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

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

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社会影响

这篇社论中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民网）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评论分析

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1.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2.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

3.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对华临终指示）；

4.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

5.当时存在一些党内人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毛泽东的一言一句都视为真理。

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相关信息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新两个凡是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对照改革开放前夕的旧“两个凡是”，我们不禁感慨系之。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显然正在朝现代化的方向转变。

新“两个凡是”的核心内涵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民群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动力主体、价值主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发展主体、发展目标。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能否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既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另一方面，新“两个凡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理念。“权为谁授”、“政为谁执”、“利为谁谋”，是权力观的基本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官老爷”。因此，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按人民的意愿执好政、掌好权、用好权，真正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