，景教传教士在进行《圣经》汉译时不仅使用了《圣经》的原本——极可能是当时叙利亚流行的《别西大译本》(Peshitta)——也参考了当时在叙利亚流行的一些福音书的和参本，如《阿思瞿利容经》便可能是当时叙利亚教会的经典《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的译本。

景教碑有“经留二十七部”之语，此与天主教现用《新约》卷数相符，聂斯托利派之《新约》，原为二十二卷，惟亦有一时期作二十七卷。且亦设像，景教碑述贞观诏，所谓“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是也。

景教经典传世者绝鲜，然景教碑有“翻经书殿”、“翻经建寺”诸语，足见译经之盛。《三威蒙度赞》之尊经部分，列经三十五种，目录后有按语日：“谨按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徽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

教会组织

在八世纪末，弟茂德一世主教长在位时，即已奠定中世纪景教跨越亚洲大陆的发展基础。为了使得教会内部的组织更加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传教的工作更有效果，弟茂德一世将主教团和总主教的上层结构重新组合，分别选出负责教会内部的都主教和负责宣教的都主教。

内部都

负责教会内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终听命于主教长。当主教长去世之后，负责主导挑选新主教长的过程。

宣教都

更准确的名称是“对外都主教”，他们负责对外方面的宣教事物，也因为他们位于一个较偏远的地区，在选举主教长时也都无法参加，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受波斯母会的影响。

在当时主要都主教位于雷尔，就是现在的德黑兰，而更早之前，因为弟茂德一世的重组而经由选择产生变为负责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维达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国的途中）。而弟茂德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设立了新的宣教都主教。

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沿着丝绸之路设置了五个都主教处：哈烈、撒马儿汗、喀什格尔、艾马力和位于畏吾儿境内的纳加夫，后者在喀什格尔以北。而最后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在中国的北京蒙右新都设了一所都主教处。而在那时宣教都主教有权力在自己的辖区内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选一个或几个会吏长来协助他，他们通常都是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出。

宣教策略

上层路线

景教初入中华，便与统治阶层发生了密切关系，体会到了获得皇室好感与支持的重要性，将上层路线作为传教的方针，尽心为皇室效力，竭力讨皇帝的欢心，进贡各种奇巧珍玩。这样的依附策略虽有其必要性，但超越一定限度就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一旦失宠于某个皇帝，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其次，该教的圣职人员几乎完全是外来传教士，信徒也以来自西域及中亚的人为主体，如何让中国人理解并接受福音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译经文词句难懂，仅适合士大夫阶层阅读。

信仰先河

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力顺应，进行本色化的努力。

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来华的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玄宗“皇图璀灿，率土高敬”；肃宗“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德合天地，开贷生成”；德宗“武肃四溟，文清万域”。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讽颂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另，该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生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又圣上，并怕父母。”；“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遗址文物

福建泉州出土大批景教文物：

161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泉州发现景教碑。

1940年泉州出土汉文、叙利亚文也里可温碑。1941年泉州出土回纥文景教徒墓碑。

1963年、1946年泉州出土叙利亚文景教墓碑。

1946年泉州出土景教徒墓档垛石。

1948年泉州出土八思巴文景教碑。

1953年泉州出土奉使波斯碑。

1975年泉州出土景教徒拱形墓碑。

1987年泉州出土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温碑。

此外在中国各地也出土不少景教文物：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景教写本《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

洛阳附近出土波斯人阿罗汉墓碑。

扬州出土四块景教徒墓碑。

新疆霍城出土叙利亚文墓碑。

新疆高昌《棕枝主日》景教壁画。

2014年1月9日，龙门石窟研究院对外宣布，在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崖，发现一处唐代“景教”瘗（yì）穴——唐代基督教信徒的“墓地”。

历史背景

经济方面

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使外交使臣、负贩商贾或传道人员能够自西向东来到中国。开辟交通的目的虽有外交、通商和传教的不同，但无疑通商是最为主要的。当时的中外国际贸易是以丝绢为最重要的商品，据记载后汉时，安息(波斯)为了垄断与中国的丝绢贸易，曾一度遮断了大秦(东罗马)与后汉王朝的交通。

至隋唐，中西交通以丝绸之路为主，盛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分别随之东传进入中国。沿东西往来的贸易通路上，多有景教徒聚集的地方，且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一张交通网，与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而这以经济政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交通网，也正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三种宗教的宗教网。

政治方面

波斯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两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亲善关系。当其受伊斯兰教势力侵扰之际，波斯人多来唐避难，且唐初有不少波斯人在朝廷中任高官显宦。

