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现代又称热武器或热兵器，指一种利用推进燃料快速燃烧后产生的高压气体推进发射物的射击武器。传统的推进燃料为黑火药或无烟炸药。

由于与不使用火药的冷兵器相对，火器也称作热兵器。枪和炮有时亦作为火器的同义词，但火器一词应用范围更广。

起源

火药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爆炸物，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而且被认为是对人类历史所起作用最大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曾指出：“《武经总要》中，记载着三种关于火药的配方，它们是所有文明国家中最古老的配方。”他还指出：“我们现在则认为，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就首先用硝(硝酸钾)、硫黄和碳源之一如木炭制成了这种独特的混合物。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在约公元1600年左右曾说过，在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中，火药的发明对于人类历史所起的影响最大，尽管他本人始终不知道这三者都起源在中国。

火药起源在中国古代的炼丹术，三种主要成分硝石、硫磺以及硫磺中的钾化物，都是炼丹术中常用的药物。秦汉时期，封建帝王为祈求长生不老，崇信方士，寻求不老之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这期间最热衷者。在他们的提倡下，炼制所谓长生不老之药的方术——炼丹术日渐发展，后经两晋南北朝至唐代，炼丹家的活动不停。虽然成仙的幻想终成泡影，但在实验化学方面却作出了一定贡献。如南朝时的陶弘景已总结出以火焰实验法来鉴别硝石(硝石，硝酸钾)与芒硝(硫酸钠)，方法已近似近代分析化学所用以鉴别钾盐和钠盐的火焰实验法。后来，又有了使硫黄“伏火”，以摸索各种药物成分而掌握火药配方的试验。这种约始于唐代的试验在进行时如稍有不慎，便可引起爆炸乃至丹房失火等事故，因为这些药料配合起来易点火，能猛烈燃烧并发生爆炸，所以被人们称作“火药”。

将火药用在武器制造并投入实战，在我国约开始在唐代末年。唐哀宗天祐四年(907)。郑璠攻打豫章城(今江西南昌)时，曾利用“发机飞火”烧毁这个城的龙沙门。这一次战例一般被认为是火药武器出现的最早战例。宋太祖开宝八年(975）灭南唐时，使用过用弓弩发射的火箭和用炮(发石机)抛射的火炮，正是因为改用装有火药的弹丸来代替石头，于是“炮”字原来从“石”才改为从“火”了。这之后不断有关于制造火药兵器的记录，然而具有最完备系统的，还是《武经总要》中关于火药和火器制造的记载。

《武经总要》中记载了被李约瑟博士称之为“最古老的配方”的三种火药兵器配方。包括：一、火炮火药法；二、毒药烟球火药法，三、蒺藜火球火药法。其中第二种“毒药烟球”，就是本节开始时描述的以炮发射的毒烟火器，其配方是：“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鸟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敷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按，指毒药烟球与烟球)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一般认为， 火药出现于中国唐代。北宋《武经总要》第一次提到“ 火药”一词。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火药学是因为注重应用而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宋元，火药两大理论两个出现在明朝（君臣佐使、阴阳乾坤幻出神物），但缺乏系统的化学知识。在火药的配制工艺上，明代的《西法神机》与《火攻掣要》记载的火药配制技艺同欧洲17世纪的火药配制技艺十分相近，从中国火药配比与英国相差无几，但火药质量不佳有泥沙。

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在公元9世纪被发明后，有被用在放烟火和战争武器的用途。中国发明的枪在12世纪传至亚洲其他地区，在13世纪传入欧洲。

宋代

爆裂物被广泛运用于水战与守城上，是利用弓弩、抛石机或人力投掷。宋朝与金朝的骑兵会在枪头装设喷火器－为火枪。出现最原始的管型射击火器－突火枪（竹制）。

北宋初期的战场上，一群战士齐力牵动了大炮的拽索，炮梢猛地翻转过来，皮窝中的炮弹砰然弹出，直射敌方军阵。但这时抛射出去的并不是以往使用的沉重的石弹丸，而是一个用纸和麻皮裹成的圆球，外表还涂有沥青和黄蜡，此球落入敌方阵地，只听轰然一声巨响，随后一道火光腾空而起，并喷发出一股呛人的烟雾。被巨响和火光惊呆的敌人惊魂未定，又受到有毒烟雾的袭击，不少人口鼻流血，昏倒在地，其余的人就分散奔逃，发生了混乱

