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锳（1791年—1856年），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

人物生平

张锳少时勤奋攻读，知识广博。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桃知县来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年）署兴义府知府，升遵义府知府、贵西道道尹，未久，要求还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年）升贵东道道尹，翌年病逝于任上。

张锳先后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招堤风景名胜，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见府城珠泉书院破败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重建书院，并更名桅峰书院，所余银两用于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乡义学。兴义府试院规格狭小，房屋倾圮，张锳自捐廉俸银1000两，并向府属各州县劝捐银30800两，亲作规划设计，选派得力士绅管理，严格监督施工，一年多时间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时称“甲于天下”。还用节余的银两为前来应试的学子添置一应用具，受到合府学子的称赞。桅峰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使广大学子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扩大。

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张锳之子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出生于贵阳六洞桥。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光绪初年出任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调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后入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清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名噪一时。

人物轶事

张锳，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1），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少时勤奋攻读，知识广博。明末前，先辈是世居山西洪洞县人氏，由于明末兵荒马乱及旱灾、蝗灾，迁徙至河北南皮县东门印子头，称为东门张氏。始祖张端任繁昌县荻港巡检。张端的儿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张锳以上三代为官，却以清廉在当时小有名气，但其曾祖、祖父、父亲都仅官止于知县，因此始终处在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在传统社会里，还算不上豪门显宦。嘉庆十八年（1813）张锳中举，之后六次参加会试不中，后以大挑（清乾隆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第的举人，国家挑取优等的用做知县等职，意在给举人开拓出路，六年举行一次）录任。清代任命简派官吏，照例是不许在原籍任职的。道光六年（1826），张锳以“大挑”选中来黔，录派补授为贵州安化知县。道光七年至道光九年，任清平、德江知县。在张锳来黔任职的这几年中，贵州省西北部的威宁州区域，多股匪徒各自占山为王，经常下山掠夺粮食和财物，民不聊生。威宁州从道光三年至道光九年六年间，就调任了五任知州（司为善，四川巫山人，道光三年任；严昌钰，浙江归安人，道光五年任；谭骧，湖南邵阳人，道光六年任；李鸿卓，江西南城人，道光七年初任；刘宝箴，山西洪桐人，道光七年底任。），这六年中，匪患不断，这些知州不是屁股没坐热就请辞，或是谈“匪”色变，虽然配合总兵多次搜山剿匪，但只攻下部分匪寨，抓到的只是匪卒，结果土匪骚扰始终未断绝。州县官吏也换掉几任，但是，始终力不从心。就在这危难时刻，道光十年初，张锳因工作能力强，处置事情果断而从德江调威宁州任知州。张锳到任后，深入实地了解匪情，及时把详情报告云贵总督，云贵总督既而上报朝廷，经与兵部商议，重用苏勒芳阿（镶红旗满洲人，道光八年八月任威宁总兵一职，道光十三年升荆州将军）为剿匪总指挥。苏勒芳阿不负众望，不顾气候恶劣，匪徒设伏，深入山区村庄观察地形、了解村情民意。通过周密踏勘，他了解到威宁州辖区山高路险，河沟交错，水流湍急，又邻近川滇边界，民族杂居，匪情复杂。苏勒芳阿一方面加紧操练兵士，另一方面密切配合知州张锳探讨剿匪方略，还经常与老兵卒商议办法，倾听他们的见解。三个月后，一股匪帮在女儿姑等地抢掠，苏勒芳阿闻讯后立即率兵出击。这次他听取士兵们的建议，当即谋划，没有直接去肇事地点去捉拿匪徒，而是绕过山涧，径直冲向匪徒老巢。进山后，山路险陡，他们就弃马步行攀山，苏勒芳阿适逢青壮年，翻山越岭，沿桥涉水，比得上当地的年轻士兵。当他们逼近山寨时，发现守寨匪卒疏于防御，苏勒芳阿率兵杀入寨门，匪徒小头目凶猛顽抗，当场被杀死，少数匪卒逃出山寨，余者均被擒拿，一把大火焚烧山寨，苏勒芳阿有意放匪徒逃走去报信。果然，出来扰民的匪首，远远看见山中蒸腾的烟火产生疑惑，又见逃出来的匪卒喘息而哭诉，立刻大怒，仓促率众匪反攻，这恰恰巧中了苏勒芳阿的埋伏，捉拿到匪首立即斩处，众匪卒吓得跪地连连叩首，个个乞求饶命，苏勒芳阿当场训斥，释放他们归家务农，不准再走歪道。此举惊动整个山区地域，各土匪寨不敢轻易下山扰民，而在山里种黍。一听说苏勒芳阿率兵巡山，众匪头目都纷纷躲避，他们知道：只要被擒住格杀勿论。对那些在山上改邪务农的匪卒，苏勒芳阿均不追究。清道光十一年，威宁总兵苏勒芳阿因故回北京卸任，云贵总督阮元欲将此重要职务委周景魁接任，即将推荐文本上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准允周景魁任威宁总兵职位，朱批御旨授予兵印，加封周景魁为正六品官爵，享受朝廷蓝翎侍卫的待遇。并在其家乡集贤街建立石牌坊，赐名“冠英”以示表彰。周景魁就任威宁縂兵以后，黔西北数十年中，社会平定，民众生活安宁，当地人颂扬其有“古将风度”，家乡族人则尊称其为“武侠爷”。

