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一个学派，由春秋末孔子首创。孔子的言论经门人整理为《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儒家学说以"仁"为中心，提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仁义"，倡导"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德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起源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的起源有过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起源于官。这些官虽然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目的与功能都不外乎道德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个礼制问题。
创立过程
孔子在当时适当地吸收了老子对礼制的一些见解，但又屏弃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加以吸收、改造和创新，早期的儒家学派终于诞生了。
但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具体过程也并不简单，他的思想来源不只是老子一人。鲁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西周初期，鲁国曾经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同时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东行就国的时候，曾将大量的典章带往鲁国，使鲁国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基础。特别是由于周公对周朝的卓越贡献，在他去世之后，周王室特许鲁国破格使用天子规格的礼乐。
《左传》昭公二年有这样的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来见，礼也。观书于周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益萎缩，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但是，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孔子亲眼目睹列国纷争，越发感到西周那种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能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所以他对周的制度非常欣赏，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孔子在垂暮之年总结自已的思想进程时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子在年轻时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学派的出现应该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的祖先是殷商的贵族，作为殷遗民在周初迁到了宋地。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后，在孔子产生时，他的家族已经没落，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孔子身上还存留着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所以，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也有机会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世代相传的贱民职业，帮人主持丧葬礼仪。
早年的艰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来，在十五岁左右，他就立志苦学，想用个人的奋斗来改变当时自己的“小人儒”的地位。在三十岁之前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古代典章、礼仪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说自己“三十而立”。
到了晚年，孔子最后回到了鲁国，他除了偶尔对现实发表一些议论外，基本是只发言，不行动，他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此前周游列国时的收徒讲学，最终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终于开创了儒家学派。
兴起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 儒家从此就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正宗。此后，儒家为适合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总是从孔子的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在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但由于它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它的经典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信条,实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也为后代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有着曲折的反映。从先秦荀子对孟子的斗争，直到清代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反宋明道学的斗争，都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
思想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体现在：
礼治与正名
礼治是儒家学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孔子首倡其说，其后荀子对礼治的论述最有特色。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倡导的礼，本质上是强调尊卑上下有序的等级原则，礼治的核心就是用等级规范来调整社会政治关系，约束人的行为。
仁、仁政
儒家学派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在理论上阐述忠孝仁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其中，仁得到了诸位儒学宗师的特别关注。
孔子把仁视为最高品德，并以此为据形成了“仁政”理想政治。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主要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对内克己，对外爱人，最终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仁是一种美德，可以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但也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又在性善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并将之应用于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主要内容有四项。其一，制民以恒产。其二，赋税徭役有定制。其三，轻刑罚。其四，保护工商业。
德治教化
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和教化百姓。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孟子也认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习是实行理想政治的前提条件。
关于教化，孔子有一套方针，叫做“庶、富、教”。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政治宽松，以招徕百姓。治下的人口多了，国力才能强盛。人多了以后，就要使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人们生活富裕，国家的赋税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然后，就要对民众进行教化，这样，就达到了孔子向往的有道社会。
