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定仙，作曲家湖北武汉人。1930年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曾任国民党政府陕西省教育厅、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湖北教育学院、重庆音乐院教授。

人物简介

江定仙先生1912年出身于湖北省武汉市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他幼年深受大革命影响。1928年赴上海艺大音乐系、上海美专音乐系学习。1930年考入上海音专，随黄自先生系统学习理论作曲，并随俄籍教授学习钢琴，在作曲与钢琴演奏两个专业都有很深造诣。学习期间创作了许多歌曲，并参加多种演出活动。其钢琴曲《摇篮曲》曾获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创作二等奖。

创作经历

1936年，他创作了歌曲《岁月悠悠》（1993年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为影片《生死同心》创作了主题歌《新中华进行曲》，并为一些话剧配乐。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定仙创作了《打杀汉奸》、《抗战到底》、《为了祖国的缘故》、《碧血》、《国殇》等激励抗战热情的爱国歌曲，以及《呦呦鹿鸣》（合唱）、《浪》、《树》、《小马》等作品。他支持学生研究、编配、演唱民歌，并亲自动手编配了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

1949年，江定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1950年，他所在的国立音乐院并入新成立的中央音乐院，他被聘为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至1984年，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他历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一至四届全国文艺家代表大会，任文联委员，并担任一至四届音协理事、常务理事，多次出国，代表中国音乐界出任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评委，出席匈牙利巴托克、李斯特纪念会、亚洲作曲家大会等。

江定仙是一位深有造诣的作曲家。30年代曾创作《静境》、《浪》、《树》、《小马》等艺术歌曲和《棉花》、《前途》等学生歌曲。1934年，俄国作曲家齐尔品（即A.N.切列普宁）来华征求中国风格的钢琴曲，他以《摇篮曲》获2奖。他早期的电影插曲《新中华进行曲》（电影《生死同心》主题歌） 和《岁月悠悠》以及爱国歌曲《打杀汉奸》、合唱曲《为了祖国的缘故》等，曾广泛流传。40年代后，他为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所写的伴奏，以及建国后所作的独唱曲《民歌九首》、钢琴曲《恩情》、《十送红军主题变奏曲》等，在音乐的民族风格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他的大型作品有交响诗《烟波江上》（又名《武汉随想曲》，1958）、电影音乐《早春二月》（1965）、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的电影片配乐《没有下完的一盘棋》（1982）等。其作品手法洗练，风格质朴、严谨。

江定仙先生广泛接触并研究民间音乐，编配出版了钢琴伴奏的《民歌九首》，创作了《十送红军》钢琴变奏曲、交响诗《烟波江上》，精心为影片《早春二月》创作音乐，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共同为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创作音乐，晚年还创作了题名为《沧桑》的三乐章交响曲。

人物经历

1912年11月10日生于湖北汉口。1920～1927年在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及武汉中学读书。1928～1930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1930年后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黄自学习理论作曲，同时从吕维钿及查哈罗夫学钢琴。1934年秋，任陕西省教育厅音乐编辑。1936年夏返沪，在上海业余实验剧团附设的实验乐团从事指挥、作曲和钢琴演奏。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

江定仙湖北教育学院理论作曲与钢琴教授等职。1940年起，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职期间曾热情支持进步音乐社团“山歌社”开展研究民歌和民族音乐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兼作曲系主任，1961～1983年兼该院副院长。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

教学工作

江定仙先生自1932年开始至九十年代初，60年来从未间断教学工作。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江定仙先生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音乐艺术。

50 多年来，江定仙的主要精力用于音乐教育工作。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善于言简意赅地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经他所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音乐院校、团体。又撰有音乐论文《和声运用上的民族风格问题》、《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诞生 150周年》和《纪念黄自先生》等。

