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生于1914年，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

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介绍

在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长大，从小就对文物有着特殊爱好的朱家溍也差点与他现在从事的文物鉴定工作无缘。在读中学时，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他在家还要背诵经史诗文，点读全部《资治通鉴》，学作古文、诗、词。这使他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日后从事的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故宫博物院曾将大批文物迁至西南。1943年，故宫博物院在重庆市区的中央图书馆内举办了一次短期展览。参展的83箱文物，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术展的中国古代名画。当时，朱家溍被借调去当临时工，这使得从十几岁起就随着父亲每日接触金石书画的他十分兴奋，这些卷、轴、册的打开收起对他来说就如生活中其他事物一样熟悉。他一边工作，一边欣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候的享受无法形容"。因为，这是他离开校园后第一次接触自己熟悉的事物。

抗战结束后回到北京，朱家溍正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此，他与故宫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份。走在红墙环绕、宏伟壮丽的宫殿里，他的心情是如此的舒畅。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来故宫，故宫里的990多间房屋他都去过不止一次，边边角角全走到。对生来就钟爱文物字画的朱家溍来说，在故宫工作，他如入宝山，目不暇接。在参加"提集"、"编目"、"陈列"、"库房整理"等工作时，他发现自己未曾见过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要把它们从生疏变成熟悉，需要一生不懈的努力。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繁琐的工作之中。即使在文物鉴定领域已有了很深造诣的今天，他仍然认为"即使再熟悉的事物，只要深入研究，对它的认识肯定还会有变化。何况自己研究的不知道的事物每日层出不穷，也可以说从青年到老年一直是这样。"

着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博物馆编纂图籍出现新气象，允许主编署名，不再只是干巴巴的署上一个单位的名称了。最先出现有朱家溍署名的着述，就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的《国宝》，其内容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众多门类。1983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第一流图书，中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中也常有此书。此后，他还为故宫主编了《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清代后妃首饰》、《历代着录法书目》等。中宣部主持编印的《中国美术全集》60册中，他与人合编的《竹木牙角器》、《漆器》两册，早已有了英文本。《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册中有12册由他主编……

朱家溍学识渊博，研究广泛。在参加编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册）认选文物门类时，他请别人先选，把最后无人认选的《清代武备》、《明清家具》、《清代戏曲服饰》等都承揽了下来。这其中固然有他研究有素、出色当行的，但也有比较冷僻，须下工夫搜集资料才能完成的，耄耋之年的朱家溍仍像年轻时一样，迎难而上，挑战自我，可贵的学者精神可见一斑。

朱家溍识别文物的慧眼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早在1949年春，他在天津海关检查德国侨民数十箱仿古铜器时，就扣留了其中一件珍品“商代大铙”，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9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确认全国各省市呈报的一级文物，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去各省市博物馆和考古所鉴定一级文物，他理所当然地被邀请。这个组中有专看陶瓷的、专看青铜器的、专看玉器的，其余的文物都由他来看。从1992年至1997年，专家组共考察鉴定了全国22个省的全部文物，圆满地完成了全国的馆藏文物定级工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正式组建如此规模的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也是第一次全面鉴定中国博物馆系统的文物。1994年，全国博物馆系统组团到台湾，应邀考察台湾的博物馆，他随团赴台，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应邀讲学多次，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文物界同人的钦佩和赞赏。

作为文物鉴定专家，他珍爱文物，最懂得文物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与兄弟们一起将父亲所收藏的全部文物都陆续捐献给了国家。1953年捐献碑帖700余种、1000多件；1976年将20000多册古籍善本捐献给社科院，将全部的家藏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和文房四宝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1994年又将26件珍贵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其中有最为珍贵的五代时期李澄等人的作品，极具文物价值，提高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水平。

