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宰相
东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宋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宰相，曾在这里担任过盐官。
北宋时期，东台为泰州一属地，盐业生产已相当发达，年产居淮南之首，而当时的西溪则是东台的核心之地，海滨重镇。开宝七年(974年)泰州在西溪设盐仓监管东台境内(老政区)各盐场。于是，晏殊于11世纪初首先与东台结缘。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景德初年，他以“神童”的才名得到举荐，并应召殿试，援笔立成，考中进士。任西溪盐仓盐官后，他在西溪建立晏溪书院，开创书院讲习教育，慕名前来听他讲学者甚众，为此他深得贫苦百姓，尤其是盐民后生的崇敬。晏殊一生好贤，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下。宋仁宗时，他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宰相)。
晏殊在东台刚刚点燃教育星火，便因任满而离去了。正当乡民们深为晏殊的离任而惋惜时，另一位杰出的人物及时填补了乡民们心灵的失落。这就是吕夷简。吕夷简(978—1043年)，字坦夫，北宋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继晏殊出任西溪盐官。当时，西溪人酷爱种植天下名花牡丹，吕夷简见此，也植牡丹一株，并护以朱栏，令人不忍攀折，每春花开数百朵，海滨称为盛事。仁宗亲政后，他连任同平章事十余年，是北宋年间杰出的政治家。
后到西溪的是范仲淹。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吴县(今苏州)人。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监西溪盐仓。后官至参加政事(宰相)，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幼年贫寒生活中对民间疾苦的体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决定了他要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所以，三相中范仲淹在东台的建树最著，与东台结缘也最深，率领民众，修筑了“华夏第一堤”──范公堤。
晏 殊
西溪三杰中的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景德初年，他刚十四岁，就以“神童”的才名应召殿试考中进士。在西溪任上，当地许多人都慕名听他讲学，后人建有晏溪书院以志纪念。西溪又称晏溪，可见东台人对他的景仰之笃。仁宗庆历中，晏殊官至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为官清廉，秉直从政。他曾上书皇帝，主张严格选任州郡长官，量才录用地方知县，清除庸劣不称职者，这份万言书声震一时。晏殊又是一位著名文学家，擅长词令（长短句），尤擅小令。风格婉丽，历有“北宋令词之专精者，首推晏殊”的评价（见《词曲史》）脍炙人口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名句，就出自他在西溪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吕夷简
吕夷简（978-1043），字坦夫，北宋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吕夷简和当时西溪百姓一样爱种牡丹花，手杆一株上品，娇艳无比。后人建一座思贤亭，以表怀念。当年他赏花怀作七绝一首吟咏牡丹：异香浓艳压群苑，何时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五侯家？这首词吐露了他的怀才不遇之怨。后升迁两度任宰相，为民办事，颇有建树，这位封建政治家写有二十卷文集。虽受历史局限，这位盐官毕竟成了北宋的一位名相。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言，也是他一生忧国忧民、曲折经历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公元989?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两岁丧父。他从小有志，发愤读书。十多岁时，便辞别母亲，到长山醴泉寺跟长老读书习字。由于家境贫寒，他每天只煮一锅稀粥，再切几根咸菜充饥。被后人称为“断齑(音击，ji，指咸菜)划粥”。后来，又到应天府求学。“未尝解衣就枕”，苦读了许多年，获得了真才实学，练就了坚强的性格。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二十六岁中进士，开始做官。文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武官至枢密副使（注：枢密副使：官署名。宋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军马等政令，出纳机密命令。其长官为枢密使，或为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事，或为同知枢密院事。）。