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是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宋强、张藏藏（实名：张小波）、乔边、古清生等，

《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是一本标志着9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书籍，简称《中国可以说不》。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先后被译成8种文字。 也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书中对冷战后中美关系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大讨论，对于此书，各方的评价不一。

内容简介

1996年的夏天北京持续着高温天气，比北京天气更热的是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这本由几个文学青年“鼓捣”出来的作品被视为那一年中国最响亮的声音。当年创刊的《新周刊》首期封面是一张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照片，标题就是“《中国可以说不》震动西方世界”。 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这些名字今日对大众而言已经太过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中国可以说不》在当时创下300万册销量的神话，“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当年大街小巷热血青年谈论最多的词句。 书中批评了80年代一度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对冷战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了理性的反思和评价，对国内一些卖国主义学者和专家的观点进行了大量有理有据的驳斥，为中国的年轻人在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从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并受到了部分专家和学者的嫉恨，并用各种方式丑化和摸黑这本书，但是这些丑化和摸黑却无法掩盖这本书的价值。

此书出版后，市场上形成一个“说不”热潮，《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相继出笼。但后来《中国可以说不》曾一度被禁。

作者简介

《中国可以说不》的第一署名人是宋强，但这本书的策划人却是张小波， 也就是第二署名人张藏藏。作为诗人的张小波解释他当初使用笔名的原因时说：“我觉得这本书跟我的诗歌和小说是两个向度的东西。” 他是出版策划圈中赫赫有名的“四波”之一，其他“三波”分别为策划推出《上海宝贝》的安波舜，策划推出《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的沈浩波和出版过王朔、韩寒等人作品的路金波。张小波是其中最为低调的一位，大家近年熟知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求医不如求己》《山楂树之恋》都出自他的策划，但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张小波的解释是，“我总认为这个行业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生存状态很脆弱，不敢高调。”

惊人预言

书中的预言最近也再度成为网友的谈资，“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书中非常肯定地下了这个评判，对于这个预言，作者的分析是：“美国财政年年有大量赤字，靠增税和借债弥补。美国公司的负债额巨大，美国人用分期付款方式买房、买汽车、交学费，欠银行巨额债务……现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是‘花儿女的钱’，‘这辈子吃了下辈子的饭’。 无论用哪一种经济学来分析，这种局面也维持不久。” 书中还有“只要我们挺过10—15年，世界局势会出现有利于我国的大变化”；“在金融方面要早做准备，预防‘美元崩溃’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看看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可以惊讶地发现12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预言何其准确，张小波也坚持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当然，这本书的销量创造了一个奇迹，总的销量超过300万册，宋强说有一次他们在长沙就查获了40万册盗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张小波说：“畅销到我们都无法想像了。我们曾经在某个新华书店签名售书的时候，新华书店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盗版书。它当时的发行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现在想起来都令人错愕。”这本书究竟为张小波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已经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本书还在海外卖出了版权，光在日本的销量就超过10万册，他们还趁热打铁推出了“说不”的系列书，一个小道消息是，发完这些书后，张小波在北京花上千万元开了个餐馆。

相关书评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从准官方意识形态（如何新理论）向民间发展的一种趋势，也表明这种思潮的日益理论化。这种分化同社会公正问题浮出水面有关，实际也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无套裤汉关于官方对公正问题的暧昧态度和对民族主义的机会态度的不满和绝望。民族主义的民间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即政治机会主义的疏离，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抛弃，相互厌恶中的相互抱怨。换句话说，90年代后期，中国民族主义更多持民间立场，同样在“抵抗羞辱”，甚至通过强化自己的民间特征来获取群众。于是，“新左派”成为民族主义的“精神文化”。到目前为之，民族主义的暴力偏好还仅仅停留在语言暴力的层面上，还未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 不过，从《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仍能发现机会主义的文字风格。也许，由于依附传统，中国的文字事业一直是蕴含一种商业精神的，这种商业精神在分别经历了谄官和媚俗两个阶段，现今步入了既能谄官又能媚俗特别是能够个人治富的新时代。这种“进步”是低成本的，因为在“新时代”，经营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只眼睛”看问题的。但三只眼毕竟是畸形，也远非不偏不倚，这是政治改革滞后引起的文化残疾。以文化残疾来换钱，这是对灾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几年来，这些文化残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后现代主义”的同时开始了“后文革主义”的舞蹈，装神弄鬼、语重心长、乃至奴气凛然、涕泗横流,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对能让中国富强的一切企图。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如果说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还是过誉了，算是文字爱好者的作品是合适的，在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惊世骇俗----实际是入世媚俗----之语，余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书我尚无此才，因该书本身不服从理性，只服从愚蠢。朋霍斐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它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狱中书简》〖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一版P.7-8。）因此我不会去和他们辩论，何况他们愚蠢的背后还有精明的支持，而精明的背后就是刺刀和诬告了。

