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制度是指关于信用及信用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对信用行为及关系的规范和保证，即约束人们信用活动和关系的行为规则。既包括正式的，又包括非正式的。前者如有关信用的法律（如契约法）、信用管理制度等，后者如信用观念、信用习惯等。其中信用管理制度是国家为确保信用活动的正常进行而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如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等信用活动中的工具采纳、机构设置、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

背景资料

前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小生产者、自耕农和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高利贷信用为主体的信用形态。其特征是，信用形式单一，没有规范的信用机构和信用工 具，具有实物性、消费性和破坏性，很少体现调节性和生产性。由于不具备基本的信用要素，所以，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信用制度。诺思教授认为，“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建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的，反过来又规定着、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特征。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为人们在广泛的社会分工中的合作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们与别人的交往将按他们的预期进行，使他人的行为变得可预见，由此协调人们的各种行为，建立起信任关系，并减少信息搜集的费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同样，信用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减少经济活动和联系中的不确定性，帮助人们形成稳定、可靠的预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人自身不可能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信用制度的建立为人们从事广泛的经济往来提供一系列的行为规则，规范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这在复杂的非个人交换形式中，显得尤其重要。通过规范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同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信用制度的建立为节约交易费用提供了有效途径，而交易费用的节约则是市场秩序稳定有序的主要标志。

信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能够规范和约束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便于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传递，从而有利于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实现信用环境的优化。信用制度作为经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规则和制度，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选择，也是一种利益的必然选择。信用制度约束人们信守诺言、履行约定，在获取一定利益的同时，出让相应的利益或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实现利益的互置。信用制度就是对这种利益关系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规则。信用制度构成经济交往基础的社会“信任结构”。当某一经济主体和另一经济主体进行经济交往时，首先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这种信任包括对行为结果会获得预期利益 的信心和交易对方会有助于这一利益实现的信任。如果人们互不信任，一般很难发生经济交往关系。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经济交往主体常常是互不相识的，但他们之间对相互的可预见行为都寄予了很大信任。如居民把钱存到银行，零售商把大件耐用消费品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给消费者等，这些经济交易的产生，大多是基于对交易对方履行其承诺能力的一种信任。之所以产生这种信任，主要是因为在经济社会里，交易主体都要受制于信用制度—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商业行为规则。所以说，信用制度构成了经济交往的信任基础。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为基本形式的信用制度。整个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以商业信用为基础。与信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相适应，各种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信用获得广泛而多层次的发展，各种信用机构之间尤其是各商业银行间的分工日益缩小，竞争日趋激烈，银行万能化趋势日渐加强，银行信用机构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发展。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中，汇票、期票、支票、本票等各种信用工具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媒介，具有很强的流通性。其信贷管理体制具有分散性和多层次性。中央银行作为信用的调控管理中枢，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运用间接手段对各种信用工具的流通进行调控，信用活动本身依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而变化。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转到另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信用制度既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大到极限的工具，又是加深其内在矛盾，为向新社会制度过渡准备物质前提条件的因素之一。

中国制度

中国的信用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较长时期内实行与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信用制度，其主要特征为： ①信用形式单一，几乎只有银行信用一种形式，商业信用、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都未能得到合理的发展；

②信用工具简单化，只有纸币和支票等少数信用工具，因为没有金融市场，流通也受到限制；

③信用机构单一化，只有信贷发行合一的国家银行和少数专业银行；

④信用资金实行统存统贷、统收统支的供给制； ⑤在管理体制上，强调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管理手段单一化、行政化。

1979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之展开，一种以国家银行及银行信用为主体的多种信用机构及其多种信用形式并存，体现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运行机制相结合新的信用制度正在形成。其主要特点是：

①信用制度具有商品性与计划性双重性质，由此决定在坚持银行信用主导地位同时，允许并鼓励发展商业信用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租赁信用和民间信用等灵活多样信用形式；

②信用机构专业化多层次的发展，形成各种专业银行与专门信用机构并存的信用体系；

③信用工具多样化，并在逐步建立金融市场的基础上进入流通；

④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实行直接及间接调控相结合的中央和省（市）两级调控信用管理体制，并且逐步运用经济手段和信用杠杆管理信用活动；

⑤信贷资金的管理逐步朝着借贷制”方向转化。

相关理论

一、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信用经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其信用状况不仅决定着企业自身的命运，而且影响着银行等利益相关主体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企业信用状况不容乐观，信用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市场秩序。因此，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十分迫切，对其必要性认识应该进一步深化。

(一)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信用乃现代社会之基。生活中，无信用则无交换可言；无信用，金融无从谈起；无信用，市场经济无法存在。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的内在缺陷和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客观上要求发挥信用的强大功能，从而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扩大交易规模和范围，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我国企业信用制度尚未建立，企业不讲信用成风，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十分严重，企业信用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看看我国私营企业的经济纠纷案件和民营企业的虚假出资问题，就可以发现企业信用问题的严重性。据对北京市x区人民法院X执行庭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的调查发现：期间信用纠纷案总发生数为489起，私营企业涉案数为173起；其中购销纠纷和借贷纠纷分别为132和256起，私营企业涉案数分别为64与48起，分别占购销纠纷和借贷纠纷的48．48%和18．7%，两项累计高达67．23%。此外，据对×市工商所调查得知，有大约70-80%的民营企业存在着虚假出资现象。注册资本金不实使企业信用根基受到了损害，结果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问题严重。为改变不良状况，提高企业的信用质量，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是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条件下金融市场的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