主要作品

作品有钢琴曲《摇篮曲》、交响诗《烟波江上》、交响曲《沧桑》、电影音乐《早春二月》等。有《江定仙歌曲选集》。

个人自传

幼年经历

1912年11月10日，我出生于湖北省汉口市郊区口江家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是同学和挚友。由于家庭以及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我幼年时就在心底埋下了同情革命的种子。我小时在武昌高师附小、附中和武汉中学读书。受音乐老师启蒙，很早就喜欢音乐，尤其爱吹笛子、弹风琴。1928年我到上海正式学习音乐。先在上海艺大音乐系，半年后转入上海美专音乐系。1930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专，随黄自学习理论作曲，随吕维钿、查哈罗夫学习钢琴，直到1934年。6 年的学习，特别是最后4年，使我在音乐理论、作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正确的基础。

拜师学艺

回想我学钢琴先后经历的六位老师，当然是以上海音专的吕维钿、查哈罗夫二位时间最长（ 各二年），得益最多。另外两位时间虽短，但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未忘：一位是美专的冷韵琴，她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意大利钢琴家帕器的学生。是她首先教我弹巴赫的作品；另一位叫乌尔曼，他是德国犹太人。我私人跟他学琴，他首先教我弹肖邦的音乐。进上海音专以后，先在吕维钿班，她很重视基本功，弹过多种练习曲。乌尔曼是德国学派，而吕维钿是俄罗斯学派，所以在她那里上课在方法上首先要经过一段调整的过程，虽然我在乌尔曼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吕维钿除了要求基本功外，更重要的是她给我们弹德彪西的音乐，这使当时的我从古典派、浪漫派的音乐学习步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印象派音乐的学习。

两年以后，我请求换到查哈罗夫班上继续深造，得到了教务主任黄自和查老头以及原教师的同意。这种经过一定的手续并征得双方教师的认可，根据学生的条件和愿望改换老师的办法是很可取的，我感到很满意。查老头原是列宁格勒音乐院的教授，是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钢琴家。在他班上学习时除弹古典（广义的）名作以外，还弹过一些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我记得当我学肖邦的玛祖卡时，他纠正了我的错误，他说这种波兰民间风格的舞曲重拍不在第一拍，而在后两拍。他站起来用脚踢?着示范给我看，这真使我终生受益。查哈罗夫的钢琴伴奏也弹得很好，我是学作曲主科的。他看我对音乐的理解比较深刻，视谱也快，曾指导、培养我弹伴奏（其实是合奏），扩大了我的音乐视野，熟悉了乐器的性能。在他的指导下，我和张贞黻合奏过大提琴独奏曲，和戴粹伦合奏过小提琴协奏曲。这位老师外表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内心还是不错的。1987年音专60周年校庆时，他的学生丁善德、巫一舟与我在他住过的公寓楼外弄堂口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留念。

我的理论作曲完全受益于黄自老师。我跟他学过和声学、高级和声、和声分析、键盘和声、单对位法、复对位法、赋格、曲体学、曲体分析、乐器法、配器法等课程。他当时年轻，有才华，有理想。他讲的音乐史、音乐欣赏这两门课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他把在美国所学到的一套正规音乐知识，生动地、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同学们都很尊重他。

黄自的声乐作品《九·一八》、《花非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它们曲调简明，意味深厚。这种深入浅出的风格，是艺术成熟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借古喻今的清唱剧《长恨歌》在音专初演时，我和同学们都深受启发。特别是其中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和《山在虚无缥缈间》两段，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风格创作成功的尝试，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范例。可惜他去世太早。1988年5月是他逝世50 周年。作为纪念，北京、上海都组织演奏了他的作品。1958年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刊登在当年《人民音乐》的第4期上。在这里我再次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以哀悼之情！

1933年，商务印书馆约请黄自领头编一部《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1935年出版）。其中包括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和歌曲创作四大部分，共六册，是一部对中学生进行全面基本音乐教育的理想的、有水平的好教材。在黄师的指导下，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了这个工作，主要是创作歌曲。这本教科书选用了我的《挂挂红灯》（刘大白诗）、《棉花》（古诗）、《前途》（廖辅叔诗）、《春光好》（刘雪庵诗）、《何处望神州》（辛弃疾词）等歌曲。这对当时我这个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舞。黄自有计划、有选择、严肃认真地进行的这项工作，是带领我们这些学生进入社会的起步。