这种新出现的炮弹便是我国早期火药武器的一种，名叫“毒药烟球”，《武经总要》中记载了它的名称和性能。同时还记载了当时军队中装备的其他火药兵器，并且开列了火药的三种配方，这就明确地证明，早在公元1044年以前，我国北宋军队就已经装备有多种早期的火药兵器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以火药爆炸的杀伤力而起主要作用的火器(火药兵器)走上了战争的舞台。

北宋时已懂得在火药三种主要成分的基础上，为达到不同的军事目的而增减配方中的其他成分，制作出作用不同的火药兵器。“毒药烟球”，爆炸后球内毒剂发烟起毒气弹的作用，蒺藜火球是利用爆炸的强大推力，把球内的铁蒺藜撒放开来，借以杀伤敌人；火炮火药法主要是爆炸后起燃烧作用。

总起来看，北宋初期虽已掌握了火药的生产技术，生产了性质不同的火药兵器，但仍属火器制造的初级阶段；现代枪械雏形的管形火器还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以火药用于兵器制造，实在是兵器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冷兵器时代过渡为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火药武器登上战争舞台，预示着将导致军事史上的一系列变革，终将使战争的面貌彻底改观。

元代

将突火枪改为金属铸造成为－火铳，因可由金属铸造而统一了规格，威力大幅提升。

火铳的出现

南宋后期，由于火药的性能已有很大提高，人们可在大竹筒内以火药为能源发射弹丸，并掌握了铜铁管铸造技术，所以使元朝具备了制造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技术基础，中国火药兵器便在此时实现了新的革新和发展，出现了具有现代枪械意义雏形的新式兵器——火铳。

制作和原理

火铳的制作和应用原理，是将火药装填在管形金属器具内，利用火药点燃后产生的气体爆炸力射击弹丸。它具有比以往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杀伤力，实际上正是后代枪械的最初形态。中国的火铳创制于元代，元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先后获得了金和南宋有关火药兵器的工艺技术，立国后即集中各地工匠到元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兵器，特别是改进了管形火器的结构和性能，使之成为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且更便于携带使用的新式火器，即火铳。

起源

目前还存在并已知纪年最早的元代火铳，是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元至顺三年(公元一三三二年)铜铳。铳体粗短，重6.94千克。前为铳管，中为药室，后为铳尾。铳管呈直筒状，长35.3厘米，近铳口处外张成大侈口喇叭形，铳口径10.5厘米。药室较铳膛要粗，室壁向外弧凸。铳尾较短，有向后的銎孔，孔径7.7厘米，小于铳口径。铳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二厘米长的方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可以推知原来用金属的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如这一推测不错，那这个金属栓还能够起耳轴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调节高低俯仰，以调整射击角度。

一九六一年张家口地区出土了一件火铳，全长38.5五厘米，铳管的筒部较细但口部外侈更甚，呈碗口状，口部内径12厘米，外径15.8厘米，故又被称为大碗铳。此铳与前述元至顺三年铳基本属相同类型，也是安放在木架上施放的，被定为元代遗物。

与上面铜铳不同的另一类铜铳，口径比较上一类小得多，一般口内径不超过三厘米，铳管细长，铳尾也向后有銎孔，可以安装木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七四年在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发现的，与元代的建筑构件一起出土，应视为元代遗物。铜铳全长26.5厘米，重1780克。铳管细长，圆管直壁，管内口径2.3厘米。药室椭圆球状，药室壁有安装药捻的圆形小透孔。铳尾有向后开的銎孔，但不与药室相通，外口稍大于里端。发掘出土时药室内还残存有黑褐色粉末，经取样化验，测定其中主要成分有木炭、硫和硝石，应为古代黑火药的遗留，是研究我国古代火药的实物资料。另外，此铳的口部、尾部及药室前后都有为加固而铸的圆箍，共计六道。与这件铜铳形状、结构大致相同的铳，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通县都出土过。这类铜铳尾部的銎孔，是用以插装木柄的。