道光十三年（1833），张锳由政绩突出从威宁州调任贵筑知县，十六年（1836）任榕江通判，十七年（1837）任安顺知府，十八年（1838）任黎平知府，十九年（1839）任遵义知府，二十一年（1841）任兴义知府。咸丰四年（1854）升贵东道，六年（1856）病逝于任上。在贵州为官长达30年。

注重于道路修建

据《东川府志》记载，早在乾隆六年，云贵川三省就开始规划建设从寻甸——威宁——镇雄——南广——北京的经济交通运输线，运送寻甸、威宁丰富的铜矿。乾隆九年至十年，云南总督和四川巡抚都奏请开通罗星渡河道以运输京铜，但到乾隆十年才正式开通，云南总督张允随上奏：“开修罗星渡河道工程，业已告竣，铜舟毫无阻碍。”（《清高宗实录》卷229至卷243记载）。此后，这条经济交通运输线年年被洪水冲断，年年复修。张锳到威宁州任知州后，除调集总兵平复匪患外，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建设。威宁铜矿储量为贵州之最，要把铜矿销往中原，让铜矿为威宁人民带来财富，首先必须经济交通线的畅通。据《滇南矿厂图略》卷2载，从云南寻甸州至贵州威宁州多出桥道，此路“砌石不便行车，土路易于塌陷，旧届五六年请修一次”。道光十年秋，张锳召集矿主捐资“修云南寻甸州至贵州威宁州运铜桥道”。此路有的路面宽达6米，可以用牛车运铜。《自滇至京水陆里程》记载：此线沿途几多偏僻小村都有客栈，还设有铜店。

这条道路取乌撒入蜀旧路到威宁后，经高枧槽、阿箕车、菩萨塘、桃园共5站到镇雄，然后经古芒部、雨洒河、花蛇岭、中村经四川珙县洛亥到罗星渡5站，从罗星渡（今珙县罗渡）沿南广河水路5站到经木滩、赞滩、南广硐，再沿长江3站到泸州。计从威宁州到泸州18站。此路山高水险，以前并不当大道，特别是南广河滩险十分多，但据记载“凡运铜陆路险窄处岁修之”，修治后“不特铜运得济，滇民往来，亦有裨益”。

