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位于江苏东南，地处上海与苏州之间。东北与太仓县相连，西与吴江、吴县交界，北与常熟市毗邻，东南与上海嘉定一青浦县接壤。

概述

总面积921.3平方公里，耕地85.9万亩，水域31.91万亩。属北亚热带南部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15.3℃。

昆山属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西濒阳澄湖，南依淀山湖，境内地势低洼，河港密布。古老的吴淞江、娄江自西向东流经县境腹部，把全县分成昆南滨湖地区、昆中平原地区和昆北低洼圩区三片。沪宁铁路、苏沪公路和锡苏浏公路横贯县境，乡村公路交织如网，水陆交通十分方便。

内容

昆山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古名娄邑，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吴，后属越，继又归楚。吴王曾在这里豢鹿狩猎，故又名鹿城。秦置娄县。南朝梁大同初年（535～536年）始名昆山县。唐天宝十年（751年），分置华亭县，昆山县治由昆山（今松江县小昆山）迁至马鞍山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又分置嘉定县。元代曾升昆山为州，明代复为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置新阳县，与昆山同城分治。民国元年（1912年），昆、新两县并为昆山县。1949年5月13日昆山解放。1984年列为对外开放县。1987年末，有7个县属镇，13个乡，467个行政村，54.87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96人。主要为汉族，另有回、满、彝、蒙古、布依、土家、哈尼族88人。

昆山人民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隋末，就有朱燮领导农民起义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昆山军民抗击围城倭寇，历时45天，大小30余战，终于将入侵的楼寇赶出家园。清初，全县人民奋起反抗清朝统治，杀县72，烧县衙，推王佐才率师起义。后遭清军镇压，起义失败，王佐才不屈而死，全城军民被杀者十之有四。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占领昆山。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大举反扑，在半个多月的昆山保卫战中，守城军民殉难者数以万计。清末，陈墓、巴城、陆家桥、正仪、杨湘径等地，先后发生农民抗粮抗租斗争。辛亥革命前不少昆山籍人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昆山人民举义旗，逐知县，迎来光复。

民国14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党员刘重民来昆宣传反帝爱国，各界民众积极响应。民国15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共党员王芝九来昆开展革命活动，帮助筹建国民党昆山县党部，并建立中共昆山独立支部。民国28年，昆山创建第一支抗日武装—陶一球部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后整编为新四军江抗第三支队第一中队。同年开始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抗日活动遍及城乡。“皖南事变”后，革命武装力量受挫，党政军人员大部北撤，留守党员仍坚持原地斗争。民国32年恢复昆东、昆南抗日武装斗争，并发展了淀山湖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斗争中壮大了地方党组织。抗战胜利后，地下党发动群众，积聚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迎来了昆山的解放。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在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有113名烈士为国捐躯。

昆山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自宋至清有进士476人，其中武科17人。南宋范成大，为当时文坛四大家之一；大学士、文学家卫泾，‘忧国忘家，始终一节”。元有名士顾阿瑛，精于音律诗画，终身不仕。明有卢熊，著有《吴郡广记》、《苏州府志》、《兖州府志》；有航海家费信，随郑和、杨敏四下西洋；有大学士顾鼎臣，疏请改筑昆山县城，免遭倭难；有哲学家魏校，为一代名儒，南都四君子之一；有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为古文运动代表，称唐宋派；有戏曲家顾坚、魏良辅、梁辰鱼，为昆剧的创始人；有苏州反税监斗争领袖葛贤，世称葛将军。明末清初，有杰出思想家、爱国学者顾炎武，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颂于世；有文学家归庄，归有光曾孙，所著散曲《万古愁》，论者比作《离骚》；有著名教育家朱柏庐，著有《治家格言》，历代流传；有画家龚贤，金陵八家居首。清有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同胞三鼎甲，号称“昆山三徐”。清末民初，有南社著名诗人、画家、教育家胡石予，与钱名山、高吹万并称江南三大儒。民国以来，有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的徐祖贻和历任国民党要职的叶楚伧、钱大钧等。著名人士有书法家方还，天文学家朱文鑫，植物学家蒋英，棉花专家俞启葆，农学家于景让，物理学家周同庆，文字改革先驱朱文熊。还有曾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吴保丰，著名音乐教育家丁善德，动画片导演徐景达，评弹艺术家顾宏伯、严雪亭等。科学家、企业家美籍华人王安博士，女钢琴家奥籍华人王纪音都是昆山人。