当然，“愚蠢”也是有使用价值的，只不过是对当局是有使用价值的。“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同上，P.9。）为了说明愚蠢的使用价值是我品味此书的唯一理由，因为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对能让中国富强的一切企图。

无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对西方文化，“中国”大多时间是说不的，尤其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这种传统从乾隆开始而绵延迄今。“中国可以说不”的逻辑前提是中国一直在说是，这个前提是虚构的。中国的历史的真实状况是中国人对“中国”或中国政府一直是说“是”的，赋有真正道德热情和勇气的人应该呼吁“中国人可以说不！”，这才是现代中国人的根本命运和第一任务。

因此，此书的名字应该是“中国还要说不”，这才符合实际。因为毫无疑问，作者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国的政府”。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是要“部分地”说是的，但作者应该是主张全部说不的，他们提示人们应该看那杯子满的半部分。

此书是对《日本可以说不》的拙劣摹仿。这种模仿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我们并不是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日本说不”也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历史，也不符合日本工业化现实。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说不》是对近代以来日本所鼓吹的“亚洲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继承，而“不先生”们对这样思想渊源事实上并不清楚。日本的亚洲主义最早是后工业化国家的一种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在白人中心主义长期压抑下而发出来的情绪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赞同过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本的亚洲主义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伙伴，成为日本在亚洲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政治理论。而中国恰恰是“亚洲主义”或“日本可以说不”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对之说不的西方反而和中国站在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制止了日本在亚洲说不的霸权野心。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这类新民族主义作品唯一的贡献，尽管他讨论的方式和结果，与“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逻辑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此外，我同意他们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对能让中国富强的一切企图。

包装愤怒的推销商

作者把愤怒变成了商品，如小贩的叫卖。所以对书中一些广告用语别太当真。对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说理。仔细研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与其说脆弱的民族主义情结表达了一个大国寡民“特别发达的自卑感”（《开放世界及其敌人》第二卷P115）。不如说几个“波斯尼亚人”经过令人丧气的失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灵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织在一起，是“可以”反对语言秩序的，反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反对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可以”胡说八道的。

作者发誓不坐波音777，但737是要坐的。作者斥责《读者》充满了“小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建议《读者》杂志捍卫自己的名誉----并对赴美学人----当然不包括出访或公款旅游的官员----沾染上“美国瘟疫”而深恶痛绝。但作者自己看《读者》，也积极把夫人送到美国去。说美国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认为俄罗斯和法国还不错，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样历史悠久”。作者们气愤已极的时候要纠集法国去烧好莱坞，原因是中国人不看国产片爱看“十大影片”，并认为是“好莱坞”在“钳制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作者说出了部分真理，中国的确没有搞出几部好片子，人们不爱看国产片，就象鲁迅说的“不喜欢看中国书”一样；但原因不在好莱坞，这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制度规定性里去找。好莱坞为世界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他的强烈的商业主义总是破坏他的这一贡献。

“不知道，没有中国的印刷术，西方人印一首诗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本节引文除特别注明的均出自《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怜的；但这说的好象还是实话，尽管有专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术虽然可能受到了毕生的启发，但是二者之间存在质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完全是大言不惭。这一“伟大历史”是他们的期望，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事实。民族主义不能通过吹牛来体现，这同把清朝的辫子拿到欧洲去展览一样污辱我们的民族。我们惊奇地发现，这种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P.87）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国的“不先生”们用腐烂的逻辑安慰了他腐烂的灵魂。“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时间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希望，实现希望要努力工作，要减少压制和暴力，而不是仅仅通过算命，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对能让中国富强的一切企图。

作者用一种奇妙的逻辑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命题：由于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流血，充满痛苦，所以我们民族具有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用作者的口吻讲，就是：我们牛逼，因为我们痛苦。“中国便是野蛮的好。”（《鲁迅全集》第一卷P.278）这可真是天下奇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的民族的特征？……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