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怪异。古人以为奇装异服会预示天下之变，故称。《尚书大传》卷二：“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

词语释义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骑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宋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二：“ 靖康 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 靖康 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

《清史稿·灾异志三》：“ 道光 十七年， 崇阳 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谓之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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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文人展开汉服胡服之辩 “服妖”和天人感应说 刘复生

“服妖”之说，由来已久。《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说：“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谓：“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亦即所谓奇装异服了。虽然此言谬甚，但却有点“歪理正中”，在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服妖”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表象。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这个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崩溃，私人土地占有制普遍流行及两税法的实施，生产者对国家或具有身分性的豪强地主的依附关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也就是说，严格的等级“身份”已经有了松动。二是宋代民族政权林立，北方先后有辽、夏、金，西南有大理等，南方还有大量的散居民族。各民族人民或政权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使得宋代各民族的交融不断加深。在此两大背境中，人们的衣饰也随之而“变古”，自然难逃“服妖”之责。

沈括说，“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故又叫垂肩冠，议者指为“服妖”。真宗时，“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皇亲与内臣所衣紫，进而色深成黝色。士庶浸相效仿，言者以为“奇邪”之服，然屡禁不上。“（衣饰等）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说明宫中、朝中装束往往对社会的服饰风尚起着重大影响，是流行服饰的一个源起点。“逾制”则称为异服或“服妖”，这便是常人所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

两宋之际，金人大规模南下，世风突变，宋朝廷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服妖”之说尤盛。南宋后期世事多变，“奇装异服”也十分流行。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条说：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被指为“服妖”。陆游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又说：“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

时人以之为“五行”示警，倒应验了大变动时代中的“风俗狂慢”。如《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载：“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行都豪贵竞为小青盖，饰赤油火珠于盖之顶，出都门外，传呼于道。珠者，乘舆服御饰升龙用焉，臣庶以加于小盖，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需遗。时去宣和未远，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近服妖也。……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唐志》琉璃钗钏有流离之兆，亦服妖也，后连年有流徙之厄。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服妖”说本是汉儒据“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说而演生出来的，以此亦知“五行”学说在宋代仍然保持有相当的影响。

南宋淳祐庚戌（公元1250年），史绳祖撰文说：与三代相较，衣裳冠履“乖甚”，古代有冠而无巾，“近代反以巾为礼而戴冠不巾者为非礼”；朝服幞头，“乃后魏狄制、后唐施长脚以别伶优之贱，至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履、有屐而无靴，武灵王之后用靴。北宋末尝变靴为履，高宗时又变履为靴；后魏胡服便于鞍马，遂施裙于衣，为横幅而缀于下，谓之襴，成为“今之公裳”；庆元间“四凶”劾朱熹，“以深衣冠履而为怪服、妖服”。凡此诸条，史氏以为皆“变古”之制。此言大体道出了宋代服饰上的两个变化，即：一是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饰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宋时于较新奇的冠帽、衣裳以至鞋履，不时有“服妖”的指责，正好说明宋代的服饰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肇启了华夏民族服饰的改变之风，但习俗的改变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沈括所提到的北齐（公元550-577年）短命王朝处于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代末期，中原固有的衣冠服饰不断受到北方民族的冲击，以至“变节易度”成为常有的事。

延至宋代，关于“胡服”与汉服之议仍十分激烈。从上可知，“复古”和“变古”之间，往往是交相争替的。不能说所有的“复古”都应该否定，所有的“变古”都值得肯定。强化“服制”和“逾制”之间，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招法。古代也不乏明识之士看到固守前代“服制”是行不通的。元祐二年文彦博等要求“改易衣服制度”时，右谏议大夫梁焘就指出：“古议虽颇有可行之文，然在于人情，实为未便”。

文彦博还说，重建上下有分的“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风俗淳俭，太平立致”。所谓“淳俭”之风，在这里不过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代名词。而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的，其要“复古”，岂可得乎？！对专制禁令的突破正是社会走向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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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服妖”多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会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香港文汇报今日刊文称，这种制度不但为礼教所维护，而且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不敢轻易逾越。然而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尤其是当一个王朝的控制力日渐减弱的时候，人们对服饰求新求异就会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谓之“服妖”，甚至以为是亡国之兆。明清两代就是显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翻蒙元旧制是其要务，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洪武初，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这样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端正风俗的理想。但服饰的单调呆板，毕竟遮蔽了服饰原本具有的审美功能，尤其是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个性化、美学化追求很难被一纸禁令所吓倒。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城市更加繁荣，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也渐入人心，这些都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特别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等级锁链打下了基础。一时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争奇斗艳，而发展到极端，就是“服妖”的出现。曾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其装束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宛如丽人，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不禁感慨万千，改宋诗一首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其实这位官员的慨叹是多余的。“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如果说明代“服妖”的特征是求丽斗艳，其推动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则恰好相反，变成以“寒乞”为时尚，而其推动者则是贵胄子弟。近人李孟符着《春冰室野乘》记载，自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可是其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后来洗了一把脸，又显出“白如冠玉”，原来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贝勒，着的是煤灰涂面的“时世妆”。李孟符向朋友打听，这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身经庚子之乱的李孟符不禁感叹，这种“服妖”实为神州陆沉之预兆。

明清两代“服妖”风尚各异，实质则一，均为人们对服装求新求异心理的一种反映。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衣冠关系人伦风俗，所以要设置种种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谓物极必反，限制得越厉害，反弹得越激烈，“服妖”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服饰的功能看得简单一些，对下民的穿著打扮轻易不去干预，又哪里会有“服妖”的市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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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洪武元年（1368）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深浅的军人、城市游民，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作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蹴鞠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经上报朝廷，这些人均被卸了脚。

朱元璋建国安邦之初，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不同等级的人的服饰，不能混同。无论服饰怪异，还是在街上游戏，均会被治以重罪。南京街头的那一群倒霉蛋，图一时兴致，触犯朝廷大法而被砍了脚，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那些人如果晚生若干年，他们的脚也不至于被卸掉。万历年间，一位闲居乡间名叫李乐的官员，进了一趟城，突然惊奇地发现，满街走动的生员秀才们，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抹红色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用胭脂点缀；身穿红紫一类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艳丽若妇人。 李先生感慨万千写诗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李先生实在是有点大惊小怪，明代的服饰等级制度自创立起就不断有人违例穿戴，到永乐年间更是时有所见，北京出现越礼戴“圆帽匦头”的人。成化以后，服饰式样翻新，不分男女，面料也日渐奢华，官方的服饰禁令已是烂倒至极，人们的穿戴不仅敢于僭礼越分，而且争奇斗艳出现令时人惊骇的现象，以至于被称为“服妖”。

“服妖”的服饰突出的就是一个“奇”字，男女错位，男穿女服，女着男装。富家公子服装“大类女妆，巾式诡异”，妇人衣服却如文官，裙则如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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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在《古今谭概·怪诞部》“异服”条记载：“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日：‘何须此’?大奎日：‘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日：‘盛得一个苍生矣’。今吾苏遍地曹奎矣”。(曹奎的奇装异服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故而杨衍有此一问，而冯梦龙的“今吾苏遍地曹奎矣”一句就点明了当时着奇装异服的人数之多；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把这种奇装异服的行为称为“服妖”：“(张献翼)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带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同时吴中有刘子威，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缡群鹤及獬豸”，“此皆可谓一时服妖”杨慎“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忤”·。杨慎的打扮更为“新潮”，竟然作女性发式，且涂粉插花。这一群体的行为方式不可不谓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