派别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呜"中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是代表孔子的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对后世影响最大。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中国在明末之前一直能保持世界一流水平，这些都和因动漫小说而名声大噪的墨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要一提到中国古代第一印象就是想当然的科技落后、八国联军或是动漫中异常火爆而现实中早已秦汉绝迹的墨家，这不符合历史史实。
代表人物
1、孔子，提倡仁、义、礼等价值，挺立道德主体，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记其言行，杂以己言，战国初年成《论语》一书。
2、子思，孔子嫡孙。相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均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大抵子思能绍述孔子遗教，所以与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学派。
3、孟子，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
4、荀子，一方面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着有《荀子》。
5、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
6、董仲舒，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
7、扬雄，着《法言》、《太玄》等。
8、韩愈，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
9、李翱，着有《复性书》，提出复性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10、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儒性命之学先声。
11、李觏，批评儒家贵义贱利的观点。有《直讲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礼论》七篇。
12、邵雍，象数之学大师，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五子，为北宋重要思想家。着有《皇极经世》等书。
13、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天道论观点。其所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有《周子全书》。
14、张载，创关学。提出「太虚即气」说，从儒家天道论的观点拒斥道、佛的形上学观点。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区分之观点。有《张子全书》。
15、程颢、程颐，世称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书》、《识仁篇》为着。其学称为洛学，为北宋理学之大宗。主性即理，然亦重视天道。程颐主性即理，于工夫尤多措意。有《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等传世。他们的着作收入《二程全书》。
16、谢良佐，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认为心为仁，为天之理。着有《上蔡语录》。
17、杨时，思想接近大程，有《龟山集》。
18、胡宏，以道为体用总名，倡言「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创湖湘学派。着有《五峰集》、《知言》。
19、朱熹，其学本二程而又能汇通各家，故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复以朱注四书流行，影响后代思想极大。其学说在天道论方面继承程颐讲性即理，在工夫论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学说。平生着作极多，主要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20、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有《南轩集》。
21、薛季宣，创永嘉学派。
22、吕祖谦，有《东莱文集》等。
23、陆九渊，为心学派的开创者，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等观点。有《象山先生全集》。
24、杨简，陆九渊弟子，有《慈湖遗书》。
25、陈亮，永康学派创始人，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有《龙川文集》。
26、叶适，主张功利之学，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等。
27、蔡沈，耽于象数学，有《书经集传》等。
28、真德秀，有《西山文集》等。
29、魏了翁，有《鹤山全集》。
30、许衡，有《鲁斋遗书》。
31、吴澄生，与许衡齐名。
33、陈献章，重心性之学，有《白沙集》。
34、罗钦顺，主张理在气中。
35、王守仁，发扬光大陆九渊之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形成阳明学派，是明代理学的大宗，影响至今不息。有《传习录》、《大学问》等。
36、王廷相，主张理根于气，有《慎言》、《雅述》等。
37、王艮，创立泰州学派。
38、钱德洪，王守仁学说的传人，有《绪山会语》。
39、王畿，王守仁之学传人，有《王龙溪集》。
40、何心隐，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有《何心隐集》。
41、李贽，猖狂不拘世法，然亦能出己见。如以人心之私，乃自然之理，且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及「圣人与凡人一」等，皆别有所见。着有《焚书》、《藏书》等。
42、刘宗周，反对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张诚意、慎独之学，创立蕺山学派，是明代理学的殿军。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
43、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
44、陈确，反理学和佛学。
45、黄宗羲，启蒙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主张「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学观点，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1662年着《明夷待访录》，1676年《明儒学案》成书，并着有《宋元学案》等。
46、方以智，着作宏富，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等。
47、顾炎武，以音韵治经，开清代朴学之风。1662年着《天下郡国利病书》，1670年始刻《日知录》8卷。
48、王夫之，宋明理学的总结者。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变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观点。着述甚丰，着作被集为《船山遗书》。
49、李颙，讲学关中，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
50、颜元，提倡实学。李塨传其学，世称「颜李学派」，二人着作编为《颜李遗书》。
51、李光地，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奉命主编《性理大全》、 《朱子大全》等书。
52、戴震，主张理存于欲，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工具。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53、焦循，认为人有智慧，能进化，进化必有赖于习行，同时主张人性善。有《孟子正义》等。
54、凌曙，公羊学家，有《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孔疏》等。
55、刘宝楠，有《论语正义》等。
56、龚自珍，开近代以公羊议政之风，有《定庵文集》。
57、魏源，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师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相友善，并称「龚魏」。宣传变法，有《海国图志》、《古微堂集》等。
58、曾国藩，理学家，有《曾文正公集》等。
59、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劝学篇》等。
61、康有为，以公羊学托古改制，引起近代思想界的震动。
62、谭嗣同，主张变法，有《仁学》。18
