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灏，误写，应为程颢，字伯谆，号明道先生，父名向，叔名瑜，弟名颐，先世中山博野人。

程颢曾和其弟程颐同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

人物简介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北宋儒家学者，著名哲学家，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洛学”的创始人之一 。

生平经历

官僚世家

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二程的家世历代居官，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在宋太宗为晋王时，又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其祖父程囗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二程的父亲程(王向)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致仕（退休） 。

程颢，宇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后人号为明道先生。

程颢自幼聪颖，幼年时期就开始习诵儒家经典，10岁就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在任上，是一位干练的官员。其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叙述了其兄作地方官时期的一些重要事迹。

中进士后，调京兆府酃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上任时，县令即因其年轻，不了解他的才能，就在这时，县衙受理了一宗比较复杂的案件：有个县民借居其兄长的屋宅，很多年之后，在此住宅中挖出很多埋藏于地下的钱币，这个县民的兄长之子认为是他父亲所藏，两家到县衙争讼。县令觉得难以判案，对程颢说：“此事没有证据说明钱币为谁人所藏，应该如何断案？”程颢说：“此事容易辨明”。他对原告说：“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把钱币埋在宅内的？”原告说：“四十年了”。又问：“被告借住这所房子多少年了？”原告说：“二十年了”。程颢即派人取出十千钱币，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对原告说：“如今官府铸钱，不到五六年就流行于全国，这些钱币都是未藏前数十年所铸造的，怎么解释？”原告不能答对。案子判清了，县令对程颢十分惊奇。

后来，程灏为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主簿，此处回税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江宁府靠近的好田土，都为有权势的人用高价购买了，可是，这些好田上的赋都很轻，一般小民百姓所有的远郊田，其购价虽低，赋税却很重，程颢帮助县令筹画良策，平均了赋税。由于这一措施对富人有所损害，引起他们的不满，因而企图阻止其实行，程颢没有让步，后来无人敢公开反对了。此后，宋朝中央政府也曾在全国各地推行均税法，但未收到成效。这件事说明程颖办事果断，能做到令出必行。不久县令去职，由程颢代其职务，当时的上元县，民情十分复杂，诉讼每月不下二百起，以往的官员终日忙于文案，没有认真去做实事，程颢“处官有方”，不到一个月，诉讼案件大大减少。又上元县的稻田连年遭受涝灾，长期未得到治理，程颢发动民工，于当年就修好了破塘，使粮食获得丰收。为地方办了一件大好事。

程颢在地方官任上，积极推行了儒家的政治路线。在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县）为令时，“泽人淳厚，尤眼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向县民宣示儒家礼教。他按照儒家政治理想管理政事，“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言。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皆有所养。诸乡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者盖数百人矣。”（《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行状盯如此等等，说明程颢在年轻时期，就是一个忠实地实践儒家学说的人。此外，在晋城任职期间，他还实行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当时国家有科买制度，每年都给人民造成严重的负担，每当任务一来，“虽至贱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同上）。这时，百姓必须用昂价买进，再以低价卖给政府，人民苦不堪忍。程颢为缓和这种情况，“常度所需”，使家预先储备当年上面所需之物，到征收时合理定价卖出。这样富家可取倍息，乡民的负担也比过去减轻一半以上。又如，该县所收人民粮赋，照例要送至边疆，由于道路遥远，运输不便，若在近外买进，则价格昂贵。程颢选择了一些信得过的富民，令其预先购粟于边郡，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用费，宽纤了民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外，程灏还在晋城实行了其他一些好的措施，如在县库储钱以补民力，按照家产的多寡合理调整差役制度等。上述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得到好处，所以《行状》说他“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离任那天，人们对他依依不舍，群情激动，以致“哭声振野”。此处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至少说明程灏是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则实行了一些“惠民”之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痛苦 。