2003年9月29日，朱家溍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藏书目录学

1947年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编纂。古籍版本学、文献目录学造诣颇深。早在青年时代，就曾整理家藏的2万余册古籍善本，按经、史、子、集分部别类排架，每类所列各书，以时代为次，编为《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共8卷。“六唐人斋”系因其父得宋蜀本《六唐人集》并名其藏书室，所以书目便以此为题。这部藏书目录后来连载于《收藏家》杂志。家藏图书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为配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主持了“故宫现存善本书目”的鉴定和编选工作。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者2600种，10万余册，多是海内罕见的明清刻本、孤本、殿本和内府抄本等佳刻精抄。1990年代初，在故宫图书馆主持编纂了《两朝御览图书》，是故宫图书馆的第一批出版物，也是首次以大量彩色图版系统介绍和展示馆藏中具有代表性的明、清皇家精抄佳架的善本图录。分别介绍了明清皇家藏书源流，明清内府精写本，明清内府刻本、套印本、铜木活字摆印本及版画插图，少数民族文种古籍，明清内府书籍各式装帧、装潢和藏书玺印，以及故宫图书馆的历史等。最后撰写有序言，追述故宫藏书和藏书目录的沿革，以毛笔工楷书写，冠于书前。任《故宫珍本丛刊》总主编，这部影印古籍丛刊，确定了1 100余种珍本图书和约1 700种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和档案。

着有《春秋左传礼征》、《碑帖浅说》、《中国古代艺术概述》、《故宫画集》、《故宫所藏善本书目》、《明清时代有关西藏的文物》、《清代戏曲服饰》、《明清帝后宝玺》、《历代着录法书目》、《故宫退食录》、《宋元以来对颜鲁公书法评价》等。

人物故居

朱家溍的故居——板厂胡同34号

板厂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锣鼓巷，长400多米。该胡同在清乾隆时称“板肠胡同”，宣统时称“板厂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交道口南八条”，“文化大革命”中改称“大跃进路二条”，1979年复称“板厂胡同”。

板厂胡同34号，原为炒豆胡同乙23号（今77号）后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僧王府”中所的后院，在胡同西口内南侧，坐南朝北，原有房屋16.5间，建筑面积372.7平方米，房屋均为带廊檐的卷棚式筒瓦房。20世纪50年代初期登记的产权人为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4人。

僧格林沁王府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大门开在东所，为五脊六兽三开间亲王府门；正殿建在中所正院，台阶五层，举架高大，饰有脊兽。中所为“僧王府”的主体建筑。

民国时，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北平地方法院受理公开拍卖“曾王府”。其中，“僧王府”的中所（当时门牌为炒豆胡同23号旁门）计51间房屋，被朱家“以出最高价洋10500元拍买”。1954年朱家将大部分房屋卖给煤炭部，自家只留了16间半房屋的一个院落，即板厂胡同34号。朱家溍饶有兴趣地在院内选了“八景”，即：太平双瑞（上房阶前两棵太平花）、玉芝呈祥（花下多白菌，即俗称狗尿苔）、壶中天地（葫芦棚）、香雪春风（两棵老丁香）、紫云绕径（甬路两侧植紫色牵牛花）、映日金轮（葵花）、槐窗月色、红杏朝晖。朱家溍认为这是“穷开心”。

朱家溍从1934年住进“曾王府”的中所，到2003年辞世，除去抗日战争时期住在四川，在此生活了60多年。所以，朱家溍在忆旧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僧王府”。

朱家溍（1914~2003年），字季黄，祖籍浙江萧山。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3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朱子纪念馆名誉馆长。专着有《春秋左传礼征》、《碑帖浅说》、《历代着录法书目》等，主编《国宝》、《中国美术全集·工艺卷》、《两朝御览图书》等。

朱家溍虽然祖籍浙江，但是，按照“三代入籍”的惯例，他应该是地道的北京人。因为，朱家溍的高祖朱凤标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户部尚书、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居一品。生前在京师有“赐第”（位于台基厂白家栅栏，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今北京医院所在地即朱凤标宅第旧址），死后谥“文端”。

从朱凤标到朱家溍，朱家在北京居住了五代。

朱家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他说：“我深爱北京。回忆从前的印象，无论是居住的‘绿槐荫里、深深庭院’，还是登高远眺的‘城门矗立、甲第连云’，都令人神往。”

朱家溍谈北京有其自身的特点，展示着他的阅历和学识。朱家溍是仕家子弟，生活在鼎食之家，自然见多识广。所以，他谈北京的府第、园林，不仅能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而且，他能讲清个中原委。他谈北京的饮食，能使人领略“八大楼”①的特色，了解“谭家菜”②的由来，体会旧时北京城里英、法、俄、德等西餐的风格，绝不仅限于“豆汁”、“焦圈”、“驴打滚”之类的风味小吃。