63、章炳麟，古文学大师，有《章氏丛书》等。
64、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倡言变法维新。倡导用新方法研究学术史，启蒙之功不可掩。着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65、刘师培，国学大师，着作由钱玄同编为《列申叔先生遗书》。
66、熊十力，当代新儒主要开宗人，援佛入儒，建立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着有《新唯识论》。
67、梁漱溟，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
68、钱穆，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是当代中国学术重镇新亚书院的主要创办人。
69、冯友兰，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多种，为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
70、贺麟，有《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
71、唐君毅，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哲学体系为心灵九境说。代表着作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72、牟宗三，当代新儒家大师，与唐君毅并称唐牟，建立道德的形上学及两层存有论的哲学系统。着有《心体与 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和物自身》、《圆善论》等。
73、何子渊，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从“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到“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再到“求真、尚善、包容”的教育思想，作为其哲学旨归。代表作有《东汉文存》。
宋元明清儒家学派类型
儒家学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就宋元明清四朝而言，儒家内部的分野相当明显，有学派一百多个，注重音韵训诂的汉学系统和注重义理发明的宋学系统，泾渭分明。而从学术流派的归属上来看，四朝的儒家学派大致可分为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现对这四种类型分述于后。
独尊儒术型
独尊儒术型的儒家学派，是指恪守先秦儒家大师孔子、孟子、荀子的传统和基本精神的学派。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虽也有差别，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荀子大醇而小疵，也离孔子相去不远。但汉代以后，真正恪守儒家一派思想的，并不多见。即使如董仲舒，虽被称为汉代大儒，且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其思想中显然已杂有阴阳家的思想，这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事实。到宋代，真正独尊儒术型的儒学家已经很少，大致看来，仅安定、泰山、横渠、涑水四派而已。
安定学派由胡瑗所创。该派以仁义礼乐为学，创以经术教授吴中的“苏湖教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该派以“明体达用之学”，“以为政教之本”，提倡“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禀于天者顺之”。“进退周旋，皆合古礼”。所以宋神宗称赞该派“得孔、孟之宗”。
泰山学派以宋初孙复为代表。该派与安定共同初创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了宋代理学的重要原则和概念。其学上承唐代名儒陆淳，教学与著书以治经为先，发明治道，强调以尊王为本，主张“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严其终者，必正其始”。孙复宣扬道统论，推尊儒家道统人物，认为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等人“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该派提倡独尊儒术而反对佛老各家，治经时注重探寻义理，不惑传注，开宋代用义理解经的风气。全祖望评论该派为“高明”、“刚健”，与安定相比，各有千秋，“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
横渠学派亦称关学，以北宋张载为代表。“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坚决反对道家有生于无、道教长生不死、佛教虚无寂灭把世界看成虚幻等观点。他提倡遵循古礼，教人洒扫应对进退之礼，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张载慨然有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继承儒家传统的人道思想，综合“大同”、“宗法”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吾与”说，认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的父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类是同胞，应亲之，万物是朋友，应友之，孝亲原则适用于一切人。
独尊儒术型另一典型是涑水学派，以北宋司马光为代表。司马光崇奉西汉扬雄，对《法言》、《太玄》精研三十余年，酷爱《左氏春秋》，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佛老之学。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论君道，则曰：仁、明、武，论治道，则曰：官人、信赏、必罚，是他“平生力学所得”。该派主张“礼”是“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的工具，以礼整治纲纪，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司马光被程颐尊为与张载、邵雍一样的“不杂者”。
此外，像范仲淹及其弟子，也属独尊儒术型学者，被朱熹推尊为“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大推进了一步，具有更为宽广的儒者胸怀，被后世儒家奉为楷模。
儒道互补型
儒道互补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
儒家思想与道教互补的，主要有北宋濂溪学派和百源学派。
濂溪学派简称为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周敦颐以《周易》为宗，对宋初道士陈抟讲修炼成仙之术的《无极图》，儒家的《中庸》和阴阳五行等思想材料加以融合铸造，为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提供了“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演化模式。他以无极而太极的命题解决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认为太极的自我运动产生分化出阴阳二气，二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又产生出万物。他所提出的“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规定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的等级秩序。该派虽吸收道教思想，但其思想主体是儒家，而道教则是其补充。百源学派是以北宋邵雍为代表的学派，又称象数学派。邵雍创象数学，其代表作《皇极经世》吸收道教思想，运用易理、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把象和数作为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根源，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生阳，动之极生阴，阴阳交互作用而生成水火土石。天动生出阴阳，地静生出刚柔，又认为“道为太极”、“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皆生乎心”。邵雍深得理学家称赏，程颢称其“振古之豪杰”，“内圣外王之道”，朱熹称其胸襟中的学问，“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该派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学派中人数众多，且在元、明、清三代又有一大批追随者，形成绵延不绝的象数学派，融合儒家和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与道家互补的，主要代表为北宋临川学派。该派因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而得名，因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故又称新学。王安石不仅精于儒家经典《诗》、《书》、《周礼》，而且精于道家经典《老子》。他所提出的“万物一气也”、“生物者，气也”的观点，系统阐述了元气生成阴阳冲气，阴阳冲气生成“五行”，“五行”又构成万物，万物在毁灭之后再复归于元气的自然界变化运动的规律和过程。他认为，物“皆各有耦”、“有对”，认识到事物对立矛盾的复杂性，认为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的，“无春夏之荣华，无秋冬之凋落”；“轻者必以重为依，躁者必以静为主”。王安石的基本倾向是吸取道家元气自然论来补充儒家思想，因此其思想的基本格调仍是儒家思想，肯定“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达道”、“以仁义礼智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