两类比较

将以上两类元代铜火铳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特点。从重量看，前面那类重而后面那 类轻。以至顺三年铳和西安出土铜铳相比，二者重量之比约为四比一；从口径看，前面那类大而后面那类小，前类超过十厘米，甚至超过十五厘米，而后类仅二至三厘米，仍以至顺三年铳与西安铳相比，二者口径之比约为4.6:1，也就是说前者约为后者的五倍；从使用方法看，前一类尾部銎孔粗，銎径以至顺三年铳为例，近九厘米，这样粗的銎孔如装以木柄，柄粗也应为九厘米左右，而单兵用手握持这样粗的柄是极困难的，何况还要点燃施放，铜铳还要震动，所以非安放木架固定的做法不可，而后类的柄径不过三厘米左右，正适于单兵用手握持施放。同时，从火铳本身的特点看，前类口径大而铳体短，后类口径小而铳体长。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比较看，它们确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前类可以视为古老的火炮；后类就是供单兵手持使用的射击兵器，可以说是近代枪械的雏形。

火铳这种新式武器，自元代问世之后，便以因为青铜铸造的管壁能耐较大膛压，可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而具有相当的威力，又因它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故在发明不久便成为军队的重要武器装备。到元朝末年，火铳已被政府军甚至农民起义军所使用。《元史·达礼麻识理传》中便记有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达礼麻识理为对抗孛罗帖木儿，布列战阵，军队中“火铳什伍相联”，可见装备火铳数量已相当可观。

明朝

分类

明代火器从其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一般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等物，其射程仅数十步至二百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都有此类出土的实物陈列）。第二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多数筒内装填石、铅、铁等物，俗称"实心弹"，少数的装填爆炸性的球丸，射程一般在数百步至二三里距离，主要用在守寨和攻城，也用于野战、水战和海战。明代的海船制造已经相当的发达，海船上就装备了这些火器（明末年间，郑成功率水师海船收复台湾，曾用这些武器痛击荷兰侵略者）。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经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明朝还出现了使用火药推进的箭矢－火箭。除了普通的火箭外更有推进药与爆炸药分开的二级火箭－火龙出水。

将爆裂物做成了地雷与漂在江河上的水雷，敌军触及时会牵动引线将钢轮转动以摩擦燧石点火而爆炸。

火铳

火铳逐渐分为单兵使用的手铳与重火力的碗口铳。手铳通常是发射霰弹，所以会装上木马子，后期的单兵用铳演变出了原始的一排轮发式与转轮式的构造。碗口铳架设在城墙上或船上，通常会架在一个可旋转的炮架上，类似天平的形状，而两端各安一座，一端在开火时另一端可以填弹。

由葡萄牙传入鸟铳（主要是火绳式的扳机，但也有轮簧式与燧发式的扳机）与佛朗机炮。鸟铳在传入之后演变出多管转轮的迅雷铳。而佛朗机炮与明朝的大炮不同之处在于佛朗机炮是以使用子炮的方式而减少了填弹时间。

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较多地使用了火铳作战，不但是用在陆战攻坚，也用在水战里。通过实战应用，对火铳的结构和性能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到开国之初的洪武年间，铜火铳的制造达到了鼎盛时期，结构更趋合理，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形制，数量也大大提高。

从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间制造的铜火铳看，大致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后接椭圆球状药室。药室后为铳尾，向后开有安柄的銎孔，銎孔外口较粗，内底较细，銎口沿外也加一道口箍。另在药室前侧加两道，后加一道加固箍。河北省赤城县发现的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火铳长44.2厘米，口内径2.2厘米，外径2厘米。铳身刻铭文“骁骑右卫，胜字肆佰壹号长铳，简重贰斤拾贰两。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造。”将它与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遗址发现的三件印有洪武纪年铭的火铳相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形、结构和尺寸都大致相同。托克托出土的一号铳为洪武十二年(一三七九年)造，全长44.5厘米，口内径2厘米，为袁州卫军器局造；二号铳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造，长44厘米，口内径2厘米，凤阳行府造；三号铳长43.5厘米，口内径2厘米，也是洪武十年凤阳行府造。以上四件洪武火铳铸造地点虽不在一起，但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长度仅相差一至十毫米，内口径相差二毫米，说明当时各地铜铳的制造已相当规范化。