到安龙任职后，张锳见这条通往广西的石路，险狭崎岖，人马难行，于是倡议捐银2000余两，主持修筑安龙城至南盘江边坡脚的驿路。两年后，道路建好，可直通广州。

倾心于教育事业

张锳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贵州任职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政绩突出，严格要求属吏，不许苛扰百姓，治盗安民，维护社会安定。除开修驿道，奖励农商外，还倾心于教育事业。他到哪里任职，家就随迁到哪里，表示以此为家，为百姓造福。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升任兴义知府。上任的头一年，他见旧试院远在城外，破烂不堪，加上生童往来辛苦，便与府属各州县商议，就近择地另建新试院。他率先把自任知县以来的全部俸禄积蓄1000两白银捐出，并倡导各开明绅士、开明商人集资的30800两，还积极奔走呼吁，亲自组织工匠建设。第二年底，由其亲自主持重修的兴义府试院落成。新试院规模宏大，布局精巧，共有房舍209间，仅魁星阁后面两侧的号舍，就可坐千余人。不少外地官吏参观后，赞不绝口，称其“甲于天下。”新试院建成后，张锳又筹银1500两，扩建珠泉书院。还拨出一部分公田出租，用租金解决学生的灯火费、试卷费和教师聘用费，深受当地百姓称赞。又拓建府属，增修府城西、南二门及拱极亭。道光二十二年，筹银1000两，贷与广商生息作乡会试费，同时捐俸银1000两，在府城东、西二门办义学两所。

张锳在贵筑任职时，其子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于1837年生于兴义。张之洞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为了光耀门庭，他把在南皮张之洞叔伯弟兄张之渊、张之清等接来兴义，一方面是与之洞伴读，另一方面是好同兴义的青年学子们集中培训。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有时，张锳亲临学堂，教育青年学子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府学诸生要友善、互学。张之洞幼年时的老师，也是一批饱学之士。据史料记载，张锳先后重金聘来“学养深厚，授课有方”的附生员何养源，拔贡生曾搢之、附贡生张国华、举人黄升之、举人王可贞、进士敖慕韩、举人张肖严、举人赵斗山、翰林院侍读了诵孙、进士童云逵到府试院执教。其中张国华，是当时贵州有名的诗人，曾主讲贵山书院。而敖慕韩与童云逵，也是从全国的进士堆里挑选出来的。对儿子张之洞的教育，张锳反复叮嘱各位老师，请各位老师格外关照。因为之洞幼年丧母，沉默少语，性格内向。在各位先生的悉心关怀下，之洞的学业长进很快，9岁时就读毕了四书五经，10岁开始学着写诗和作文。父亲为他制定的家法是“俭约知礼”，为他延请乾嘉老辈做老师。因为黔省僻远，又让人从通衢买来几十箱书籍。放在他的书斋里，留作课外阅读。11岁那年，官学老师敖某要试试张之洞的诗文，自己先写出了一首古风，命之洞和之，之洞提起笔稍一默诵就成了。父亲看后竟大喜过望，斟满杯酒让儿子饮。据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那官学老师的儿子拿着刻有张之洞那首处女作的集子去拜访他，之洞饶有兴致地向左右忆述着当时写诗的情景，说：“先父不只让吾饮酒，还将他平日喜爱的砚台奖给了一方。”

张锳为读书人“添灯油劝学”的故事，也很让人感动。相传在道光年间的安龙城，每天夜里到了交更的时候，就有两个差役从知府衙门中走出来，前面的一个提着灯笼，后面的一个挑着桐油篓，沿着大街小巷游走，只要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并有读书声，两人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等读书人开门后，后面的一个差役便放下油篓，取出油筒，再从油篓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这个读书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随即又向另一户亮着灯光、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就这样，每晚给安龙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张锳前后坚持了13年，不管天晴下雨，夜夜如此。当地百姓都知道，这是知府张锳对读书人的厚爱、关照，于是更加发奋学习。这以后，安龙不断有人参加府试、乡试和会试，其中景其浚，在1852年（咸丰二年）还考中进士，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陕甘、河南、安徽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其子张之洞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二名，成为“探花”。

