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zān]，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1932年，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兼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人物生平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工作在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 “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21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主要贡献

史语研究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1927年秋，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如：陈寅恪、徐中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也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文献整理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还参与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12、3万斤，少了2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考古研究

傅斯年参与了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的工程。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后，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傅斯年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华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教育事业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 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19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人物评价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个人著作

编著

《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刊载

合著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南京，1934年。

轶事典故

对话李济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朝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弹劾孔宋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宁府对狮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学生尊崇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台湾大学校史馆张小姐说：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傅园”。

解围胡适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

顾颉[jié]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听说有人想要赶走胡适的事，就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跟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身体肥胖

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决斗孔庚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参政而不从政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

傅答：“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拒不做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地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相关研究

《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1951年，6—7页。

《傅斯年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