由于程灏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大概吕公著的本意是想让他当个正式的监察御史，没有如愿，仅仅做了个实习御史，并加上一个“权”（代理）字。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灏，想听听他的高见，可是，程灏毕竟是个道学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尝极陈治道，神过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揪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同上）神宗本来对他寄于厚望，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灏又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灏在政治上同司马光、富粥等大官僚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公元1072年，二程之父程(王向)，从四川汉州回京师，旋即致仕（退休），此时的程灏也“厌于职事”，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又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灏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创立洛学

二程不仅是北宋时期开创新儒学的“五子”之一，他们所创立的“洛学”，还使理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因而又是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宋史·道学传》说：“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学者。”后来，兄弟二人终于成一代儒学大师，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纷纷拜师于其门下。二人不仅竭尽全力为之传道受业，并开创了自己的学派——洛学。程颐年轻时在太学一举成名，20余岁就开始接纳门生，教授儒学。程灏自诩于“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二程集》第638页）文彦博称大程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旁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同上第640页）程颖于1072年退休回乡，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长期讲学于洛阳，其所形成的学派才被称为“洛学”，这个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

关于“洛学”兴起的情况，范祖禹作了如下记载：

先生（程颢）以亲老求为间官，居洛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道不传，后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有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励，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其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伊洛渊源录》卷2《门人朋友叙述》）

上面的记载，概括了“洛学”的兴趣及其特点，同时还指出了程颖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学问、道德风貌和师表范式。

“洛学”在学风上不像两汉以来的儒生那样，只埋头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而是着眼于根本，追寻其精神实质，着重于对儒学经典之精妙奥义的探索与发掘，抓住关键，“直睹堂奥”，从而达到了“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的目的。在学风上，程颐同程颢一样，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二程集》第577页）他认为，学圣人之道，如果“只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二程集》第671页）他们认为，读书是为了穷理、致用，如果仅仅“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同上第1187页）他们也提倡学以致用，二程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用，学将何也？”（同上第1189页）以为求学治道，在于实用，就象工匠制造用具一样，如果无用，工匠就不造它，学而无用等于白学。然而二程所讲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义理”及其所体现的封建道德、纲常伦理用之于修身治国。

二程从事学术活动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特别是跟随程颐求学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均、吕大临、邵伯温、苏囗、尹(火享)、张绎等人。在这些人之中，又以杨时和谢良佐最为出色，此二人对洛学的贡献、对二程学说的承传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洛学”的著作计有二程的《遗书》25卷，《外书》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传》、《经说》、《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灏的诗文集，后八卷是程颐的诗文集。《经说》中的《系辞》、《书》、《诗》、《春秋》、《论语》为程颐所作。《改正大学》为二程所作。《伊川易传》是程颐对《易经》的注解，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二程的理学思想，是程颐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杨时精选后编写出来的二程语录。以上各种著作，现已被合编为《二程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于世。

格物致知

从哲学角度讲，理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问题，其着重点主要是探讨社会人生问题，对于宇宙自然的探讨在儒家来说，历来重视不够。《论语·公冶长》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人的本性问题，孔子只讲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讲天道，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大概是受子产“天道远，人道迩”这一思想影响。然而，孔子很重视“天命”，相信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因为这个“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驾驭的。从经验上讲，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无意志，故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孔子强调尽人事、知天命，对有益社会国家的正义事业，要竭尽全力去做，作一个“君子”，应该对社会负责到底，做得到的，则是“天命”可为，如果失败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视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学说，他不相信“天命”，认为天是自然现象，没有意志，特别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汉代的董仲舒从神学角度鼓吹“天人合一”，断言天有意志，能主宰万物、主宰社会人事，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说成是天的意志所为，乃至说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样复制的。他还提出“天人感应”的说教，断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从《公羊春秋》出发，把儒学思想同天命神学相结合，从而神化了儒家学说。这种理论经不起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的检验，因而失去了它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理学创始人，虽然也着重研究人道问题，但他们为了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去论证“圣人之道”和伦理道德的至高无上性，为了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因而也重视对天人关系的研究。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邵雍就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统一于“道”。二程主张“理”即是“道”，程颢说：（”理便是天道也”《遗书》20）又说：“理无形也”、“无形为道”（《粹言》一），“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同上），所以人们也把理学称之为“道学”，因为在他们那里，“理”和“道”是同等的概念。

