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即“官商，通俗来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同时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即为“官商”。后来，“红顶商人”被用来指称在官场和商场两面得意者。在当代，“红顶商人”一词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

此说法来源于清代官帽的特有款式，典型代表人物是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同名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亦是根据胡雪岩人生经历拍摄而成。

简介

“红顶商人”通俗点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同时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亦即“官商”。

后来“红顶商人”被用来指称在官场和商场两面得意者；其称谓来自于清朝，因为清朝官员的朝官的帽顶一般是红色的圆锥样。

在当代，“红顶商人”一词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

清朝同治年间，具有官员身份的杭州商人胡雪岩，因办理太平天国战乱后的杭州善后工作，并多次帮助左宗棠采购军火有功，官阶升迁至从二品的布政使。由于布政使顶戴饰有镂空珊瑚，俗称“红顶子”，尔后只要居高官之位的商人，都称红顶商人，如云南王炽。

源于

出处红顶商人是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墉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历史人物

王炽

王炽（1836～1903），字兴斋，男，汉族，弥勒县虹溪人。 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王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 王炽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王炽“幼而颖异”，但由于父兄早逝，家计甚窘，少年的王炽不得不放弃读书，拿着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出门学做生意。他从家乡弥勒虹溪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及至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清同治初，王炽避祸重庆。见重庆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宜在此设庄贸易，于是，租得临街房屋一间，正式挂出“天顺祥”商号。王炽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炽死后归葬故里，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园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胡雪岩胡雪岩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即胡雪岩）就是红顶商人中典型的一个。胡光墉因捐输和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传奇并没有多少神秘，说穿了不过是“寻租”二字。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报效军中”。 此类“寻租租金”最终为他赢得了多大的实际利润? 左宗棠新疆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依据来自洋人的材料，对挖国家墙角的胡雪岩直斥为“奸商”: “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时胡为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资财，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因资助收复新疆有功，左宗棠亲自向朝廷保荐胡雪岩，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故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然而，胡雪岩显赫一时，但结局并不那么美妙。左宗棠的死对头李鸿章对胡雪岩很不喜欢。得到李鸿章支持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怀对胡雪岩大肆倾轧，设计谋挤兑搞垮胡雪岩的钱庄，又使他的生丝生意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被查抄革职，失去了红顶，很快忧愤而死。盛宣怀盛宣怀相较胡雪岩，盛宣怀的事业办得更加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获实授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被喻为“一只手捞十六颗明珠”。其可圈可点的业绩有: 有感于“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建立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1879年成立中国第一个电报局；1896 年接办汉阳铁厂；1897 年策划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通商银行；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1911 年，策划“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保路风潮，终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先遭清廷“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遭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抄没家产，一生写尽中国近世商人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的无奈。1886年底， 盛宣怀在给李鸿章所上的禀帖中，向李鸿章明确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如此，“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他认为，“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盛宣怀是有志于当一个商人的，他认为即使官做到督抚，姓名得以流传后世者也没有几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存在方式“红顶商人”的上任有着两种方式：官员兼任企业领导，企业家挂上“干部”名片。 危害其一：“红顶商人”混淆政治与经济的界线专家分析，“红顶商人”的存在与人性冲动紧密相关，人性有财富的冲动，也有权力的冲动。当商人有了钱之后，他的财富冲动必然减少，而对权力的冲动必然增加。而所谓“红顶商人”，其实就是权力和财富冲动的结合。其二：“红顶商人”违反了法治原则和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官员同时在企业兼职，集权力与财力于一身，在国外会被看作是垄断、是不正当竞争。这属于法律范畴。这部分法律在中国还存在相当的空白。其三：“红顶商人”是对市场经济的极大破坏“红顶商人”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抑制平等自由竞争。它意味着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必然造成企业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其他企业无论在政策资源、资本资源、服务资源甚至在司法资源的占有上都无法与“红顶”企业相提并论。其四：“红顶商人”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党政干部热衷于企业兼职，并不是工作需要，而是个人需要。凡有兼职，必有好处。捞取好处，必然腐败。其五：“红顶商人”“官商一体”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红顶商人”们凭借权力，凭借信息的不对称，凭借“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粗暴干预，的确能很快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利益。其六：“红顶商人”破坏当地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红顶商人”现象让权力冠冕堂皇地进入市场，破坏当地市场经济秩序，并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一危害已经显现。其七：“红顶商人”公然违背党纪国策。其八：“红顶商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中国加入WTO后，政府的职能和作用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要由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由任性政府转变为诚信政府；由神秘政府转变为公开政府；由利益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由人治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个别领导干部“商人化”和个别企业负责人“红顶化”，必然使权力更多地干预经济，让人们重新看到“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党政形象，直接动摇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清理《红顶商人》的历史小说被商界奉为经商圣经。另一类“红顶”或者“灰顶”商人应运而生，有的党政干部在金融机构、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公司担任“掌门人”，一手端着体制的饭碗，一手享着企业的福利，成为左右逢源的“两栖人”。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各地掀起集中规范清理行动。2014年9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