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是余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

简介

《一九八六年》是余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

内容

文革期间，中国某个小镇上的一个历史教师在被红卫兵带去写交代材料后消失的无影无踪，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在家里无助的等待。若干年后，妻子改嫁他人。多年之后的初春一个疯子来到了这座已经开始平静，甚至有点安逸的小镇，这个疯子就是当初的历史教师。疯子回到了故乡，可是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是谁了，包括他的妻女，人们将他忘得干干净净就像忘记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样忘记他。因而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个疯子，而不是一个历史老师。

特点

余华

《一九八六年》

　　小说的主人公在一位醉心于中国古代刑罚研究的中学教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妻离子散。而小说的主场景发生在文革后一切归于平静后，主人公以疯子的姿态重返故乡之后。

　　在小说的开始，作者即以主人公在一张纸上的记录引出了中国古代的刑罚：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胁、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掷、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刑时零刀碎割。”

　　随着文本的进行，主人公以臆想和自虐的形式对他人与自己进行了以上的刑罚。而强调选择了中国古代刑罚的方式的含义值得深思。

　　正如西方人克罗德所言，“中国什么都落后，但刑罚却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只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的确，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形式上的社会秩序是以仁义的名义维持的，但是统治的实质却是残酷无比，刑罚应当是作为维系社会的工具作为政治的末端存在，但却异化作人性之恶的象征。

　　但对于解放后的中国而言，封建时期的酷刑在现实中应当已经被消灭了。但在小说中，作者以疯子的视角，将古代的酷刑复制重现于读者眼前。这正是意味着，严酷的统治压榨只是在现实的层面里名义的被消灭，而存在与人们思想深处的酷刑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文革即是最好的例证。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文革就如一场人性之恶大爆发的噩梦，每个人都对每个人进行精神上的酷刑。而文革之后呢，虽然混乱的现实又被结束了，但存在与人性中的或者传统中的“恶”——传统中的精神层面的“酷刑”从来没消失过，这一意图就被作者以一个疯子的行为加以彰显。

　　刑罚除了刑术的要素之外，施刑者、受刑者、刑场与观众的要素也是同等重要的。其实，除了文本表面上疯子臆想中与自虐的施刑外，小说中同时存在着数个不同施刑者、受刑者、观众的刑场。

　　臆想的刑罚可以看作是主人公疯子对于对于社会的复仇的情节的映射。值得突出的是疯子的自虐行为，显然，施刑者与受刑者都是疯子自身。而疯子在这里可以做为人类本身的一个象征。人类可以说是所有动物中对同类最为残酷的一种了，无端的仇恨，无端的暴力，在疯子的自虐中的得到了体现。受刑的痛苦与施刑的快意，在疯子这一个体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无论是劓、斩、宫还是凌迟，作者近乎冷酷的强调这疯子快意的表情、动作与凄厉的呻吟、惨叫。这样的鲜明对比，是对人性之恶最好揭示。

　　还有不能忽略的是对主人公妻子、女儿的精神上的施刑，疯子的归来破坏了她们本来已经显得宁静幸福的生活。但真正严重的刑罚是对她们精神上道德的拷问，妻子失去理智而女儿也近乎奔溃的边缘。对于妻子的表现，作者是以女儿为叙述主体来进行描述，妻子对于脚步声的恐惧即是记忆的重现——从前的生活的记忆与现在生活的冲突，也是对于前夫痛苦不知所措。人伦与爱情，本来应该是生命中美好的一面，但却在人性之恶前支离破碎。而作为叙述主题的女儿，虽然痛苦恐惧却自始自终不知道疯子即是自己的亲身父亲，对于重视人伦的中国传统而言，这又是莫大的讽刺。

　　另外，作为疯子自虐刑罚的观众，他们又作为行刑者向不幸的一家人——主人公、妻子、现在的丈夫、女儿，进行施刑。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进行更多的论述。

死亡审美的转变

在先锋派文学之前，死亡的审美早以有之，但是形式却截然不同。以往的作品中，对死亡的审美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死亡背后的意义，说是死亡，不如说是牺牲。作品

　　历史演义小说中，英雄人物走向人生的末路，这样的死亡的审美是建立在仁义理念之上的。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对仁和义的实现。死亡的美，以这种抽象的形式得以实现。到了解放后，当代小说中很大一部分的死亡的审美也随之演变为为革命牺牲贡献自己的生命的形式，这种为人民牺牲的牺牲其实也是可以推溯到传统的仁义观念。

　　同样，这样的牺牲的死亡审美，所相对应的对死亡场面的描写也是戏剧化的、艺术化的甚至是公式化的。作者不会着眼于死亡的细节，而是对亡者的精神和未亡者的情绪大加渲染以完成对死亡的审美。

　　但自先锋派文学开始，作者对死亡的审美转向到死亡本身。描写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以《一九八六年》为例，从文本揣摩作者行文时的心态，我们发现，无论是主人公的自虐还是臆想中的行刑情景，余华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理性而客观的描写。在这理性之上，我们能很明显的体会到作者行文的的快意。作者可以说是沉醉在死亡的现实的美感上，在《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臆想里，我们最能体会到这一点。

　　先锋派的这一审美转变，在莫言的《檀香刑》中也可见一般，莫言从行刑者赵甲的角度出发，将行刑的场面比做是一场由行刑者、受刑者、观众组成的一台大戏，并进行细致华丽的描写。先锋派作家对于暴力的迷恋、对死亡的美感是共通的。

　　毕竟经过了文革的肆虐与终结——几乎一切价值的观念都被消解，而中国又在改革开放后急速完成着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历程。失去思想的根的当时的人们迷茫而无所凭依，无法寻找到自我。大约只有通过对死亡的美的膜拜，这一看似荒诞审美，才能体会的生命的真实、自我的真实，这或许是先锋派作家们想要在自己的小说中想表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