以上介绍的四件洪武火铳形体细长，重量较轻，应是单兵使用的轻型火器，也可称手铳。明洪武年间还有一类口径、体积都较大的火铳，也称碗口铳，实物如现藏中国军事博物馆的一件，为洪武五年铸造，全长三十六点五厘米，口径十一厘米，重十五点七五千克，铳身铭文“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与元代大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更粗，药室明显增大。山东地区发现的洪武年铸造的同类火铳，形状相同，唯口径更大，接近十五厘米。口径增大，铳筒加粗且药室加大，使明代的大碗口铳较元代同类铳装药量更大，装弹量和射程也相应增大，因此威力也更强了。

上述明洪武年间制造的两类火铳，即手铳和碗口铳，无疑是直接继承了元代两类火铳的形制并发展而来，并很快发展成枪、炮两个系列。

洪武初年，火铳由各卫所制造，如上述数件火铳，就包括袁州卫军器局造和风阳行府造等等，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武备的控制，将火铳重新改由朝廷统一监制。早在洪武十三年时，明政府已成立了专门制造兵器的军器局，洪武末年又成立了兵仗局，永乐年间的火铳便是由这两个局主持制造的。永乐时的火铳制造数量和品种都较洪武时有了更大的增长，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

从洪武初年开始，终明一代，军队普遍装备和使用各式火铳，据史书记载，洪武十三年规定，在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在水军每艘海运船上装备碗口铳四门、火枪二十支、火攻箭和神机箭二十支。到永乐时，更创立了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各地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也安置了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和二十年，明成祖令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城池要塞架设炮架，备以火铳。到嘉靖年间，北方长城沿线要隘，几乎全部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火铳也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而在明代军队的全部装备中，冷兵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其上述，我国元末明初火器的发展，特别是明初洪武年间火铳的制造和使用，在当时世界兵器领域内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从明代中叶以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火炮、火枪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中国的兵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祖制，有些手铳的形制甚至百年一贯。火药兵器没能在自己的故乡引起革命的变革，而当它传入欧洲后，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兴起却使它发挥了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到明中叶，发明了火铳的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舶来品中汲取养份，仿制了比火铳更先进的“佛郎机”和“红夷炮”，以及单兵使用的鸟铳等。中国火器的制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火箭

在明代时，火器也被称为神机，其中火箭又被称为神机箭，这种取名大概是因为“神机”不须像弓弩那样费力上弦的关系。

红夷大炮

天启年间明朝军官从葡萄牙人那里购得红夷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最远射程可达二十里以上。天启六年（1626年）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是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第一次挫败。

明末火器专家毕懋康在其《军器图说》（公元1635年刊印）首次介绍了燧发枪（书中称为自生火铳），清朝康熙时制造出燧发枪，当时称为自来火。

除佛郎机外，明中期以后还仿制了一种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大型火炮，在明万历后期由荷兰传入中国。《明史·兵志》记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红夷炮与佛郎机相比，口径较大，管壁加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末，明朝廷为抵御后金军的进攻，重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量仿制红夷炮。崇祯二年至三年(一六二九年——一六三〇年)，徐光启督造大小红夷炮四百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先后仿制大中型西洋炮五百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都有当时红夷炮的制品。

西方火炮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郎机铳二百五十六门，辎重营装备佛郎机一百六十门。佛郎机在明朝北部防御要地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各镇长城关口要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十四到二十七日)袁崇焕以红夷炮凭城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击退后金部队的多次进攻，传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可能被明军大炮击中，成为其致命伤，清史学界基本公认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死于疾病。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1639一1642年，明清双方展开松锦大战，双方都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炮用在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炮37门，火药万斤，到阵前备用。松锦战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松锦一降，清军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近百米，这在以前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成功口报:“鞑贼将松山廿五、六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六百零一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锦战后，明军关外火炮大多落入清军之手，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清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铣，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这段话反映了汤若望的震惊，也说明了一个难以逆转的严酷的真情实况。