早期作品风格

在学习期间，我最早的作品是艺术歌曲《恋歌》与《静境》（刊于《音乐杂志》第1、第3 期，1934年）等，这些早期作品在风格上受到了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的影响。1934年，俄国作曲家齐尔品在上海委托萧友梅校长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得了头奖，得奖金100元。我写的《摇篮曲》（后于1951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获二等奖，得奖金25元。这次征集活动提醒了我们要重视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问题。

无论是练钢琴、弹伴奏或聆听乐队排练，我都有心地从作曲的角度，切身地去感受作曲家创作的本意，思路的来龙去脉，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修养与创作水平。注意熟悉每一种乐器的性能与表现手段，因为这是写作钢琴曲或掌握配器法、写作乐队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当时上海的音乐生活比较活跃，连年有世界著名的演奏、演唱家来中国演出。我从不放过这些难得的学习机会，并探究名家的演奏，洞悉名曲的奥妙，寻求着自己的音乐道路。我每天勤奋学习，白天练琴七八个小时，晚上做作曲理论习题直至深夜，不看电影，杜谢社交，每日以步代车，增强体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音乐上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最近上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整理黄自的书籍时，发现有我的一篇论文《论奏鸣曲式》的手稿夹在书中。那是我做学生时交给老师的卷子，并没有留底稿。回想起来，我的学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作为回忆，1985年我应全国政协文史组的邀约，写的一篇《学习音乐的经过》，登在《艺术的召唤》一书中，那里面有较详细的叙述。

陕西省教育厅工作

由萧友梅校长介绍，1934年秋我到陕西省教育厅工作。厅长原是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学员，是萧友梅的学生。他提倡乐教，请求萧校长支援。我在教育厅任编辑，编过一些中、小学教材。有一段时期，我在工作之余到省立高级中学兼任音乐教员。在教学中，我将《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中的乐理、音乐欣赏的内容介绍给学生，他们听了很感兴趣。我教他们唱《九·一八》、《我是新中国的主人》等新歌曲，弹钢琴作伴奏，他们非常高兴。当时我虽身在西北，心却仍在上海。终于在1936年夏又回到上海音专复学。除了随黄自老师学习作曲外，还搞一些创作。经同学贺绿汀介绍，为影片《生死同心》谱写了主题歌《新中华进行曲》（贺绿汀词）。还写了《岁月悠悠》（黄嘉谟词）。

组织业余爱好者乐队

1936年冬，以上音的同学为主组织了一个业余爱好者乐队。由黄自任团长，吴伯超任指挥，在谭小麟家排练，曾经公开演出过。因乐队没有竖琴，我以钢琴代替参加排练。可惜因为经费的缘故，乐队中途夭折了。

合作成立小乐队

1937年初夏，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与音乐界合作成立小乐队，现场配音以加强戏剧的表现力。小乐队由贺绿汀领头，音专同学为骨干（只有钢琴、弦乐和长笛几种乐器），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选西洋古典名曲片段配乐）、《武则天》（贺绿汀编曲）、《太平天国》（没有用音乐）、《原野》（江定仙编曲）四部话剧。我在小乐队里弹钢琴，演出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 “八·一三”沪战爆发，演出才被迫停止。

写群众歌曲

抗战开始，上海人民情绪高昂，同时对破坏抗战的汉奸则痛恨之至。我用胡然作词的《打杀汉奸》（刊《音乐教育》5卷8期）、《焦土抗战》（刊《战歌》1卷2期）两首词写了两首群众歌曲，开始时在上海流传，后逐渐传入内地（其中《焦土抗战》一曲自长沙大火以后，歌名改为《抗战到底》）。我还用田间的长诗《为了祖国的缘故》写了一首合唱曲（刊《乐风》创刊号，1940年1月）。后来上海呆不住了，我便辗转到内地--汉口、重庆。直到1939年后，我在重庆的生活才初步得到稳定--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当编辑。同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杨仲子、李抱忱、应尚能、陈田鹤、缪天瑞等人。在音教会期间，我写了《国殇》、《碧血》（刊《乐风》3卷1期，1943年1月）和合唱曲《呦呦鹿鸣》（刊《乐风》第17期，1944年 4月）。《国殇》由卢前作词，是一首悲壮的独唱曲（刊《青年音乐》1卷4期，1942年6月）。教育部在音教会的基础上1940年筹办了国立音乐院，院址设在重庆市西北100华里外的青木关。校长因在国外未到任，由顾毓代理。实际上学校的工作统由秘书胡彦久负责。