昆山名胜古迹较多，又是昆剧的发源地。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南宋豪放派词人刘过（龙洲）墓，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墓，杰出思想家、爱国学者顾炎武墓，建于北宋年间的秦峰塔，刻有“太平天国”四字的集善桥（俗称赵家桥）。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0多处。县城西北有风景秀丽的马鞍山，因形而名，山石晶莹似玉，玲珑剔透，故又名玉峰，素有“真山似假山”、“百里平畴，一峰独秀”之誉。山顶有纪念南宋秦国公卫径的文笔峰，山腰有林则徐手书的石刻楹联林迹亭，山阳有重建的南宋诗僧冲邈住所翠微阁，山阴有以清尚书徐乾学遂园旧址重建的梅花墩。马鞍山麓为亭林公园，园内松柏青翠葱笼，山水相映成趣；内有顾炎武纪念馆、顾鼎臣崇功祠等；园内有昆石、琼花、并蒂莲，奇异珍贵，被誉为“玉峰三宝”。

（二）

民国时期昆山经济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8.54亿元，比1949年增长34倍，年递增9.8%；国民生产总值12.45亿元，人均2280元；财政收入1.03亿元，比1950年增长11.56倍。但期间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1949～1957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8年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7.69%，年递增8.19%。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存在着急于求成、工作粗糙、简单划一等错误。

1958～1965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粮食产量连续三年下降。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大跃进”、“共产风”的错误，使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1963～1965年的3年中，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9.13%，年递增11.64%，粮食总产量增长27.85%。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工农业生产仍然出现上升的趋势。10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3.3%，年递增5%。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生产迅速发展，1977～1978年的2年中，工农业产值增长27%，年递增12.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左”的错误，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1979～1987年的9年中，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5.3倍，年递增22.7%。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1. 3%上升到1987年的87.7%。

昆山历来以农为主。建国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加上洪涝灾害频繁，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生产水平很低。特别是昆北低洼地区，“小雨水汪汪，大雨白茫茫”、“种田望天收，十年九年涝”，产量低而不稳。民国37年（1948年），水稻亩产仅159.5公斤、三麦亩产55.1公斤、油菜籽亩产20公斤。建国后，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50年代，以防洪为重点，筑堤浚河建闸；60年代，以增加泄洪排涝为中心，联圩并圩，发展机电排灌事业；70年代，大搞田间配套工程，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80年代，在继续提高抗灾能力的同时，加强管理，综合经营，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到1987年止，全县累计拓浚河道721条，合并联圩160个，修筑防洪圩堤1238公里，建闸670座，建固定排灌站886座，流动电机1240台，合计5.3万马力；先后投工近1亿个劳动日，投入资金6131万元，完成土石方近2亿立方米，使水利条件得到改善，农业旱涝保收。

与此同时，致力消灭血吸虫病，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耕作制度的改革（一熟田改两熟田、籼稻改粳稻、早熟品种改晚粳），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1982年，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模经营，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新的发展。1987年，在耕地面积比建国初减少10万多亩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仍达到42.72万吨，平均每个农村人口生产粮食923公斤。水稻亩产448公斤，为1948年的2.8倍；三麦亩产214公斤，为1948年的3.9倍；油菜籽亩产104公斤，为1948年5.2倍。1949～1987年的39年中，全县农民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70亿公斤，油菜籽4.22亿公斤；年平均售粮1.8亿公斤，油菜籽1110万公斤。

昆山多种经营资源丰富，农民有经营家庭副业的传统习惯。建国前，农户饲养家禽家畜以自食为主，商品率很低。水产品以捕捞为主，上市量很少。建国后，人民政府在抓紧粮油生产的同时，重视发展多种经营。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发展的步子不快。1979年以后，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改变单一生产格局，林牧副渔全面增长。1987年产值1.43亿元，比1949年增长38倍。全年饲养生猪45.37万头，出栏肉猪29.12万头，比1949年增长19.5倍；家禽增长6.4倍。水产由捕捞为主转向以养殖为主，1987年产量1.83万吨，比1949年增长19倍。蟹苗放流增殖，获国家科委技术推广项目成果奖。并开发了河蚌育珠、蘑菇种植等新的副业项目。还有蜂蜜、羽绒等40多种农副产品出口创汇。