朱家溍对京剧也是内行，且能粉墨登场。1962年，九三学社和梅兰芳剧团在全国政协礼堂联合演出，大轴戏是《霸王别姬》，梅葆玖饰虞姬，朱家溍饰项羽。1987年7月9日，恭王府戏楼修缮落成纪念演出，朱家溍以73岁高龄，与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梅花奖得主宋丹菊联袂演出《霸王别姬》，宋丹菊饰虞姬，朱家溍仍饰项羽，风采不减当年。

朱家溍主编《国宝》，他本人何尝不是“国宝”？！有人评价：朱家溍在文物收藏与鉴定方面的造诣堪与张伯驹比肩。仅举一例，可见一斑：

故宫太和殿，正中设须弥座形式的宝座。宝座上设雕龙髹金大椅，这就是皇帝的御座。这把雕龙髹金大椅也曾蒙污含垢，原因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时，为适应他的体形将雕龙髹金大椅撤走，换成了一把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高靠背、矮座面的大椅子，与环境极不协调。后来，换掉袁世凯的座椅，却不知雕龙髹金大椅的下落，找了几个清代制造的龙椅试试，结果都与太和殿的宏伟气派不相称。1959年，朱家溍依据历史照片，终于在一间库房里找到了已经残破的雕龙髹金大椅，经能工巧匠近千个工日的修复，于1964年9月告竣。《朱家溍讲北京》一书的选编者杨良志说：“仅只从这一点上来说，朱家溍先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的贡献堪称‘不朽’矣！”

朱家溍与马衡、启功各有一次“相视一笑”，能使旁观者或会心一笑，或仰天大笑。

其一，1948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已是四面楚歌，行政院致电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故宫博物院所存文物精品空运南京。其时，朱家溍在故宫博物院负责古物馆的工作，他已接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一封信，让他坚守工作岗位，保护文物。朱家溍与古物馆的几位同事相商，大家都希望文物南运不成，他们见马院长不催问，也就尽量拖延文物装箱。北平解放后的一天，朱家溍见到马衡，回忆往事，问道：“是不是本意就不打算空运文物？”马衡微笑着说：“我们彼此会心不远吧！”言毕，二人相视一笑。

其二，一次，朱家溍与启功逛故宫。朱家溍对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启功纠正说：“不，是到‘君’家故宅了。”言毕，二人相视一笑。

朱家溍说：“到君家故宅了”，是因为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

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是因为清代的皇宫是爱新觉罗氏接受明代朱家的旧业。

注：

①八大楼，旧时北京的八个著名饭庄，分别是东兴楼、安福楼、鸿庆楼、新丰楼、泰丰楼、致美楼、鸿兴楼、悦宾楼。

②谭家菜，一种具有家庭风味的官府菜，以广东风味为主，其中海味菜最为著名；因出自清末“榜眼”谭宗浚家，故名“谭家菜”，俗名“榜眼菜”。

京剧情缘

朱家溍先生与京剧

我获识朱老在50年代，谊在师友之间，算来也有40多年了。我和朱老、刘曾复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当时九三学社的同志认为有三个人懂京戏，即朱老和刘老，加上我这妄附骥尾的有名无实的人。社中央每逢遇到有关京戏方面的问题，经常找我们三个人咨询。我从朱老那里学到不少有关京戏方面的知识、学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朱老对京戏，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能亲自粉墨登场。作为一位业余京剧爱好者，朱老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前辈。有人每以“名票”称朱老，朱老却不同意这一称呼：这里有必要稍加解释。

所谓“票友”，并非所有业余戏曲爱好者都可涵盖其中，而是专指参加票房组织的成员。以京戏而论，清末有“遥吟俯唱”票房，民初有“春阳友会”。

前者知名者如陈子方（旦）、王雨田（生）、讷绍先（净）；后者知名者如恩禹之、乔荩臣、陈远亭（以上老生）、林钧甫（旦）等。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票友。至于朱老，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名酷爱京戏的戏众，他并没有加入任何票组织，也不专以演戏为主。

但他由看戏而学戏，由学戏而演戏，都属于业余爱好性质，完全从兴趣出发。不过嗜之既深，则力求钻研深造，从而向专业演员请教，并一招一式地从名师学戏。

朱老是杨小楼的忠实观众，他的武戏是范福泰老先生开蒙，以后又向迟月亭、刘砚芳、侯海林诸位老师学艺。并与杨的外孙刘宗杨经常盘桓，切磋技艺。他的杨派戏就是这样学到手的。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票友"。

