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作为有深厚学养和艺术创造力的书家，李志敏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理论渊源

帖学和碑学是中国书法的两大流派。在书法千余年的发展中，两者虽有兼融，却互成格局。清以前，帖学为 历代书家所推崇，占据主流地位。清以后，碑学兴起。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及康有为提出“尊碑抑帖”后，在一个时期内碑学成为时代主流书风。它与之前历代书家对碑派的学习借鉴较为隐讳明显不同的是，一些书家开始正式提出和探索碑帖结合的问题。沈曾植、于右任等便是这一探索的代表。但书家们并未形成碑帖结合的理论体系，在探索实践中也未建立起明确的技法标准。

当代书法应走向何方？不外乎三种路径：一为帖学传统的守正创新；二为碑学传统的守正创新；三为碑帖结合的新路子。前两种是为诸多书法大家所实践并有所成者之路径，但历经不同时代的丰富和发展，两大传统各自从书法美学体系、技法规则（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方面，均已大为完备和成熟。目前，虽有新的时代条件及书法环境之促动，亦少有创造性发展之大空间。而这种书法生态现状，却为开创碑帖结合的新路子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碑帖结合是在汲取两大传统要素基础上的创新性探索，既符合“兼容性”和“互补性”的艺术发展规律，也为当代书法的大发展、大突破预示了前进方向。

理论基础

引碑入草作为碑帖结合之高级形态，其首要问题是结合什么、引什么、入什么。不是简单地将碑书和草书两 种书体穿插在一起，而是要将两种书体彻底融为一体。碑讲究朴厚雄强，字形方峻坚削、古拙劲正，而草书讲究流放姿纵。所以，在探索引碑入草道路上必须敢于和善于取舍，其取舍原则，就是取其最本质特色，同时舍弃其余的特色。引碑入草正是要将魏碑和草书在高级层面，并非是要将所有诸要、诸美都无一疏漏地保留下来。否则，引碑入草必将失去实现之可行性，妄图“众美”却丢掉“大美”。这是探索引碑入草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引碑入草的开创性探索的意义，正在于李志敏的思维里有着明确的取舍原则和强烈的求变思路，即集中将碑的最本质笔法和雄强之风貌，从根本上植入草书特别是狂草实践之中，同时，他又敢于果断舍弃一些固有的技法原则和要求，结字高古，取法汉魏，用笔大胆，点画简省，结体奇异险峻，使他的草书书风兼具“流放姿纵”和“苍茫雄浑”的神韵。此外，他的每一幅草书作品都极力寻求变化和差异，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千篇多面”的特点，但整体上又能体现出凝重粗犷、雄奇厚拙的碑学意蕴。如果说在当代草书实践中，林散之为飘逸之美，那李志敏则为苍茫之美，两者风格迥异、刚柔互补，凸显“南林北李”的双峰对弈。

技法原则

引碑入草的实现，最终依赖技法的支撑。一在笔法上，将魏碑之雄强、开阔笔法有机引入草书之中。魏碑的 中锋绞转、万毫齐力与草书的外拓笔法不谋而和，在草书遒媚之中加以雄强之力，使狂草线条更显张力，可有效弥补大草用笔直白乏力的缺陷。二是在墨法上，将碑之用墨的生涩老辣以及饱墨法引入草书创作中，任意铺毫，万毫齐力，纵横使转。三是在结体和布局上，引碑入草注重“以势带形”、化线为点、疏密互补、结构天成，通过横向与纵向交替相映的字势变化，实现空间的随性摆布，提升全局的灵动和跳跃。更利于在流放姿纵的狂草中彰显出碑派的风骨与气势。

李志敏引碑入草作品的大气磅礴之势，得益于魏碑方笔和圆笔的浑然妙用。同时以狂草神韵境界为精神内核与之互通互融，亦方亦圆，方圆兼备，流畅中不失劲正之气。他将碑的墨法引到大草之中，厚涩之间现朴拙，酣畅之中出力道，形成浓枯对比更为强烈、线条点画更具张力、视觉感官更具冲击力的墨风特色。他注重“用笔贵约，约而能真”，在“化线为点”的探索中将“点”的运用推向极致，打破以传统点线互补为布局的固定模式。

任何一种书体和书风从开始萌芽到发展成熟，都需要历经岁月的多重砥砺和洗礼。李志敏作为引碑入草的开创者所进行的探索，为当代书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值得书法理论界认真研究和借鉴。启功先生更是对李志敏先生的书法造诣大为赞赏，他说：“只有碑帖融合，才能突破前人藩篱。而李志敏先生对引碑入草的探索，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