值得指出的是，在儒家思想和道教互补的学派，已经有佛教影响的痕迹，因为道教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却又是受到佛教一定影响的宗教。
三教合一型
应该说，宋元明清四朝的大多数儒家学派，大多数属于三教合一型。
理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学派。
程朱学派的基本力量是伊川学派和考亭学派。伊川学派因程颐号伊川而得名，考亭学派因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讲学而得名。以程颢为代表的明道学派，因程颢号明道而得名，但程颢更多地表现出心学倾向，既以理为宇宙本源，又以人心之仁为理之体现，为后来陆九渊、王守仁开启了心学之源。程朱学派普遍带有三教合一的色彩，明道学派也不例外。
程颢从十五六岁开始闻周敦颐论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颢坦然表白“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黄百家评论“天理”二字说：“盖吾儒之与佛氏异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最恶天理。先生少时亦曾出入老、释者几十年，不为所染，卒能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者，则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但是，程颢的心性之学和悟的思想，显然有融合中国佛教的内容，诚如叶适所言，程颢所言“皆老、佛、庄、列常语”，虽“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当然，对这种现象，也可以用钱穆的话加以解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但这种解释并不否认程颢对佛教确有继承与融会处。
程颐的思想虽与其兄有异，但受佛教影响却是与其兄一致的。他经常瞑目静坐，虽有“世言伊川终生不看佛书”之说，但其心性学说，禁欲主义，均与佛教有渊源关系。和二程有渊源关系的诸多学派如北宋和靖、豫章，南宋汉上、西山、湖湘、武夷、玉山、荥阳、五峰、南轩等，也大多带有三教合一的倾向。
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或称闽学、晦翁学派，该派的三教合一倾向也极为明显。朱熹“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他虽然表白自己“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并批判佛教空虚寂灭，义理灭尽，“禅学最害道”，“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因此“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华严宗一即一切、四法界之说都影响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朱熹的理一分殊还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之喻来说明：“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而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学说，朱熹则是借鉴了华严宗的因陀罗网境界。朱熹的一多关系论“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是佛教禅宗“一法遍含一切法”的翻版；而其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则是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受考亭学派影响，南宋巽斋、定川、北溪、木钟、东发、勉斋、鹤山，宋元之际鲁斋，元代静修、萧同，明代崇仁、河东各学派，也都自然地带有三教合一的倾向。
陆王心学同样也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学派。陆学在当时已被宗朱者诋为“狂禅”，陈北溪指出“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今指人心为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谓性之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之说”。王阳明更是深受佛教、道家影响，他“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这里并未详细论及程朱、陆王受道家影响之处，原因是：其一，中国佛教本身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而形成的，印度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吸收或融会了道家或道教的内容，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其二，朱、陆之间发生了长达数年有关无极、太极的辩论，已经明确地揭示出他们都有受道家影响之处，因此，有人指出“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学”，无极之学“其来历为老氏之学明矣”。
后世受到陆王影响的学派，如南宋慈湖、元代静明、宝峰，明代白沙、甘泉、泰州、江右、蕺山，清代康有为、谭嗣同，也都有三教合一的特点。至于和会朱陆的各派，如南宋晦静、深宁，元代草庐，明代东林，清初颜李，自然也有这种特点。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中的大多数学派，虽然都是属于儒家学派这一范畴的，但他们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正如任继愈所说：“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宋、明诸儒并没有真正反对佛教，倒是可以认为他们是佛教的直接继承人。也可以说，他们是接着佛教的一些中心问题，沿着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的”。这可以说是不移之论。
四教会通型
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有两种类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
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就传入中国，而真正传教成功的，则是利玛窦，因此而被称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奠基人。
利玛窦之后，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又先后供职中国朝廷，得传教之便利。清雍正元年(1724)，朝廷开始禁教，1775年基督教传教活动中断。嘉庆十六年(1811)，马礼逊等人又来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大批西学著作出版，林则徐、梁廷?、魏源、徐继?、李善兰等人主动了解和吸收西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新的通商口岸开放，便利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各种教会学校和译书机构创办起来，各种西书得以大量出版。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高级官吏对西学从疑忌变为信服，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甚至光绪帝本人也研读西书。1900年以后，更有严复、马君武等人系统翻译和介绍西书，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自著而成的《原强》，都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成果。