音乐院教钢琴

朱咏葵、王宗虞从音教会调到教务处主持工作。当时学校校舍简陋，学生不多，设备很差。音乐院初创时我在那里教钢琴。我当时住在重庆市内，每星期去上一次课。我另接受了喻宜萱同志的邀约，1941年到恩施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不到一年，我又回到国立音乐院担任作曲理论教授。这次我重返青木关时，经过一次风潮，学校形势已趋稳定，由吴伯超担任院长，陈田鹤任教务主任，黄友葵、易开基、储师竹、章彦和我分别担任声乐、钢琴、民乐、管弦乐、理论作曲五个组的主任。这时新盖了些课堂和练琴室，修了“友梅路”和“黄自村”。老师和同学都有所增加。还创设了幼年班。至此学校初具规模。我对作曲组同学的态度是民主的、开明的。他们思想活跃，组织了“山歌社”，研习民间音乐。我以俄罗斯民族乐派的观点支持他们的活动。

战时最苦恼的是设备困难，尤其是钢琴。幸喜我离开上海进入内地时，父亲要我带了一架友人寄存的折叠式小风琴，此时我正好利用它为学生修改作业。提起这架四组的小风琴，它还有一段光荣历史。它是一位老革命家戚元德1932年进苏区以前在上海存在我家的珍贵物品。我们一直妥为保存，直到武汉解放才物归原主。在青木关期间，我在重庆举行过声乐作品音乐会。还同章彦、程静子合作举行过音乐会。章彦拉布鲁赫的小提琴奏鸣曲，程静子唱一些法国艺术歌曲和我写的《浪》、《树》、《小马》（都是选的艾青的诗）等歌曲，我为他们弹伴奏。

大半年内几度迁移

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在近大半年内几度迁移，青木关--重庆--常州，直到南京古林寺新校舍建成才开学上课。在南京，作曲组添了两位生力军--丁善德与弗兰克尔。弗兰克 尔是法国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流落在上海，是一位有修养的音乐家。他们每星期从上海来一次，指导个别同学的毕业作品。我们合作得很好。这期间伍正廉开独唱音乐会，邀我弹伴奏。会上唱了我改编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独唱音乐会弹伴奏

1948年春，喻宜萱约我为她在南京举行的独唱音乐会弹伴奏。她除了唱西洋名曲以外，还唱了一首赵元任的新歌《老天爷》。凡是约我弹伴奏的，我总是希望音乐会上能有点新作品。这是存在我心中没有宣布的原则。

参加刘伯承将军宴请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不久，市长柯庆施聘请我参加市人代会，还参加了刘伯承将军的宴请，我感到很光荣。刘伯承将军当时身着朴素的解放军服，戴黑色眼镜，谈话简洁，有一种内在的英雄气质。我向他询问了父辈的友人董老、吴德峰的情况。不久，北京方面邀我去参加文代会，会上看到许多多年不见的音乐界老朋友。

向北方迁移

1950年，南京国立音乐院合并于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因此我们又要向北方迁移。因为校舍的缘故，先定在天津大王庄办学（1958年才搬到北京）。我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作曲系还先后聘来了三位苏联专家：阿拉波夫、古诺夫和阿尔扎玛诺夫，他们各任教了一年。在天津时，学校常组织一些民歌手来校表演，这开阔了我的音乐视野。作为学习心得，我改编出版了《民歌九首》（音乐出版社，1955年，附钢琴伴奏谱）。当时音乐界对和声民族化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提出：“中国和声”的说法。我写了一篇名为《学习和声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人民音乐》1954年第2期上。我认为和声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音乐语言，只有结合创作在运用上才发生民族特色问题，因此不赞成“中国和声”、“美国和声”这种提法。一首乐曲的民族风格，不单表现在外表，更重要的是它的音乐内涵。

有一年，作曲系师生到内蒙古参观实习，我看到钢城包头市新的建设、新的工厂及遍插街头随风飘荡的红旗，感觉到处处是种新的气象。我写的合唱曲《在新建设的城市里》轻快的节奏，正是那飘荡着的红旗和着我心脏的跳动。