（一）二程的“天理”论

工程学说的核心是“天理”论。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遗书》卷12）天理是二程的最高哲学范畴，天理在二程，一般称之为“理”。理的概念，早在韩非就提出了，和二程同时的张载、周敦颐、邵雍都提出了“理”的概念，但他们所讲的“理”还不具有最高范畴的意义。张载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周敦颐说：“礼，一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通书·理·性·命》）邵雍提出了“以理观物”的思想，他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而观之以理也。”（《皇极经世·观物内篇》）然而，张、周、邵的“理”都不具有最高哲学范畴的含义，只有二程才把“理”上升为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二程的“天理论”是有系统、有层次的。概括地说，他们的“天理论”具有如下几个层次：

第一，理是超时空的，完满的精神实体。二程说：“天理云者，这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这元无稍欠，万理具备。”（《遗书》）说明理是不以人为转移的永恒存在，它无比完满，“元无稍欠”，没有存亡加减，也不受时间上今与古的限制，更不因社会治乱和人的意志而改变。这种超越时空、永恒存在、无比完满的“理”，只能判断其为客观精神。《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二程谓：“一物之中，其可见之形即所谓器；其不可见之理，即所谓道也。”（《文集》15）认为形上形下的区别在于有形与无形。又说：“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15）气虽然无形，它具有物质特性，因而是形而下者。”从二程把气和道截然区分来看，说明他们的“理”或“道”是完全脱离物质形态的精神实体。

第二，理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二程把具有精神属性的“理”视为宇宙万物之根本和总根源。他们说：“理者实也，本也。”（同上书卷11）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能从那里来。”（《遗书》卷2上）又说：“理则天下只有一个，故推之而四海皆准。”（同上卷18）他们断言，万物都是从理中派生和推衍出来的，所以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二程坚决反对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指责张载“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同上书卷2上）所谓“清虚一大，是指“气”。二程认为，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不妥的。他们说：“有是理，后生是气。”（《语录》卷1）“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经说》卷1）这就是说，理是气之本，气是理之用，理气之间，以理为本。在二程看来，万物的“气化”，仅仅是该事物的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根本的“理”，即事物之所以然的东西在起着支配的作用。“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守君臣父子之间，皆有是理也。”（《遗书》卷19）“实有是理，放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理，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存是事。”（《程氏经说》卷8）在二程看来，如果只着眼于事物的表面现象，如天高、地深、火热、水寒等现象，那就不能把握事物之根本，不能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所以二程才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3）又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同上卷15）这就强调了“道”是阴阳二气之所以然，是脱离具体物质形态的精神本体。他们的图式是：理——气——万物。

第三，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二程的“理”或“道”包含着规律或法则的意义。他们说：“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统有一理。”（同上卷18）“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多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同上卷11）这是说，由于“当然之则”的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对事物之中的这种客观法则，人们必须遵循。这个观点无疑是二程唯心主义体系中同辩证法相符合的合理成分。此外，二程还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万物莫不有对”和“理必有待”的合理命题。程颐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同上）“道无对，有阳则有阴，有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同上）认为天地万物都处于相互对立、彼消此长的关系之中。程颐还说：“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熟能识之？”（《程氏易传》卷2）“有对”、“有待”是二程表示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对立关系的范畴。他们认为，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一种普遍的法则，由于对立事物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事物的变易和发展。断言“对待”是“生生之本”肯定了事物的“交易”，肯定一切事物都是变易的。程颐说：“随时交易，乃常道也。”（《程氏易传》）“天理生生，相续不息。”（《粹言》卷2）事物之所以不断地新陈代谢、生生不息，乃自然之常道。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是合理的思想。然而，二程所讲的发展变化，是指循环式的运动，而不是螺旋式的上升。如程颐说：“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程氏易传》卷3）“动则终而复始”的说法，反映了二程发展观上的循环论思想。所以他们虽然讲变化、发展，最终仍归于形而上学。特别是表现于伦理观上，他们坚持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遗书》卷5）封建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定位不易，永远不变。