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汉八旗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今人黄一农认为：当时所铸成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其品质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具有身管长、弹药量大的优点，是攻摧坚城的利器。清军在1644年入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通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高潮。

佛郎机炮

公元十一世纪，当火药兵器在中国战场上大显神威的时候，西方还不知道关于火药的知识。二百年后，欧洲的学者，首先是阿拉伯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著作，才知道了火药。但火药武器则是通过战争传入欧洲的。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阿拉伯人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战场上欧洲人开始接触到火药武器，领略了它们的巨大威力。

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在学习中国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基础上，制造出了新的火药兵器——佛郎机。佛郎机与其在中国故乡的原型，也就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著名的火铳相比，在构造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主要具有了以下几点优越性：1．采取了母铳和子铳的结构。母铳是炮筒，大型佛郎机的炮筒长达五至六尺，其优点是弹丸射出的初速大，射程远，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子铳实际上是一枚小火铳，一般备五至九个，事先或轮流装填弹药备用。使用时，先把一枚子铳装入母铳的装弹室中，发射完后便将空子铳退出，换装另一枚子铳。因为子铳可以轮番装换，减少了现场装填弹药的时间，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2．装弹室加大。佛郎机的装弹室一般占母铳全长的四分之一，宽度相当于口径的二至三倍，敞口较大，便于子铳的安放。3．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压力和强度，保证了弹药发射时的自身安全。4．装有瞄准具，配有准星、照门等装置，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5．增设了两侧的炮耳，佛郎机的后部都加设了炮耳，从而可将炮身置于座架上。炮耳可以转动，使火炮的射击角度得以俯仰调整，控制射程并提高命中率。也有的佛郎机是在炮身下部安一个尖长的插销，或是在尾部安有导向管和尾柄，通过插销可将炮身安装在炮架上；控制导向管和尾柄，能将炮身左右旋转，调整射击角度，扩大射击范围。

佛郎机的作用和威力如此之大，且明显优越于中国传统的火铳，这些情况引起了明朝官员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葡萄牙派五艘武装舰船驶至广东珠江口外，企图以武力为后盾，占据广东一岛屿。遭拒绝后即开炮轰击守军，当葡舰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时，被当地守军击败，缴获两艘舰船和船上火炮二十余门，按其国名将船上之炮称为“佛郎机”。当地官员将这些新式火炮献给明朝政府，同时上书朝廷，建议仿制，以改善明军武器装备。当时的明世宗立刻同意了这一奏议。嘉靖二年，原担任过广东白沙巡检，与葡萄牙人有过多次接触，熟知佛郎机性能的明朝地方官员何儒，带领有丰富经验的广东工匠奉诏到南京，在当时设备精良的火器制造处操江衙门开始了佛郎机的仿制。嘉靖三年四月，第一批三十二门大样佛郎机仿制成功。《大明会典·火器》中详细记载了这批佛郎机的情况，它们全部用黄铜铸成，每件重约三百斤，母铳长二点八五尺，另配四个子铳，可分别装填火药，轮流发射。这是中国仿制的第一批佛郎机，因至今未见实物出土，所以具体形制不详，但从长度和重量看，应是一种短而粗的火炮。

紧接着，明朝又陆续仿制了数量更大、形制更多的各式佛郎机，装备北方及沿海部队，使明朝守边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明朝仿制佛郎机的机构主要是军器局和兵仗局，他们在组织工匠仿制的过程中，除保留和吸收国外佛郎机的优点长处外，还作了许多新的革新和改进，使之更适于明军各种条件下实战的需要，明代仿制佛郎机的情况，在《明会典》和戚继光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有详细的记载。《明会典》记仿制的佛郎机有大样、中样、小样三种。前面提到嘉靖二年生产的第一批重约三百斤的佛郎机，就属大样佛郎机。出土实物中还见有五件中样佛郎机，长二十九点三至二十九点五厘米，口径二点六至二点七厘米，显然是按照统一规格制造的，精密度也已相当高。小样佛郎机的制品较多，出土实物也很丰富，一九八四年河北省抚宁县城子峪长城敌楼内发现小样佛郎机的三件母铳和二十四件子铳，可以组成三套完整的佛郎机子母铳。从器身铭文可知，它们是嘉靖二十四年按统一标准和规格制造，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年)运至城子峪段长城，供守城士兵使用的。