他的文治武功虽然突出体现在变改朝政、捍御边隅方面，但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方面也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在苏北，他主持修建了被后世称为“范公堤”的海堰；在苏南，他又主持疏浚了太湖地区的港浦，并对太湖的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江苏，濒临黄海，海岸线长二千多里，境内地势低洼，常遭海潮浸灌，致使土壤斥卤，田地荒芜。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早在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4年)，就“修沪渎垒，以防海沙，百姓赖之。”沪渎垒在今上海市宝山县境。垒，就是海塘，这是江苏海塘的最早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0?59年)，又在海州(治今连云港市)“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隋朝在东海(连云港市东南)、海州一带也修了不少海堤，用以保护濒海城镇。唐代中叶以后，在楚州(治今淮安)、扬州设置屯田，大规模地开发江淮地区。为适应屯田需要，大历年间(公元766?79年)，还“于楚州置常丰堰”，又名捍海堰。该堰北起今阜宁沟墩，南低今东台，长142里，对“遮护农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但是，历经唐末、五代和宋初，年久失修，逐渐颓圮，失去了捍海防潮的作用。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今东台县西)盐官。他目睹“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的情景，心如火焚，提出了修建捍海堰的建议，得到转运副使（注：转运副使：官名。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后来渐成各路长官，监察各州官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情况上报朝廷。副长官为转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但当时正值北宋王朝在对辽和西夏战争屡遭失败。困难迭起之际，因而范仲淹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反对。他们说，堰虽可挡潮，也会造成内涝。张纶争辩说，海潮之患十分占九，而内涝之患十分占一，“获多亡少，岂不可耶!”张纶将范仲淹的建议上奏朝廷，在奏疏中还附了一束灾区饥民吃的野草，并推荐范仲淹担任兴化令，总负责这一工程。仁宗皇帝终于准奏。
二年秋，范仲淹征集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多人，破土动工。不久，“风雪大至，潮汹惊人，夫役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工程遇到了挫折。事故发生后，“道路蜚语，谓死者数千”，于是反对者又起：“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追究责任，并暂停施工。后又派淮南转运使胡全仪实地查勘，决定是否继续兴工。胡全仪认为修堰之事“必成之”，也竭力支持范仲淹的意见。四年，范仲淹因母丧回籍。行前他仍惦记着海堰工程，特留书张纶，言恢复海堰之利，坚定张纶之志。
接着，张纶在胡全仪的支持下，上表朝廷，自请兼知泰州，力排万难，以总其役。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秋再次兴工，第二年春竣工。这条海堰的修成，使盐城、兴化、海陵(今泰州)等县的田土皆能耕种，三千户流移者陆续回到家乡，生产得到了恢复，朝廷的盐利收入也明显增加。人们赞颂范仲淹的功德，将该堤称为“范公堤”。由于倡议兴修捍海堰的是范仲淹，竭力奏请批准的是胡全仪，亲临其役直到完工的是张纶，后人在东台等地建立了三贤祠，又称范公祠，以示纪念。
北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056年)，海门知县沈起新筑捍海“堤百里”，引水灌溉，称沈公堤，与范公堤相接。后世又屡次修固及延伸，逐渐形成了北起阜宁，经盐城、东台、海安、如东、南通，直抵启东吕四的捍海长堤，号称八百里，人们总称“范公堤”。明清时期，堤外已涨出大片陆地，但是此堤仍“有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的功用”。北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开始了治理太湖的实践。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四周高起，湖荡密布，河港错列，田庐常遭淹没之灾。这个地区排泄洪水，原有娄江、东江和吴淞江三条干道，山水通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后来由于潮汐进退，将泥沙带入，到唐朝和五代时，东、娄两江已先后湮塞，太湖泄水仅存“湖东一派”，“谓之(吴)淞江”。北宋中期以后，通江入海浦港大都淤浅严重，泄水不畅。范仲淹到任后，时值太湖大水，“沦稼穑，坏室庐”。他昔日曾数次经历过太湖水灾。“观民患，不忍自安”。初上任，就亲自实地考察，仔细推敲，根据“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的道理，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吴)淞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江与海”。“范仲淹以官粮募饥民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他主持疏“浚白茆、福山、黄泗、许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溪、下张、七丫”等港浦，并建造了一系列闸门，“节宣由人”。旱时引江水灌田，涝时排泄洪水，又能“御其来潮，沙不能塞”。其中福山浦系“江潮上下，惟此港为直截，与白茆、许浦并为要害港”。“范仲淹于福山置闸，依山麓为固，人名曰范公闸”。后世称颂范仲淹疏浚不忘置闸，乃“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然后己，此先忧后乐之实功”。