少年时代生活

1959年10月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自从1958年从天津搬到北京以后，我就想写点东西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我觉得庆贺欢乐的节日固然重要，回顾历史，思念先烈更能深刻地体现今天之得来不易。我决定以1926年、1927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热潮和大革命失败以后对革命烈士的悼念心情为生活素材，写一首少年时代生活回忆的交响诗。此曲原名《悲壮的一页》，后受林路同志的启发，他用崔灏的《黄鹤楼》改填了一首词，最后一句是 “烟波江上何人愁”，正与我写的交响诗大江滚滚向东流去，在充满希望的钟声中结束全曲的尾声用意相合，因此，我将此曲改名《烟波江上》。全曲感情深厚，我写它时，少年时代的经历好像就在眼前（此曲音乐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总谱，中国唱片社灌有唱片）。

写影片音乐

1961～1983年我曾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1965年应北影厂汪洋同志约请， 写了影片《早春二月》的全部音乐。我是重温了柔石的小说《二月》，仔细研究了导演给我的电影脚本，估计了自己的条件才决定答应的。故事描述的是在20年代末，一位青年教师从徘徊走向革命的故事。电影的戏剧性虽然不那么强烈，但仍不失为一部好戏。我对音乐从头到尾都作了精心地布局。对人物内心活动，景物的描绘也作了适当地安排。音乐结构同电影情节的发展密切配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电影中萧涧秋的钢琴是朱工一弹的，陶岚的一段是周广仁弹的，乐队是韩中杰指挥的中央乐团小乐队。正是这些第一流演奏家的全力帮助，才使得这部电影的音乐更加出色。

担任评委

“文化大革命”前，我到过一次波兰，参加联欢节，担任评委。还到过一次匈牙利，参加李斯特-巴托克纪念会。拜见了匈牙利老音乐家柯达依先生。“十年动乱”过去以后，我曾到香港参加了亚洲作曲家大会。曾到新疆、成都、昆明、太原等地讲学。两次到武汉参加和声学学术会议，介绍了我的《烟波江上》交响诗和《钢琴曲三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2年为了写中日合拍的《没有下完的一盘棋》的电影音乐（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我两次东渡日本，接触了日本音乐界的朋友，特别是由高桥冽子任所长的JML研究所。为纪念JML 研究所成立15周年，去年11月在东京OAG厅举办了“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演奏了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我的《钢琴曲三首》。这是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活动。

在专业作曲教育上，我历来强调基础的重要性。认为，基础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可能名噪一时，但其作品终究要被历史遗忘。要在学校期间重视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课程的基本功训练，多做练习，以求精深。其他音乐史论课程亦很重要。对于一位优秀的作曲家，除了精通他的本专业技术与理论外，最要紧的，便是学好钢琴。

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我主张“因材施教”。在指导创作时，引导学生多看多听一些东西，使其得到心灵上的启发，创作便顺理成章。在理论上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与形象性而避免陷入纯技术。在教学中始终把课堂作为与同学互相探讨学问的园地，彼此融洽平等，使学生有自我追求某种东西的要求。

1982年11月我年满70岁，是我担任教学工作50周年（我自1932年在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半工半读教钢琴起，一直没有中断教学，直到1982年）。作曲系同事们在音乐院大礼堂为我组织了纪念音乐会，演奏了我的独唱曲、合唱曲、钢琴曲和交响诗《烟波江上》等。 80年代我写了一部题名《沧桑》的三乐章交响曲。还写了一首独唱曲《大庆之歌》和一首通俗的合唱曲《纪念周总理》。

83岁的李霁野老怀着高度的热情写了一首名叫《心爱的祖国》的诗交给我，希望我能谱曲。我于11月完成这个工作，写成了一首通俗的可以独唱、合唱也可齐唱的群众歌曲，用钢琴伴奏。群众歌曲这种体裁，在我国有优秀的传统，应该发扬。健康、优美的群众歌曲，可以鼓舞人们建设四化的热情，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我认为应该多多提倡。特别是专业音乐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