清朝

清初时任用传教士与火器专家研制各种火炮以攻打南明、平息内乱和与沙俄交战，1631年仿造了红夷大炮（清朝讳夷，改名为红衣炮），并开始大量装备军队。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清朝廷制造了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此炮曾在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清朝当局又制造了威远将军炮，此炮在1696年平定葛尔丹的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嘉庆朝后火器开始衰微，主要是境内大抵安定少有强敌，而且国政腐败生产火器偷工减料，加上宋朝以来推广重文轻武的观念，人才大都投入科举考试少有加入军队者。尽管过去曾认为清朝统治者由于重视骑射轻视火器，但根据清史稿、地方县志和驻藏军队的装备记载，清军火器普及率实质上达到了50%。然而清朝时期，中国与欧洲的技术差距是不容忽视的。鸦片战争前清军的战术和装备大约是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的水平。如果纵向比较的话，较明朝有进步；如果横向比较，清朝则远远落后于欧洲。

清末因中国锁国已久而西方国家却是大幅进步，中国在战场上饱尝败绩后开始向西方购买较为先进的各式大小火器。

清朝有不少关于火器的著作，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大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别有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

《大清律例》规定：“各省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驱逐猛兽，并甘肃、兰州等府属与番回错处毗连各居民，及滨海地方应需鸟枪守御者，务需报明该地方官，详查明确，实在必需，准其仍照营兵鸟枪尺寸制造，上刻姓名、编号，立册按季查点。”也就是说，为了防贼，防野兽的需要，民间可以拥有鸟枪，不过必须向官府上报，获得持枪证明。

相关典籍

天工开物

西洋炮。熟铜铸就，圆形若铜鼓。引放时，半里之内，人马受惊死（平地爇引炮有关捩，前行遇坎方止。点引之人反走坠入深坑内，炮声在高头，放者方不丧命）。

红夷炮。铸铁为之，身长丈许，用以守城。中藏铁弹并火药数斗，飞激二里，膺其锋者为齑粉。凡炮爇引内灼时，先往后坐千钧力，其位须墙抵住，墙崩者其常。

大将军、二将军（即红夷之次，在中国为巨物）。佛郎机（水战舟头用）。

三眼铳、百子连珠炮。

地雷。埋伏土中，竹管通引，冲土起击，其身从其炸裂。所谓横击，用黄多者（引线用矾油，炮口覆以盆）。

混江龙。漆固皮囊裹炮沉于水底，岸上带索引机。囊中悬吊火石、火镰，索机一动，其中自发。敌舟行过，遇之则败。然此终痴物也。

鸟铳。凡鸟铳长约三尺，铁管载药，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凡锤鸟铳，先以铁梃一条大如筋箸为冷骨，裹红铁锤成。先为三接，接口炽红，竭力撞合。合后以四棱钢锥如箸大者，透转其中，使极光净，则发药无阻滞。其本近身处，管亦大于末，所以容受火药。每铳约载配硝一钱二分，铅铁弹子二钱。发药不用信引（岭南制度，有用引者），孔口通内处露硝分厘，捶熟苎麻点火。左手握铳对敌，右手发铁机逼苎火于硝上，则一发而去。鸟雀遇于三十步内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则铳力竭矣。鸟枪行远过二百步，制方仿佛乌铳，而身长药多，亦皆倍此也。

万人敌。凡外郡小邑乘城却敌，有炮力不具者，即有空悬火炮而痴重难使者，则万人敌近制随宜可用，不必拘执一方也。盖硝、黄火力所射，千军万马立时糜烂。其法：用宿干空中(1)泥团，上留小眼筑实硝、黄火药，掺入毒火、神火，由人变通增损。贯药安信而后，外以木架匡正围，或有即用木桶而塑泥实其内郭者，其义亦同。若泥团必用木框，所以妨掷投先碎也。敌攻城时，燃灼引信，抛掷城下。火力出腾，八面旋转。旋向内时，则城墙抵住，不伤我兵；旋向外时，则敌人马皆无幸。此为守城第一器。而能通火药之性、火器之方者，聪明由人。作者不上十年(2)，守土者留心可也。选自《天工开物》