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是金融市场的一个明显特征。在金融市场上，资金的借贷受到交易双方信任程度的限制，而信任上的困难最终又在于双方之间缺乏了解即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对金融市场造成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由于借款人对自己借款的用途乃至收益具有较大的了解，而贷款人则并不掌握借款人的这些“私人信息”，资质差的借款人在争取贷款时较为积极，贷款人最后往往选择了他们。道德风险是指，由于资金借贷是一个过程，在订立贷款合同转移资金的使用权之后，还必须等到借款人付清全部本息，交易过程才算完成。但在合同订立到债务还清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会诱使借款人脱离监控，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增大资金运用的风险。要使金融市场正常运作，关健是保证信息的充分揭示。信息、信任与信用交易之间的锁链关系，使信息问题成为金融制度演进的重要决定因素。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所造成的资金交易障碍，金融体系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解决办法。其中由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估，进而建立企业信用制度，就是克服由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所带来的种种金融交易困难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是重塑银企关系，防范银行信用风险的需要

“无倌则不立”，没有健全的企业信用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观念，就不会有融洽的银企关系。

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信用关系往来，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是其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其主要客户也是企业，两者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企业信用状况直接关系到银行信贷资金使用的好坏和效益的高低，对银行信用风险有重要影响。学术界对不良贷款成因看法不一，归纳起来可分为三大类：(1)从微观层面通过考察资金交易全过程，分析企业、银行、政府在不良贷款形成中的作用，这是一种主流的观点。(2)从宏观层面通过考察金融交易发生的金融经济环境，分析不良贷款形成的历史的、体制的原因。(3)从金融交易的制度背景考察，强调信用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因素的作用，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见解。与此同时，实业界也对不良贷款成因作了许多个案分析。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为寻找国有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的主因，对当地国有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新增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中，企业信用制度因素占52%、银行因素占29%、国家政策因素占19%。企业信用度下降、企业信用制度不完善是导致不良贷款剥而又增的主因。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个案调查都表明：企业是不良贷款产生的直接源头，即企业信用状况决定着银行信用风险的大小，是造成不良贷款之根源。当前进行的坏账剥离处置工作及改革传统信贷体制都只是治标之策；要从根本上遏制不良贷款的增长，必须建立企业信用制度，这才是治本之策。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我国企业信用状况差决非一日之寒，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亦决非朝夕之功就能为之；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统信用文化约束——培育新的信用文化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制度的前提

传统信用文化是制约企业信用制度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都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信用文化。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其经济运行是建立在不同的信用文化之上的；反过来，不同的信用文化又反作用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可以说就是信用经济，其信用文化十分发达，讲信用蔚然成风；信用已作为商品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信用就是财富，信用就是生命，在西方国家已根深蒂固。在我国历史上，“童叟无欺，诚实信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并在小农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都得到了维持。传统的信用文化十分重视信用的作用，如古语有曰：“君子，无信而不立”，“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但这只是把信用作为一种美德去广为传诵；作为一种观念，仅仅用道德去约束。现阶段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传统的信用文化、信用制度被打破，而新的信用文化、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信用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失信者驱逐守信者，失信者得利，守信者遭殃表现得淋漓尽致。

培育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建立新的企业信用制度，客观上需要深化对信用的认识：(1)信用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商品；信用的商品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企业信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企业信用的质量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良好的企业信用将扩大企业购买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给企业带来种种收益；而信用不良者将遭到市场经济的淘汰。也就是说，信用是把双刃剑，既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也具有风险。(2)企业信用可以创造。影响企业信用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常包括企业的素质、经济效益、经营管理、资金信用、发展前景等。企业应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注意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在信用建立的初期阶段，企业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种投资在信用建立起来之前是无法获得收益的。此外，在企业信用的建立和丧失过程中存在着极度的不对称性，失信容易守信难，因此企业信用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需要长抓不懈。(3)信用不只是一种心理现象，也不只是一种活动，它是“制度”。信用的心理特征是信任，信用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它构成了社会的“信任结构”。信用往往涉及到时间间隔，由于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时间间隔的存在，信用是维系“现在”和“将来”之间这一段行为上的空白的纽带。培育信用文化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前提，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务之急。

(二)企业信用市场约束——培育企业信用市场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基础

企业信用市场是企业信用制度建设的平台，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也就是培育和完善企业信用市场的过程。欧美是企业信用市场最为发达的地区，他们的企业资信评估机构对开展企业信用评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1)企业资信的收集和登记。数据是形成征信产品的第一环节，构成企业信用的信息数据多且复杂。西方国家在进行企业信用调查时一般将调查指标分为两大类，即广度指标和深度指标。广度指标为企业信用分析提供了一般性构架和准则，包括企业素质、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经济效益、发展前景等五个方面。深度指标是对上述指标的深化，具体包括：营运资产/总资产(WC/TA)、留存收益/总资产(RE/TA)、税息前利润/总资产(EBIT/TA)、权益市值/总债务的账面值(MVE/TL)、销售收入/总资产（S/TA）、流动比率、总债务/净价值、长期负债/资本金等指标。须注意的是，数据的准确性和商业机密的保护是企业资信收集过程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2)企业信用数据的加工处理和企业信用评估。要形成征信产品，散乱无序的信息首先必需经过分类、比较、计算、判断、编撰等加工处理过程，然后对企业信用进行评级和打分，最终形成征信产品并标以价格。企业信用的评估是区分不同企业信用质量的关键。如果不能有效地区分企业信用质量的好坏，信用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就不可避免，就不能有效地制裁“滥竽充数者”。主观评级法和客观经济计量模型量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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