不过，张之洞无论到哪里做官，都把养育过他的安龙搁在心上。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他擢升大清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这是他事业走上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当得知兴义知府陈鸿年要将文峰书院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同时还要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两所，他马上捐出一笔资金建校，并捐赠一批教学仪器和5000册图书，人挑马驮运到安龙。考虑到安龙师资力量缺乏，他还致函兴义知府，及早选送10名优秀青年赴武昌两湖书院培养，所有经费由他捐助。

张锳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贵州任职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政绩突出，严格要求属吏，不许苛扰百姓，治盗安民，维护社会安定；同时开修驿道，奖励农商；积极编修府志，支持篡修《遵义府志》，继而奋斗13年，创修《兴义府志》74卷；兴办教育，建兴义府试院，重建珠泉书院，“劝捐”建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等；重视文物，扩建安顺文庙，培修招堤风景名胜。张锳善书法，在安龙的兴义府署、兴义府试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极亭等处留下了许多书法楹联作品。同时积极编修府志，支持篡修《遵义府志》，继而奋斗13年，创修《兴义府志》74卷；兴办教育，建兴义府试院，重建珠泉书院，“劝捐”建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等；重视文物，扩建安顺文庙，培修招堤风景名胜。张锳善书法，在安龙的兴义府署、兴义府试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极亭等处留下了许多书法楹联作品。

为官清廉独爱莲

又譬如，张锳特别喜欢荷花。他在招堤遍植荷花，就与其从政生涯，政治抱负有关。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

张之洞呢，也同他的父亲一样，特别喜爱荷花。每到荷花绽放时节，他都要沿着招堤来观荷赏荷。有时随同父亲张锳一起来，有时随同老师张国华一起来。通过了解荷花的生长习性，观察荷花的不凡姿态，品咂前人吟荷的名句，学习入世做人的道理。

正是通过年年到招堤观荷赏荷，张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情，寻找到人生的真谛。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他是十分清廉的。

张锳自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入黔补任知县以来，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廉洁、善听讼、严治盗等知名，升古州同知时，道光帝曾引见，特赐独对。

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张锳常用青莲自比，时刻警醒自己“濯污泥而不染”。从老家南皮到黔地任职，每每风餐露宿，带的只有几箱书、几盆荷花，随从只有家眷和贴身卫官。

道光十年（1830）辗转一周到威宁上任后，首先在县衙门外（今农业局处）的堰塘栽上荷花。

据传，一日，张锳陪同同僚游凤山寺，见一群轻薄少年调戏一年轻女子，张锳就上前呵斥到：“尔读圣贤书，……何以挂名威宁人？”骂得这群轻薄少年“面如死灰，僵立道左”。对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吏，张锳痛批道“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应昭然于世严惩，以儆效尤。”《贵州通志》评鉴，张锳为人“刚介鲠直，不阿上司，在清代的贵州，是堪比胡林翼的“一代名知府。”

俗言对官吏的评价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张锳到威宁任职的第二年，准备回老家过年，除了带点威宁的荞酥、火肘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带回老家犒劳乡亲。于是，他与东门一孙姓商人说：我屋里的箱子随你挑，换1000两银子。”，这位孙姓商人选最大最重的一箱相换。结果是张锳事先设计好用砖头装满的箱子，事后这位孙姓商人上了当还不敢说。

这一故事又原封原样的传给其儿子张之洞。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张之洞十分清廉。由于喜欢古董字画、接济远近亲友、支持“新政”，他经常囊中羞涩，不得不把家中的东西拿出去典当，在《张之洞经世谋略》一书中，曾讲到这么一个故事：他任湖广总督时，武昌的大当铺有个规定，即凡是总督衙门的皮箱，不管里面装什么东西，都可以当200两银子，只需按箱子的数量付钱，开春后再由总督府拿银两赎回箱子。有一年，张之洞缺钱过年，就找来9个箱子，在每个箱子中装满砖头，让仆人抬到当铺当了1800两银子，总算度过了年关。一个堂堂总督竟然“混”到这种地步，由此也可见其清廉了。