注释

(1)空中：中间是空的。

(2)作者不上十年：这种武器发明还不到十年。

原文翻译

西洋炮是用熟铜铸成的，圆得像一个铜鼓。放炮时，半里之内，人和马都会吓死（在平地点燃引线时装上可以使炮身转动的机关，转到一个缺口才停下来。炮手点燃引线之后马上往回跑并跳进深坑里，这时炮声在高处爆响，炮手才不至于受伤或丧命）。

红夷炮是用铸铁造的，身长一丈多，用来守城。炮膛里装有几斗铁丸和火药，射程二里，被击中的目标会变得碎粉。大炮引发时，首先会产生很大的后坐力，炮位必须用墙顶住，墙因此而崩塌也是常见的事。

大将军、二将军（中国制造的小型攻城臼炮，在中国却已算是个大家伙了）、佛郎机（仿制葡萄牙的船炮）。

三眼铳、百子连珠炮。

地雷：埋藏在泥土中，用竹管套上保护引线，引爆时冲开泥土起到杀伤作用，地雷本身也同时炸裂了。这便是所谓的“横击”，是因为huǒ药配方中硫黄用得较多的缘故（引线要涂上矾油，引线入口处要用盆覆盖）。

混江龙：用皮囊包裹，再用漆密封，然后沉入水底，岸上用一条引索控制。皮囊里挂有火石和火镰，一旦牵动引索，皮囊里自然就会点火引爆。敌船如果碰到它就会被炸坏，但它毕竟是个笨重的家伙。

鸟铳：约有三尺长，装火药的铁枪管嵌在木托上，以便于手握。锤制鸟铳时，先用一根像筷子一样粗的铁条当锻模，然后将烧红的铁块包在它上面打成铁管。枪管分三段，再把接口烧红，尽力锤打接合。接合之后，又用如同筷子一样粗的四棱钢锥插进枪管里来回转动，使枪管内壁极其圆滑，发射时才不会有阻滞。枪管近人身的一端较粗，用来装载火药。每支铳一次大约装火药一钱二分，铅铁弹子二钱。点火时不用引信（岭南的鸟铳制法，也有用引信的），在枪管近人身一端通到枪膛的小孔上露出一点硝，用锤烂了的苎麻点火。左手握铳对准目标，右手扣动扳机将苎麻火逼到硝药上，一刹那就发射出去了。鸟雀在三十步之内中弹，会被打得稀巴烂，五十步以外中弹才能保存原形，到了一百步，火力就不及了。鸟枪的射程超过二百步，制法跟鸟铳相似，但枪管的长度和装火药的量都增加了一倍。

万人敌：用于边远小县城里守城御敌，有的没有炮，有的即使配有火炮也笨重难使，万人敌便是适合近距离作战的机动武器。硝石和硫黄配合产生的火力，能使千军万马炸得血肉横飞。它的制法是：把中空的泥团晾干后，通过上边留出的小孔装满由硝和硫黄配成的火药，并由人灵活地增减和掺入毒火、神火等药料，压实并安上引信后，再用木框框住。也有在木桶里面糊泥并填实火药而造成的，启发是一样的。如果用泥团就一定要在泥团外加上木框以防止抛出去还没爆炸就破裂了。敌人攻城时，点燃引信，把万人敌抛掷到城下。这时，万人敌不断射出火力，而且四方八面地旋转起来。当它向内旋时，由于有城墙挡着，不会伤害自己人；当它向外旋时，敌军人马会大量伤亡。这是守城的首要武器。凡能通晓火药性能和火器制法的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种武器发明还不到十年，负责守卫疆土的将士们都应密切关注其中的技巧原理呀！

相关书籍

《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戚继光简介

明代中叶，隆庆二年(一五六九年)，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戚继光奉朝廷调遣，由东南沿海转至北方边境镇守长城。当他率领着经过他亲自严格训练并参加过抗倭战争的三千浙兵到达北方蓟州城外，准备列队入城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顷刻间便下起倾盆大雨。浙兵在接到入城命令以前，从早晨到黄昏，坚持列队肃立，虽雷雨交加亦不为所动。这情形使原北方边关军威不整的守军将士深为震惊，从这时起才懂得了军队纪律的重要。据说当时的蒙古贵族闻知此事，也深表惊叹，不敢再轻易侵扰明朝边境。