其实朱老并不只学和只演杨派武生戏，也揣摩并实践演出余派老生戏。除看杨小楼的戏外，他也是余叔岩和梅兰芳两位大师的忠实观众，他看余、梅两家的演出场次丝毫不比看杨小楼的次数少。他对余派戏和梅派戏同样有研究，且造诣很深。只是他业余演出只演武生和老生戏，不演旦角戏罢了。我看过他的《戏凤》，地道余派。

朱老所擅场的剧目，不仅有京戏，而且有不少昆曲。在过去，一个够水平的京剧演员必须学昆曲做为基本功。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都会不少出昆曲戏，他们演的皮黄戏才显得更有光彩，更有魅力。朱老在这方面甚至比一般中、青年专业演员基础更深厚。这一点，很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朱老自己常说，尽管他有不少舞台实践的经验，但毕竟本人是业余爱好者，基本功不能跟专业演员相比。而我个人则认为，由于朱老见的多，又得到名师传授，他在台上一招一式，毕竟有矩矱可寻。如他演《长坂坡》、《麒麟阁》、《青石山》、《别母乱箭》的身段、工架，都能使人联想到当年杨派大武生的气度与风范。

当然我们观摩朱老的演出，不能要求他在古稀耄耋之年还能像专业青年演员那样高踢腿、低下腰；但从整体上看，朱老有时下一般中、青年专业演员所不及的地方，那就是一举一动的劲头、尺寸和唱工、念白方面发音吐字的讲究。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昆曲和京戏在我国传统戏曲领域中是属于古典艺术范畴的，正如作旧体诗词、写毛笔字、画国画一样。

今人写古诗或写字绘画，可以有新意、新境、新思维方式，但一定不能不讲究传统的格律、韵脚、笔姿和画法，因为旧体诗词、毛笔字和国画，毕竟都属于古典艺术范畴，我们不能背离传统而另起炉灶。

同理，在舞台上演昆曲和京戏也不能完全蔑弃传统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事实上也摆脱不了。我们在现实群体生活中，当然要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但昆曲、京戏并不负担推广普通话和使用标准现代汉语的使命。现在有些演员在演京戏时对于发音吐字呈混乱现象，有的字上口，有的字却用普通话的语音声调，显得很不谐调。

实际上是缺乏严格的规范训练。比如尖团字，我认为演古典戏曲就必须严格分辨。在这一方面，朱老作为文化修养层次很高的业余表演艺术家，当然占绝对优势，因此也正是我们值得学习借鉴的所在。至于朱老示范演出的《青石山》、《连环套》、《湘江会》、《落马湖》等，由于这些杨派传统戏在今日舞台上已不多见，现在通过朱老得以重现于红氍毹上，就显得更可珍贵了。

有人还有一种误解，认为朱老这一辈人墨守成规有余，推陈出新不足。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朱老曾演过《牧羊记·告雁》一出的苏武。这是一出独角戏，在舞台上早已绝迹，朱老把它排练演出，可以说完全自出机杼，一空倚傍。我曾躬玲演出，他在唱念方面竟完全用余派的劲头、风格来表达，当然其艺术效果也深得余派三昧。演出后一到后台，我第一句话就说：“您这出《告雁》大有余派神韵。”

朱老闻之，以“实获我心”四字答之。把余派韵味风格施之于一出久无人演过的陌生剧目，这难道不是创新和发展么？惜乎聆歌者未必人人皆谙此中甘苦耳。据朱老说“告雁”的曲子太多、太长。所以减掉一支改成话白。

朱老是海内有数的几位文物工作者之一，在今日已属“国宝”型人物，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等大型图书，都是很著名的。他能写工楷，善绘山水，爱摄影能写饶有意趣的旧体诗，当然研究表演昆曲和京剧也是他诸般业余爱好的艺术品种之一。

在他每年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为其专业本职工作恪尽职守之外，"行有余力，则以'登台"，为振兴京昆艺术做出应有的奉献。我们在看他演出、聆其雅奏的同时，必须对这位老当益壮的前辈学人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对他演出的杨派武生戏和余派老生戏做出精确恰当的评价。只“就戏论戏”，孤立地看一位八十老翁作业余演出，然后率尔加以评说，非知朱老者也。

参考资料

《朱家溍讲北京》(杨良志选编北京出版社)《京华奇人录》（舒乙主编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谭伊孝编着北京燕山出版社）

《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曾复：从医70年迷戏90载》（作者墨云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