对中西文化会通的反思，形成了几种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中西相合且同源说，认为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古代的中学西被过程使西方获益。郑观应和黄遵宪是这种观点的代表，郑观应认为“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黄遵宪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这是西学中源说。第二种是中道西器说。郑观应的西学中源说肯定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因此对中、西学的态度应该是“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王韬具体化为“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第三种是中体西用说，康有为、梁启超、孙家鼐、沈寿康等人均持此说。康有为认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缺一不可”；梁启超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京师大学堂学长孙家鼐主张该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沈寿康也主张“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就是孙家鼐所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也就是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所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量穆斯林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涌入中国，传播伊斯兰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相互吸纳，形成独具特色的四教会通型的中国另一种文化。
伊斯兰教在唐代时传入中国，到元初及明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500年，出现了一些四教会通型的伊斯兰学者。到明末清初，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学通四教”的学者，他们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内容，他们把这四种学说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特点是将“天方(阿拉伯)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这些学通四教的思想家建立起以“真宰说”为核心的本体论、以认主学为核心的认识论、三纲五常与五功相结合的伦理观。
“真宰说”是刘智所创立的。真宰的别名还有真一、主宰、真主等，是伊斯兰教独一神安拉的意译。真宰是超越天地万物之上，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实有，是能化生万物的精神本体，是宇宙和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刘智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太空冥冥，有真宰焉。独一无二也，无相至妙难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万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真宰之所生化者也。真宰则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真宰的特性是：其一，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其二，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其三，无动静，无变化，无形迹。这样一个真宰，是借用庄子《齐物论》中“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而来的。同时，又吸收宋明理学奠基者周敦颐《太极图说》中万物化生说，肯定了真宰化生万物的本体论意义：“真宰无形，而显有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万物生，天地万物备而真宰之妙用贯彻乎其中。天地万物既备，乃集气水火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这样一个真宰，还是一切理气的总根源：它“不牵于阴阳，不属于造化，实天地万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气，皆从此本然而出。所谓尽人合天者，合于此也。所谓归根复命者，复于此也。是一切理气之所资始，亦一切理气之所归宿”。
认主学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与宇宙万物都是真宰本然的体现，人的真宰能力也是真宰给予的。所以，人应该“以认识主宰为先务”，“认得主宰是造化天地万物者，是我之心性所从以出者，则根脚正定不为歧妄所动摇矣”。而要认识真宰，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尽心知性，“今日由尽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认识主宰，此后天之事也”，尽心知性又要与修身相联系，“不得于性外求身，亦不能于身外见性”，通过修身而明心，明心而见性，见性而认识真宰。其二是理性推理，通过“视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运气，昼夜之舒卷，寒暑之代谢，以及种种安排，色色布置，历万古而常然，恒生生而不息，则知必有主宰者默运其间”。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本是以人与安拉关系为核心的五功说，而学通四教的学者们则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五功结合起来。他们主张，三纲中，“君为臣纲”是基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立，五伦由此而立”。儒家的人伦五常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典”，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可与念、礼、斋、课、朝的伊斯兰教“五功”并列。立五功就是尽天道，克服身心性命之累的私欲；立五典是为尽人道，五功与五典相互结合，互为表里，也就既尽了天道，又尽了人道，做人的义务也就算完成了：“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四教会通”型的学者，既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伊斯兰学者，也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儒学别派，是四教会通的另一种类型。 五、几点结论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加以思考，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思想史上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儒家学派是这样，道家学派也是这样。宋元明清四朝儒家学派之所以有异彩纷呈的局面，就是因为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因素而不断发展才形成的。儒家学派从独尊儒术型到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的纵向逻辑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体现。 (二)继承和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对优秀的文化遗产要继承，但这种继承绝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历史上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有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才能更好地继承，使传统思想焕发出生机和朝气。不创新的继承是没有出路的。四朝儒家学派能不断创新，才使儒家学派保持活力至今，如果他们都只是一味继承而没有创新，可能儒家学派早已不存在了。 (三)新思想的产生是本土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四朝儒家学派中的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都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儒道互补型也并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因为道教已经吸收了外来佛教的不少因素，并不是道家在单一方向上的延伸。一个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正确解决好“拿来”的问题。中华民族向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从来不把外来先进文化拒之门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该是这样。 (四)外来思想只有在中国化之后，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才能有生命力。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起初学派众多，但只有中国化较好的禅宗得以流传甚广。基督教传教士成功者利玛窦，是因为他注意将基督教中国化，在儒学中寻求与基督教的结合点。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大的，也是征集儒书注释伊斯兰教义，知伊、儒道本同源。由此也可以证明，西化论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全球一体化实现之后，世界各民族也不能全盘西化，各民族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世界性只有融入民族性才能起作用。
后世影响
哲学上的贡献
《易》是大道之源, 是中国哲学之源.
《汉书》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
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
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
《易传》的基本特点是,绕开卜筮, 阐发易理.
《易传》中运用和阐述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
如: "阴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和,合"思想等等,发现了自然界,社会领域及思维领域的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创立了"君子时而中","过犹不及","通变动成","中庸成道"等原则,体现了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发展变化,运动过程的思想.
从礼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辩正回归的轨迹.
教育上的贡献
孔子时代, 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 提出"有教无类"的旗帜,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
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 将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
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
教育对象则"有教无类";
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
教学方法采用"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
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当仁不让于师
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
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在今天看来,仍与东西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合.
文学上的贡献
孔子修《诗》,正《乐》.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
《乐经》失传.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三千余篇,孔子删除其重复的,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文本.
孔子还对《诗经》的主旨,作用和若干篇章作了重要解说.
《论语》中就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不学诗,无以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更是最近发现的孔子诗论文献.
孔子对《诗经》的解说, 涉及到文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层面,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理念,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孔子整理的《诗经》和孔子的诗论,就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源头活水".
史学上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第一部史书《春秋》的作者.
《春秋》是鲁国编年史,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鲁国历史.
孔子修《春秋》,是有感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而作.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正义治史精神.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
政治上的贡献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礼记〉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仁者爱人"出发,以"恕"为手段,坚持以人为重, 实行仁政德治, 始终将社会的公正,秩序,诚信和人与人的和谐摆在第一位.
孔子认为,为政首先要从自身做起, 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提倡选贤与能, 贤能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主张为政以德,宽猛相济,德主刑辅.
孔子认为德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法治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德治优于法治
德治是以民为本的政治.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简介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教育三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
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的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6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岁的子路。子路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
第二阶段周游列国之前
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中，孔子虽然有4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上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跟随他周游了列国，一部分从了政。
第三阶段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
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5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他虽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时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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