重视文化建设

道光二十三年，捐俸银千余两增建义仓一所，筹款补足仓粮缺储，4年间储谷达两万余石。

城郊名胜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将堤加高5尺，在堤侧遍植荷花，又在金星山建半山亭。府城为黔桂边区商业重镇，而通广西道路石径险狭，崎岖难行，锳集资银数千两，雇工修竣，使府城“远通羊城，近达象郡，贾商辐凑，货物骈臻。”锳又改建珠泉书院，将明十八先生祠移建于试院东侧，增建亭台楼阁，广植奇花异卉，俨然江南园林，道光二十九年，擢贵西道尹，不久请还任兴义府。

锳自来兴义府，即以篡修府志为己任。为节省经费，既不设局，也不劝捐。先召集府属各州县士子十余人广征资料，出藏书万卷，博考篡辑；复采访父老、绅士，始篡为初稿。而后，先后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和湖南宿学、修志家邹汉勋来郡协修，共定义例，删繁去冗，拾遗补缺，经13年始勒订成书，共74卷百万余言。因资费告乏，锳捐俸银2000余两付印。锳作序云：“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

咸丰四年（1854），新城涂令恒、冉秉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府城，安义镇总兵先率镇兵从征遵义，锳组织团练千余人防堵。时太平天国烽火燎原，锳推行变通保甲法，饬各州县仿戚继光练兵。五年，锳擢贵东道，在黔南各地指挥镇压起义军。六年，病逝于军中。

1855年9月，贵定、龙里等县苗民起义，各地起义军相互呼应。贵州巡抚在咸丰的严旨斥责下，东求西告，调集贵州军在川、滇、桂等省清军的配合下，向起义军进扑。张锳也受令率兵向贵定进发。戎伍之中，历时三载，披寒暑、蹈瘴疠，为清政府立下汗马之功，由于积劳成疾，在征战中于1856年8月25日（咸丰六年七月廿五日）死于病。

四是捐俸银1000余两，增建义仓一座，解决仓储不够的难题，四年间储备稻谷达2万多石。

五是见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带领民众，将大堤加高五尺。同时又扩建荷池，种植荷花，还筹资在金星山上新建一座半山亭。其实，早在张锳任兴义知府的144年前，招堤就已存在，但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水利设施，张锳带人大面积种植荷花后，这里才真正形成一个风景区。“招堤十里荷花”胜景的打造，张锳功不可没！

六是改建“十八先生祠。”十八先生的高风亮节，常为张锳所仰慕。为此，他决定改建“十八先生祠”，建成后，有祠门、敬业堂、流芳亭、怀清亭、享堂、正祠、多节亭、净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七是呕心沥血十三年，主持纂修《兴义府志》。张锳是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极强的官员，出于对兴义府属各州县的热爱，他立志要为当地人留下一部拿得出手的志书。为节省经费，他不搞捐资，先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后又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家邹汉勋前来协修，终将74卷、100余万字的《兴义府志》完成。不料后来无经费了，张锳只好又捐出俸银2000余两付印成册。他在该志序中写道：“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可以告慰他的是，几十年后，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将值得称道的清代方志列举了104部，其中就包括《兴义府志》。如此看来，《兴义府志》也称得上是一部全国名志了。

“家父作楷模，儿辈尽效之。”张锳的以上政绩，件件众口称道，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影响着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使他从小便知道：只有像父亲那样为百姓多办好事、实事，自己今后才能无愧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干出一番大事业！

