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 (1911～1988) 。中国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

人物信息

傅衣凌（1911年—1988年），中国历史学家，他以探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为核心，集中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建立了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和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本构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乡族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等比较系统的见解。1988年5月14日，逝世于厦门。

生平简介

背景

傅衣凌，中国历史学家，明清经济史专家。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1911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5岁入私塾发蒙。1924年进私立左海中学读初中，次年转入省立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曾进马江海军艺术学校，旋退学。1927年进福州第一高级中学，开始接触新文艺，与同学邓拓等组织“野草社”，油印出版《野草》刊物，并开始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文章。

步入史坛

1929年入私立福建学院经济系。由于对历史学产生兴趣，1930年转入厦门大学历史系，与同学陈啸江等组织历史学会，负责编辑出版《史学专刊》。并代理《厦门民国日报》副刊编辑，适逢“9·18”事变，积极发表宣传抗日文章。1933年在《现代史学》发表《秦汉的家族》等文章，开始步入史坛。大学毕业后，曾在福州市中学短期任教。1935年到日本，进法政大学研究院，师从松本润一郎学习社会学。拟研究日本史，因中日关系恶化，提前回国未果。1937年夏回国，在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抗日战争爆发，投入救亡运动，任福建省抗敌后援会编辑股股长，主编《战地通讯》，在地下党帮助下，宣传抗日救国，抨击投降卖国活动。福州沦陷后，移居永安。1939年任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课主任。

聘到协和大学任教

1941年应聘到协和大学任教，讲授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和史学方法等。1942年编成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一书。1944年，以在永安发现的农村契约文书为中心，出版专着《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是年往闽福建学院任副教授，开设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不久又到南平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6年1月回到福州，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文史组组长。除研究福建经济史外，渐致力于商人及商业资本研究。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与组织省立四院校教工的罢教罢研斗争。1950年回厦门大学，历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名誉主编，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傅衣凌还担任过第5、6届中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福建省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并受聘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1979年至1983年，曾先后三度到美国、日本、加拿大许多大学讲学，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在国际汉学界赢得很高声誉，先后被英国剑桥出版社和美国传记学会列入《世界名人录》、《世界5000名人录》、《世界杰出领导者指南》。

主要成就

明清经济史

傅衣凌学识渊博，主要学术贡献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尤其是明清经济史。他在研究工作中把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吸取传统学术和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注重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首先利用前人很少注意过的契约文书、族谱、地方志来研究经济史，既扩大了史料来源，而且能发前人所未发，对明清经济史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形成他治史的特有方法和独特风格。

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规律

傅衣凌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体现区域研究和以民间文献等证史的鲜明特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开拓时期的力作之一。他对中国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尤其是对徽州、洞庭、陕西、福建海商等地区性商业集团的细致研究，对揭示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规律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

傅衣凌在1947年写成的《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形态》一文，在中国首次提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是解放后中国最早从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所着《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等论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60年，他在厦门大学建立中国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1982年，又倡办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业杂志，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学术特色

突破传统或政治的成见

傅衣凌敢于突破传统或政治的成见，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独特的见解。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学术观点，人们所知较多，有的已成为权威性的结论。此外，他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在他的文稿中，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有奴隶制的分析，封建社会史是他着力所在，从秦汉到明清，多有论述。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如辽、金、元，他都有所探求。甚至近代史和民国史，他亦涉足其间，撰有专论。他侧重于社会经济，但对上层建筑，诸如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历史人物、思想、民俗等等，亦作过许多探讨。其中不少意见，发人所未发，至今仍令人深省，饶有价值。

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

上世纪30年代，刚刚步入史坛的青年傅衣凌，就经历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他有鉴于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立志写作中国农民论、中国农村经济史。他以初步学习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体会，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方法而崭露头角。这就是：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地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为躲避日机的轰炸，在距城十多里的黄历乡的一间老屋，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 民间契约文书，自明嘉靖年间以迄民国有数百张之多，其中有田契、租佃契约以及其他帐簿等等，他即依据这些契约整理成三篇文章，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着作，也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交通隔绝，此书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尔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研究方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商人研究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农民军的猛烈冲击，封建地主势力却依然强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照样牢固存在着。对此，不能简单地从土地制度本身去寻求解答，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诸因素。这样他又把研究面从农村扩大到商业上面来。1946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徽商考》发表。之后又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以及明清时期的手工业等领域。在搜集史料中，他看到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载了清代中叶乾嘉时期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区手工业生产发达的情况。于是写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形态，已不是原始的家内工业的生产形态，而极接近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这篇文章是中国学者最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场手工业生产形态的探索，虽然当时尚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它的开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重点研究江南

解放以后，傅衣凌先生倾心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诸问题。50年代初，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他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的论着，辑成为《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同时，他把解放前对于农村经济史和商人商业史研究的成果加以补充提升，整理成《明清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这两部着作予以出版。这些着作具体地表明了他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分析

傅衣凌主张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结合起来一起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的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愈来愈有意识地把这两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对立的研究课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长期潜心研讨的心得融会升华，得出比较系统的见解。傅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地主经济为中心的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这种社会的结构，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等级森严、以土地分给尽可能多数的臣属为特征的欧洲或日本的纯粹封建社会有所不同。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官与绅、绅与商历来是互通的，而地主、债主、商人也是互通的，有的且是一身而二任焉。中国的地主制，是食土而不临民的。地主阶级的经济权与政治权既有抱合又有分离；而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扩大，往往又和整乡、整族的移徙结合在一起，这就在皇室所有、贵族所有和私人地主所有之旁形成了一个个以家族同产制或乡族共有制面目出现的封建经济组织。土地所有制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成了“公”和“私”的两个体系。“公”的体系是指封建政权，从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乡，和官僚制度结合在一起，表现得非常错综复杂。而“私”的体系，则“集中了族权、神权、夫权等诸种力量，并巧妙地利用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来进行统治”。这些特点造就了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十分牢固，既有落后性，又有灵活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傅衣凌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

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这是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基本构架。作为傅先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基本构架，是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这诚如美国学者郑培凯先生所说：“有人以为傅先生对明清时期阶级斗争的研究仅限于明末奴变、佃变、抗租之类，系他研究明清社会结构的副产品，并非他真正兴趣所在。其实不然，傅先生对农民战争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变革一直都有很强烈的研究兴趣。”傅先生研究阶级结构及阶级斗争的兴趣，旨在着重于说明它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而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这两个基本研究构架的结合，便形成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构架。

主要著作

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年）、《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与杨国桢共同主编，1987年）、《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主编，1988年）。遗着尚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傅衣凌治史50年文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