第四，“理”是封建伦理道德之总称。周敦颐的“礼，理也”一说，被二程进一步发展了，他们把封建道德原则和封建的等级制度概称为“天理”，也就是说，把封建制度及其作为这种制度的人的行为规范，提升到宇宙本体的“理”的高度，认为如果谁违反了它，也就违背了“天理”。他们说：“理即是礼也。”（同上卷3）封建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夫妇之别，就是理。二程说：“天地之间，无所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所在亲，即君臣而君臣所在严（一作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同上卷4）“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为也，礼之本也。”（《程氏易传》）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等上下、尊卑关系，只用一个“理”字概括。在这些关系中，人们只能各安其位，各尽其事，一切视、听、言、动都只能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行事，这才合于“理”的要求。

上述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义，它为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并且成为整个后期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基础，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起到了维护封建制度的消极作用。

综所述，二程的“理”的诸多内容，涉及到自然、社会、伦理等多个方面，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合理成分。但从根本上看，他们混淆了自然与社会的界限，从而把自然道德化，把封建伦理绝对化、永恒化，都是为巩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再则，他们把宇宙的本体归之于脱离具体事物的“理”或“天理”，并赋予其永恒存在和无比圆满，并主宰、派生万物的属性，一般说来，二程的世界观属于客观唯心论。再具体分析，还可发现程颐思想纯属客观唯心论，其特点是他“理”、“性”、“命”三者结合起来，认为理就是“天”，“天者理也”。程灏则把天理归之于“心”，认为“只心便是理”（《遗书》卷2上），“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同上）故而显示了主观唯心论的特点。这种情况说明了主观唯心论同客观唯心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二者是互通的。

一代儒宗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形态。它是宋、元、明、清时期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明理学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期的酝酿、准备过程。从唐代的韩愈、李翱起、经过宋初的胡援、孙复、石介等理学先驱者之准备工作，至北宋开始形成体系。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张载等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真正形成体系，使理学具有初步完整形态的人，则是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对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最后确立了自韩愈开始所标榜的“道统”说，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文彦博在为程颢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

（《宋史·程颢传》）

二程终生精思神虑，阐发儒经之义理，又吸取佛、道学说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维方法于理学之中，用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使之更具有理论思维的色彩，从而大大增强了儒学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一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二程的理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被其后学加以继承发扬，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独到的思维能力、具有开创学派的聪明睿智之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和总结前代与同代儒学大师的成果在这方面，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已经为他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其次，在学风上，二程开创了有别于“汉学”的治经途径。他们突破了汉人治经专重名物训诂和严守师传、不敢独立思考的旧习，而特别注重探求义理，阐发孔、孟之道，并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这种治学方法虽然不为二程所独具，但在他们那里表现得最充分。他们所探寻的“义理”虽然集中于对儒家经典中“性与天道”和纲常伦理大义的阐发，但它却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默守陈词的治学方法，不失其为一种大的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二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是从二程那里出来的，所谓“陆王心学”，基本上导源于程颢的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一理学流派，也对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这都和二程有着直接联系 。

思想成就

程灏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程灏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在程灏的哲学中，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他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用”（表现），后者才是仁的“体”（根本）。这一思想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有相通之处。

在修养方法方面，程灏提出了“定性”的理论。所谓“定性”实际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就应该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超越自我。（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这一“定性”的理论，是程灏发挥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成的。

程灏和程颐的思想，人们一般统称为二程之学，实际上两人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程灏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有的学者认为，程灏的思想是后来陆九渊“心学”的源头，程颐的思想则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 。

主要作品

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他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诗文，被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为《二程全书》，今有校勘标点本的《二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