唐代对于外族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及其对西域文明之兼容并蓄的态度，则确是历史事实。由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绝不排外，所以他的声威远及外邦，当时侨居长安、洛阳的西域人人数最多。这使得来华传教者，得以久留中国。唐代的宗教政策也寓于民族政策之中，处理宗教事务的鸿胪寺，实际上无异于外交衙门。唐代因自称与老子是本家，故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同时也继承隋代规模，利用外来的佛教来加强统治；而随各国人来华的各种宗教，都为王朝欢迎。

考古发掘

洛阳首次发现唐代景教徒墓志

2014年5月13日，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的一方墓志日前被专家认定为唐代景教徒墓志。这是洛阳地区首次发现唐代景教徒墓志，为唐代东都洛阳曾是景教传播重要地区增添了重要例证。

该墓志于2010年年底在洛阳东郊出土，长、宽各53厘米，志文楷书，首题“唐故左武卫兵曹参军上骑都尉灵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铭”，墓志主人名叫花献。

墓志显示，花献居住在洛阳修善坊，这一居民区里建有著名的景教大秦寺。

墓志记载，墓主人花献“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内修八景，外备三常，将证无元，永祗万虑”“为法中之柱础，作徒侣之笙簧”。专家认为，墓志中出现的“景尊”“八景”等尊称和术语，在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景教文献中多次出现，是花献为景教教徒的最直接证据。此外，“无元”也是景教文献中常出现的术语。

这些景教术语是入华景教徒在翻译景教经典时借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而形成的，墓志中集中出现这些术语并非偶然，表明了墓志主人对景教理念的追求。

2006年，洛阳隋唐故城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石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后来，龙门石窟西山发现刻有清晰十字架图案的唐代景教瘗穴，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景教墓葬遗迹。

花献墓志进一步印证、补充洛阳景教经幢的相关记载，揭示了唐代洛阳景教的传播情况，证明洛阳是景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墓志为研究唐代中西交通与外来文化传播提供了珍贵史料。

影响

景教就是五世纪由叙利亚人纳斯释领导，并于厄弗所大公会议上被判定为异端的纳斯释主义 (Nestorianism)，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The Luminous Religion of Ta-chin)。根据景教碑，景教一名的来源，实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唐贞观九年(六三五)，「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Alopen) 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之后，公元六三八年唐太宗下诏日：「详其教旨……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零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公元六九八年至七00年间，因为武则天偏袒佛教，压抑其他宗教，景教遭受第一次打击。不过在玄宗时，景教开始进入佳境，公元七三二年有教士名及烈和一个波斯特使团到长安朝贡，十二年后又有一个景教士佶和到长安传教，玄宗还为景教的寺院封号。公元七八一年德宗在位时竖立景教碑。 从武则天以后到公元八四五年间，是景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依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会昌五年(八四五) 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瞍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祓三千余人还俗 ，不杂中华之风。」

景教到了宋代已经衰落了。不过，宋人宋敏求着长安志还记载说：「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一胡僧阿罗斯立。」可见此时景教仍未改名，寺院也未被毁。不过，我们从苏东坡的一首「五郡」诗( 约作于一O六二年) 看来，宋代景教在盩屋的大秦寺已易主。到南宋国宁宗庆元五年(一一九九) 与嘉秦元年(一二O一)间，金杨云翼任陕西东路兵马总管注长安时，曾赴盩屋参谒大秦寺，发现寺院已完全变成废墟了。直到十三世纪元朝兴起后，在边疆地区的景教徒蒙朝廷之助，再度进入中国本土活动，一直到明朝为止。

十七世纪中，利玛窦也曾在中国找到几个景教徒，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除了十字记号外，一无所知。

综观景教在中国，从盛行到衰落，也不过短短四、五百年。我们不禁要问 ，以景教备受唐代几朝皇帝的保护，既为它建寺院，题字甚至立碑以资久远，为什么竟在四、五百年后就销声匿迹，几乎完全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景教依附政治的关系。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它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帝王手上。 固然，依附政冶，是景教衰败的主要原因，但是，景教过份汉化，以至失去它自己宗教的本色，也是它在中国失败的主因之一。我们知道，景教的传教士，不但彻底吸收儒家的思想，更大量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成语，翻译基督宗教的经典。他们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尤其在中国，儒释道合流的风气一向很盛，试看唐太宗的诏书，不正是这种各种宗教合流的观点表露无遗吗？诏日：「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见龚天民着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附录二)景教过度本地化的结果是完全丧失它自己的特色，变成三不像的宗教了，不但不能吸引中国知识份子反而遭到他们的遗弃，这是意料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