注重文物保护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扼杀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明朝江诸王曾先后建立起4个政权，以图恢复明室，又相继被清军所灭。1646年，一批明朝遗臣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于广东肇庆，次年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调动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但在清军强大攻势下，颠沛流离，亡命于粤、桂、湘、黔四省。1646年，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在安龙一住四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牺牲后，遗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部将统领，并确立联明抗清大计方针。1652年2月，孙可望遣兵迎永历帝入居安龙。李定国率师东进，与清军浴血奋战，军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与之议和。随着抗清斗争的节节胜昝，孙可望逐渐滋长称帝之心，后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与朝臣合谋，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将吴贞毓、张禄福等18名朝臣下狱、杀害，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十八人殉难后，其家属及安龙百姓将他们合葬于城内西北隅天榜山下。永历十年(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国由广西至安龙为十八人垒墓，建庙于马场。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朱由榔移居昆明，遣使赴安龙为十八人树碑(此碑于1980年修墓时始出土)。碑镌“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九个大宇，由朱由榔亲题。至此“十八先生”之称便流传下来。十八人的姓名、职官及死难事，系由通政使尹三聘题写。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张镁重修十八先生墓、祠。张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

典范德泽荫佑后裔

清道光十七年（1837），张锳之子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孔明洞侧（今贵阳市博爱路一带），故取名“之洞”，乳名官保。襁褓中的之洞生性爱哭，只有母亲朱碧筠的琴声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并露出笑容。父亲张锳说，这是胎中常听琴瑟之鸣的缘故。朱碧筠系广西桂林人，出身名门（其父朱绍恩进士出身，官至四川邛州知州），聪颖贤淑，喜棋诗画，特别擅长弹奏古琴。

之洞在母亲的琴声中长到四岁，不幸母亲病逝。之洞收获母亲遗物就是那架母亲心爱的琴。从此，之洞只要一想母亲，就会抚琴凝思。母亲的遗琴一直伴随张之洞一生。朱碧筠死后，张锳没有续娶正室，之洞由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未生育，视之洞为己出，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爱照顾。魏氏喜爱四季常开的月季花，常常将亲手盆栽的月季摆满之洞的房间。受养母的这种喜好熏陶，之洞也酷爱月季。

张之洞母亲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张锳吩咐仆人在客厅摆下香案，备好酒席。时近中午，仆人领着一个年约四十岁，衣着青布长袍、风度儒雅的人来到客厅。这个人就是张锳为张之洞请来的家塾教师何养源，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他从三字经教起，每天教20个字，之洞念过三、四遍即能背诵，不到一个月，基本上三字经就背完了，何先生称他为神童。

一天，张锳公余来到书房，让之洞把《三字经》背诵一遍，见背得轻松如流；又从书中选出一些字写在纸上，让张之洞认读，之洞一一确认不误。张锳这才捻着胡须不胜欣喜地勉励道：“好，好！跟着何先生好好学习！长大成才，为家争光，为国效力。”转脸又对何先生说：“我虽略通文字，之洞这孩子的聪颖，强我十倍。先生博学卓识，执教有年，还望先生对之洞严加训诲，培养成人。”何先生喜悦地说：“是啊，是啊，之洞确是难得的好学生。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以后该如何教他呢！说罢，便和张锳商定教之洞读《论语》，学描红。之洞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夸奖，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对父亲的嘱咐，虽不全明白其中含义，但父亲殷望他读书的话，却已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平添了一股思学若渴的力量。何先生写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赵体字，让之洞套在宣纸下练字。时间不久，又改描写为临摹。之洞兴趣盎然，勤摹苦练。同时，他对读书苦求甚解，读《论语》时，对章节字句，必弄明白才算完事。何先生对其聪明好学、务求甚解的精神极为赞扬。张锳也为其子长进之快欣喜不已，越来越偏爱这个儿子了。读完《论语》，又开始读《孟子》。之洞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白天，他在家塾听先生讲课；夜晚，便秉烛夜读。困倦难耐时便伏案而睡，醒来又接而复读。