范仲淹在给宰相吕夷简上疏中，曾谈到了当时的疏河情况：“昨开五河，泄去积水。今岁和平，秋望七八，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未能播殖(植)。复请增理数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纵遇大水，其去必速，而未来岁之患矣。”秋八月，“兴作未成”，令调范仲淹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转运使紧急上疏，说范仲淹“治水有绪，愿留以毕其役”。九月，诏复范仲淹留任苏州，继续疏浚东北诸港浦，排泄积潦，促使农业连年丰收。
范仲淹在同一奏疏中，还逐一批驳了一些人对苏州地区水利问题的种种非议：(一)针对“江水已高，不纳此流”，积水不能排泄入江入海的议论，他指出，江海为“百谷王”，是众多河谷的所汇之所。天下江河都有“善下之”的特性。既然江河下流不息，积水就能够排泄入江入海。已开浚的河道就是明证。(二)针对“日有潮至，水安得下”的议论，他指出，海潮来时排泄不利是事实。但涨潮时间短，退潮时间长，泄多壅少，江河之水必能归流入海。(三)针对“沙因潮至，数年复塞”，潮汐会很快淤塞河道的议论，他强调指出，“新导之河必设诸闸”。闸要启闭以时，“常时局之，御其来潮，沙不能塞”，挡潮拒沙；“旱时亦局之，注水溉田”，蓄水抗旱；“潦岁则启之，疏积水之患”，排泄洪涝。他要求“每春理其闸外”，清除泥沙，比不设闸“工减数倍”。(四)针对开浚工程会“重劳民力”、“大费军食”的议论，他指出，东南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大水一至，秋无收成。而治水后，庄稼有收，百姓不致因饥饿而死亡。“民勤而生”，虽劳无怨，政府勿需蠲(音渭，juan)放，赋粮也有保证。他还提出了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的办法：荒歉之年，以工代赈，每日给五升粮，召民修水利。他所疏浚的港浦就是采取的这种办法。范仲淹最后明确指出，经常疏浚河道、维修工程是刺史、县令的重要职责，太湖四周的苏州、常州、湖州和秀州(治今浙江嘉兴)是国家的仓庚，凡浙漕官吏及这几郡的守令，都要选择负责能干的人担任，才能使朝廷不失东南之利。
范仲淹在其以后的十多年里，宦海浮沉，驰骋疆场，出将入相，但他治理太湖之心却未曾去怀。他认真研究了江南圩田古制，总结古今治理太湖的经验，结合自己景佑年间的治水实践，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主张。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中建议改革弊政的著名奏章。在“厚农桑”中，他条陈了江南、浙西水利：“江南旧有圩田”，规模较大，“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构成圩区水网。“外有闸门”，可控制蓄泄，“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故能“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并提到他知苏州时，曾“询访高年”，知道五代吴越钱氏时，“有营田军”“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还有一定的管理养护制度，故水患很少。他尖锐指出，早年“慢于农政，不复修举”，致使“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音恢，hui)废”。他建议：“每岁秋，要敕下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利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间兴役，半月罢工，并将其水利功绩上报。
范仲淹总结古今治理圩区的经验，提出的“修围、浚河、置闸并重”的主张，较之他在景佑年间“疏浚、置闸”的治水实践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体现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矛盾，不失为治理太湖的一种好方法。
范仲淹三者并重的治圩主张，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赵霖主持治理太湖，就持此说：“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任仁发治理太湖，更为推崇：“范文正公宋之名臣，尽心于水利，尝谓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其后历代圩区的水利建设，大都采用范仲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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