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玄言诗不是真正的诗，也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一种失败的杂烩。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之一，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庾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孙绰所做的玄言诗远远不及道林。后来东晋的文学家如《文选》等都极力避开玄言诗。

简介

玄言诗的代表孙绰、许询并称“孙许”。南朝钟嵘《诗品·下》：“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玄言诗曾经盛极一时，但多被淘汰。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人。早年有隐居之志，曾作《遂初赋》以明志。初为著作佐郎，袭封长乐侯。后为征西将军庚亮参军、太学博士、尚书郎，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诗以佛教思想为指归，枯淡寡味，无形象感。今存《答许询》、《赠谢安》、《兰亭》等诗。少数诗篇比较清新淡泊，有一定真情实感。如《秋月》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颇流杨生动。孙绰赋亦著称于时。名作有《游天台山赋并序》。有“赤城浮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之句，极清新流丽。据说孙绰作此文摄自负。“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声。”(《晋书·孙绰传》)散文有《丞相王导碑》、《太宰郄鉴碑》、 《太尉庚亮碑》、《司空庚冰碑》等。今有明人辑《孙廷尉集》传世。许询，字玄度，生卒不详。 高阳(今属河北)人。儿时聪慧，人称神童，及 长，风情简素，有才藻。曾召为司徒掾属，不就。 曾与王羲之遍游会稽名山，参加过兰亭集会。五旨诗声誉颇 大。筒文帝曾称其诗“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篇·引》)今仅存《竹扇诗》一首及《白尘尾铭》等 文。但许诗实际是以玄言哲理敷衍成篇，“淡乎寡味”，艺术成就不高。

起源

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玄学的盛行，使佛教徒附会玄学欲使玄佛结合， 许多佛教徒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 东晋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后来东晋的文学家如《文选》等都极力避开玄言诗。

发展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游行大有关系；佛教徒的心态：玄释合流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思想

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历史背景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并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并且风气日炽。 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

东晋历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风昌盛异常。

风格特点

关于玄言诗的特点，《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 玄释合流，在当时佛教徒相当普遍，如孙绰、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支遁等等皆深于老庄之学，欲使以佛附会玄学。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佛教徒孙绰曾作《道贤论》，以七位僧人附会“竹林七贤”。孙绰那篇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多佛教徒，但僧人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 “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馀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三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代表人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并称“孙许”。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 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 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 首、许询诗3首。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人。早年有隐居之志，曾作《遂初赋》以明志。初为著作佐郎，袭封长乐侯。后为征西将军庚亮参军、太学博士、尚书郎，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诗以老、庄思想为指归，枯淡寡味，无形象感。今存《答许询》、《赠谢安》、《兰亭》等诗。少数诗篇比较清新淡泊，有一定真情实感。如《秋月》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颇流杨生动。孙绰赋亦著称于时。名作有《游天台山赋并序》。有“赤城浮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之句，极清新流丽。据说孙绰作此文摄自负。“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声。”(《晋书·孙绰传》)散文有《丞相王导碑》、《太宰郄鉴碑》、《太尉庚亮碑》、《司空庚冰碑》等。今有明人辑《孙廷尉集》传世。许询，字玄度，生卒不详。高阳(今属河北)人。儿时聪慧，人称神童，及长，风情简素，有才藻。曾召为司徒掾属，不就。曾与王羲之遍游会稽名山，参加过兰亭集会。五旨诗声誉颇大。筒文帝曾称其诗“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篇·引》)今仅存《竹扇诗》一首及《白尘尾铭》等文。

影响

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玄学的盛行，使佛教徒附会玄学欲使玄佛结合， 许多佛教徒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东晋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