养母魏芷香对他极其慈爱，陪坐在身旁，看着他在烛影摇曳里那清瘦的脸庞和专注的神态，听着他那如歌似曲一样抑扬动听的朗诵，心中便涌起一种爱怜和殷望的感情。炎炎夏日，她给之洞摇扇纳凉，驱赶蚊虫；漫漫长夜，她给之洞披衣送暖，端上夜餐。她用全部身心抚慰着之洞，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

　　经过五年孜孜不倦的苦读，之洞九岁就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十九卷“四书”和《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作。不久，他又读完了《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部书。到此，科举制度规定的教科书，他已全面读完，结束了家塾生活后进入府学继续攻读。

　　府学紧挨府衙，是张锳为官吏的子弟读书而修建的。府学庭院宽敞，轩明窗亮，院内古木参天，翠竹丛生，假山峻石叠趣，溪水清漪缠绵，环境十分幽静。被延请到府学执教的，都是名冠府地的饱学之士。在府学，张之洞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11岁所作《半山亭记》，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名噪一时。其云：“万山辐凑，一水环，雉霅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绿堤数量，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阴，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彻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翠萝红蓼，罗列于轩前，竹榭茅檐，欹斜于矶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全文刻于招堤半山亭。12岁时完成了诗文集《天香阁十二龄草》。

　　张锳看张之洞小小的年纪即掌握了许多人终生难以学好的课程，心中自然高兴，便思量让之洞早些参加科举考试，而想到自己六次会试皆不中，最后又大挑才走上仁途，又不由得迟懔然生畏。于是，他重礼请来了一位作八股文的名士，专门为张之洞授业。这个人就是贵州独山府署理知府韩超。韩超是道光甲午年的进士，直隶昌黎人，秉性沉勇慷慨，人称血性奇男子，与张锳交谊很深，听说张锳请他教导神童张之洞，很乐意培养这位奇才，便一口答应。韩超只教了之洞两个月，就见之洞学业日见精进，心里十分欣慰。一天，张锳从书房取来一方古砚，对之洞说：“这方竹节砚，是你祖父在京城任四库全书馆誊录时，纪文达公纪晓岚赠送的。这是宋代的旧物，上面有竹节一样的纹理，极其罕见，故而叫做竹节砚。这铭文，是纪文达公亲手刻下的，异常珍贵且不说，铭文讲了做人的道理，你长大了就会懂的。这可算是咱家的传家宝，你祖父传给了我，我再传给你，你将来再传给后代子孙吧！”

　　之洞细看那数行砚铭，写的是：

介如石，直如竹。

　　史氏笔，挠不曲。

　　笋不两歧，竽无曲枝。

　　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断简欤？乃坚多节。

　　略似此君，风规自别。

　　——纪晓岚识

道光29年（1849）秋天，13岁的张之洞在老家人张喜的陪护下，启程从贵州回原籍南皮县参加县试。途经武昌时，他来到黄鹤楼观览，心中异常激动，题下了一联：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县试这天，之洞早早来到考场前等待入场，全县来应试的几十名童生也都陆续来临，这其中最小的，就是张之洞了。不仅年龄小，个儿也长得小。在连考的五场中，不论是八股文、试帖诗，还是经论、律赋、策问等，场场驾轻就熟，挥笔而就。不久，县试发榜，在所取的十五名生员当中，张之洞名列榜首，中了秀才，为以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参加了顺天府乡试，又名列榜首，中了第一名举人。喜讯飞来，张锳高兴万分，就连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好友胡林翼、之洞老师韩超，得知之洞中举后，喜上眉梢，笑声连连。张之洞27岁入京会试及殿试，跻身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晚年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与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一起同为晚清四大名臣。在专家们的眼里，他是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头，清末洋务派领袖，政治活动家、学者，近代中国教育家。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名噪一时。

国内外的许多伟人和名人，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孙中山先生说过：“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