戚继光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军事指挥家，他早年在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指挥抗倭战争，后来又奉诏到北方总理蓟州一线防务，为抵御外侮，保卫边疆作出了贡献。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戚继光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独特的练兵思想和方法，他指挥的部队所向披靡，他训练的士兵被人们称为战无不胜的“戚家军”。

思想和方法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和练兵方法集中反映在他撰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浙江福建任职时，为把战斗力不强的明朝军队训练成能胜任抗击倭寇的强大军队而编写的。全书除总序外，包括束伍、操令、阵令、谕兵、法禁、比较、行营、操练、出征、长兵、短兵、射法、水兵等十八卷，各卷并配以插图说明。作者在“自序”中解释书名说：名为“纪效”，即不是空口无凭而说，而是经过自己的真实阅历，亲身体会过的；名“新书”，表明这些练兵方法是源于传统兵法，又不拘泥于传统兵法。全书文字通俗如白话，以便于晓喻全军士卒。

《练兵实纪》写成于戚继光总理北方边关蓟辽任上，包括正集九卷和杂集六卷。正集各卷为：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四卷)、练将；杂集为：储将通论上、下、将官到任、登坛口授、军器制解、车步骑解。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和练兵思想在这两部书里得到充分体现。戚继光认为，打胜仗的前提是要有一支精锐的部队，数十万之众，必须有誓同生死的决心，个个奋勇向前，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认真训练士卒，使他们人人有勇有谋，才能有效地提高战斗力。戚继光在练兵中反对搞花架子，他说：战争“是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剧套数。”他指出，如此练兵毫无用处。只有平时练兵也“照临阵一般”，“不能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才能练就敢打硬仗的好兵。戚继光刚由江南奉调到北方蓟镇时，也曾明确宣布：“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他将在蓟镇撰写的兵书命名为《练兵实纪》，也正是取实用之意。

戚继光还主张练兵要从严，要令行禁止。他强调“兵中号令，不可一字苟且”，“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也就是说，军中号令一定要十分明确，执行号令才能一丝不苟。他在《练兵实纪》卷三“练耳目”条中规定：“明旗鼓，各官兵耳只听金鼓之声，目只看旗帜方色，不拘何项人员，口来分付决不许听之。如鼓声不绝，便前面是水火也须跳入；如鸣金该止，就前面有贝财缎帛和马匹亦不许一耳顾应。”为训练部队熟知各条军规军纪、号令要求，戚继光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等兵书分装成册，发给部队。并规定把要求将官的内容发给将官，要求士兵的发给士兵，每队一次只发一册，熟记之后再发第二册。并说明对于每条军规条款，不必“一字一句顺文背出”，而只要能记得大意要领，“即为背熟之例。”为了便于不认识字的士卒都能通晓熟背兵书，戚继光还具体要求每队“择一识字人诵训讲解，全队口念心记”，从而使全军上下人人知兵，个个会战，便是再愚笨者也“皆得通晓”。“如此可以人自为战，谓之节制之师。”(以上见《练兵实纪》凡例)

戚继光练兵，还注重对士兵晓之以理，导之以情，要求将帅在身先士卒、为人表率的同时还应关心和爱护士兵。要“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有百万，指呼如一人。”(《练兵实纪》卷二)他说；“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钺之威。……有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于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盖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也。”这里，戚继光把严格执行纪律和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的相互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认为将帅只有爱护士兵，时刻了解他们的冷暖饥苦，士兵才能依将帅如依父母，也才能万众一心。而只有把握住“情”、“理”二字，赏罚分明，才能使三军口服心服，自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

戚继光的练兵思想和练兵方法，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天的实战练兵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九四二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曾把他的《练兵实纪》卷九“练将”篇以及其他有关论述条例辑录为《戚继光治兵语录》，加以发表，后来这本语录又被与《孙子》、《吴子》等合编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丛书》，发给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