历史价值

宋元以后，昆山修志之风更盛。明代修过8部志书，今已佚其五，分别是由殷奎、范能、蒋明、季篪所修的4部《昆山志》和王同祖所修《昆山续志》8卷。现存3部是弘治间顾潜《昆山县志》、嘉靖间方鹏《昆山县志》16卷、万历间周世昌《重修昆山县志》8卷，其中方鹏志是版本和体例最完善的一部县志。

嘉靖《昆山县志》16卷，明杨逢春修，方鹏纂。逢春（1498-1553年）字仁甫，号西渠，福建同安人，嘉靖八年进士，授昆山知县。在任期间聘邑人方鹏主纂县志。方鹏（1470-1540年），字时举，号矫亭。其父方麟，为州之吏目。其弟方凤，字时鸣，明孝宗弘治十一年乡贡举人。乃兄三年后中为乡贡经魁，因此在昆山立有“经元坊”。正德三年（1508年）与弟凤同举进士，累官南京礼部主事、南京刑部员外郎中、吏部郎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因又在昆山立“宫庶坊”，后官南京太常寺正卿。方鹏告老退归后，独坐一斋，专以著述为事，著有《责备余谈》、《续观感录》、《昆山人物志》、《矫亭存稿》等。

该志目录如下：卷一沿革、疆域、城池、风俗、户口、田赋、土贡、土产；卷二官署、学校（祭器附）、坛庙、冢墓、古迹；卷三山、水、乡保、坊巷；卷四市镇、桥井、第宅（亭馆附）、园地、寺观；卷五官守；卷六进士；卷七乡贡、岁贡；卷八荐举、恩典、荫子、监胄；卷九名宦、封爵；卷十～十二人物（名贤、节行、文学、政迹、隐逸、孝友、列女、艺术、游寓）；卷十三杂记；卷十四～十五集文；卷十六集诗。

该志前有一篇自序，甚至没有请主修官作序，显现了明代嘉靖年间特有的简约之风。志书立《凡例》10条，称“于人片善必录，微瑕必掩，有记载而无褒贬焉，然褒贬亦自寓矣。”可谓深谙“述而不论”的道理。卷目之后是5幅地图：昆山县境界之图、昆山县城内之图、马鞍山境之图、昆山县治之图、昆山县儒学之图，后世读者可以从中直观地了解到嘉靖年间昆山县的概貌。

全志重要的正文处有双行小字作注文，以示征信。某些卷目之后还有作者的“谨按”，作进一步说明，如卷四“寺观”目之后云：“谨按：老佛之宫，莫盛于宋，莫滥于元。逮我国朝，殊为落寞。迩者有司屡奉部檄，废毁无额庵院，固崇正黜邪之善政也。若撤其余材以葺公宇，妆其地价以给公费，贫老缁黄处之得所，夫谁不服？若悉归之巨室，为第宅，为冢墓，为园圃，所偿之直十才一二。使实繁有徒，退有后言，则无以服其心矣。”

志书中涉及人物的卷目占8卷，为全志的一半，即从卷五到卷十二；诗文集占3卷，是名副其实的“资料性文献”。对于嘉靖《昆山县志》的评价，《江苏旧方志提要》称：“弘治十年（1497），新立太仓州，割昆山部分地区属之，而《人物》门于‘已划分为太仓州者，悉载不遗’。但列传尚无溢美夸饰之词，于诗文也‘必关风教，系政体，切民事者则录之’，泛泛景物者概不录；持论亦颇严谨，考订也较翔实，文体简洁，差可称为上乘之作。”

嘉靖《昆山县志》的撰著，得力于当时县宰杨逢春，他专委方鹏编次，垂成，杨以奉召去。继之者王廷，请于郡守王肃斋，在嘉靖十七年付梓。此志之修撰，虽由官府发起，实乃方鹏私家之力，和一般官府开局修志不同。因此，此志贯穿着方鹏的修志主张，体现了他在方志学理论上的一些独到见解。

明代不少修志者已具有了志为史体的思想，方鹏更是在《凡例》中明确宣称:“一志固一邑之史”，并将此思想运用到修志实践上，于是就有了涵盖明嘉靖年间以前昆山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昆山县志》传世。这是嘉靖《昆山县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价值所在，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二轮修志仍具有较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