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首辅，即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在明代，“首辅”是对内阁大学士（少数以翰林学士入直内阁）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称，与内阁”次辅“、”群辅“相对，一说大致产生于明英宗天顺年间 ，始自李贤； 另有从明仁宗时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的杨士奇起算 、从明成祖创建内阁时起算 、从明世宗在位期间起算 等说法。

内阁首辅并无明文规定，而是政治实践的产物。 嘉靖、隆庆与万历初年，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之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拟权， 次辅不敢与之抗衡。 在内阁之外，内阁首辅也已成为文臣之首，并能有力地影响六部，其中张居正还尝试通过考成法以使对六部的控制得到制度化。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权力趋于衰落。

对于内阁首辅的性质和地位，存在“顾问”、“宰相”、“开府之书记”、“辅相”等多种说法 ，当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并非宰相。 严格意义上，在明代内阁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强调内阁大学士职权差别的时代，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历史背景

唐宋学士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始创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的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 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多是作为荣誉衔，无实际职责，与宰相不一定重合。

内阁初建

明朝建立之初设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务繁重，朱元璋独自处理，也感到力不从心，遂先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 这些官员作为很小，与前代宰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他也从翰林院中临时启用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朱棣篡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内阁中的官员一般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作为官职名，但该“大学士”仅作为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其下不设置新官署，职权受到限制，其性质也仍属“顾问”。然而，阁臣们凭借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洪熙、宣德年间，多人内阁逐渐简为“三杨”辅政，而阁臣官阶、内阁权力都开始快速上升。

阁臣分化

内阁首辅并非由制度规定在内阁中设置的职位，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其产生源于内阁“辅臣”（一般情况下即内阁大学士）位次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职权、地位的不同。

在永乐年间，七人内阁组成之初，成祖对内阁有所命令，就会说“解缙等”；解缙被贬滴后，就改说“胡广等”。宣德、正统时，阁臣论事，经常是以杨士奇领衔，罗汝敬称其为“四朝耆臣，二圣元辅”（《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贞在追述史事时，也将杨士奇称为内阁首辅。 但这个时侯，各位阁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议事，首次尚无明显区分。

正统年间，“三杨”与新入阁的陈循等人差距凸现出来。章奏票拟的机务原由“三杨”主掌，陈循等在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的情况下，经过礼部奏请，才得以参预其中。这被赵翼认为是阁臣间职权不等的一条例证。

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逝，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间的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

制度沿革

首辅产生

天顺初年，李贤二度入阁，明英宗命其“掌文渊阁事” ，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地位独尊。李贤自己也说，文臣中只有自己“滥叨少保” 。英宗凡军国大事皆与他商议。这样，李贤就被群臣目为首辅。《明实录》云：“事皆处分于（李）贤。……贤卒，（陈文） 首秉国钧。”这是《明实录》中第一次提到阁臣“首秉国钧”，此后沿为故事。学者方志远据此认为，明代首辅的出现宜定在天顺、成化之际。此外，在《明史》列传部分，“李贤”也是诸位内阁辅臣中被记载为“首辅”的年代最早的一位。

随着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内阁首辅的人选，依阁臣的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定。英宗天顺之世，李贤为内阁首辅；宪宗时，万安等为内阁首辅；武宗时，有李东阳、杨廷和等为内阁首辅。

这一阶段，围绕内阁首辅之位展开的党争已经出现，例如成化年间著名的“纸糊三阁老”中，首辅万安与南人结党，阁臣刘珝则与北人结党，相互倾轧，最后以万安和刘吉获胜、刘珝致仕而告终。内阁首辅也对内阁之外的牵制力量进行打压，例如弘治初年，刘吉曾对弹劾自己的言官进行陷害。

权倾一时

最晚到嘉靖时，内阁班次已经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上风。明世宗于嘉靖九年（1530年）恢复永乐旧制，令阁臣单独排班，即使是缺少加官的阁臣也免居各部尚书之后。与此同时，宦官的势力也受到排斥，”阁权始专“。也正是从明世宗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尤其是拥有了专断票拟的资格。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也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杨廷和即曾被称为“内阁首辅”。不过，在君臣关系上，明世宗仍自操威柄，专制独裁，内阁首辅虽有票拟权，但没有独立裁决的权力，而仍是承旨办事。在阁部关系上，嘉隆万时期内阁在与六部的权力交锋中占据了上风，但是最终未能突“祖制”而完成宰相化。嘉靖一朝，首辅先后有杨廷和、杨一清、张璁、李时、夏言、翟銮、严嵩、徐阶等。明穆宗时，首辅有李春芳、高拱等。

这一阶段，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愈演愈烈，既存在内阁首辅频繁更换的情况，也出现了多位强势的内阁首辅。首先，张璁借大礼议取得明世宗信任，排挤杨廷和、杨一清；其后，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相继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其中夏言成为明代首位弃市的内阁首辅，严嵩则开创了利用内阁首辅的票拟权处死辅臣和谏官（杨继盛）的先例。

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后，吸取严嵩等专权独断的教训，与阁臣袁炜共同 草拟诏书而不专断，又开言路、荐人才。然而，高拱不愿屈居其下，与他相互倾轧，又架空李春芳，取得了内阁首辅之职。明神宗登基之初，张居正联结冯保、使用权术，又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激烈的斗争，符合专制君主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内阁地位的提高、首辅地位的突出以及宦官权力的相对削弱。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所受优待，在明代是罕见的。与他同时在内阁的阁臣先后五人，都是由他疏荐入阁的。神宗命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入阁谕旨是：“着随元辅等入阁办事。”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南归葬父，神宗命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勿得专决。仍驰之江陵听先生处分。”至比，首辅成了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至于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均由居正决定。这样，六卿对首辅也只有“同色探旨”，唯唯听命了。张居正利用难得的政治机遇推行改革（见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其本人也成为明代历史上权势最重的内阁首辅。内阁制度至此也发展到高峰。

首辅权衰

张居正死后不久即被攻讦，其家被籍没，至天启二年（1622年）方恢复名誉。同时，包括考成法在内的大部分新政被废除。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张居正等人的悲剧命运给继任者带来震撼，使他们小心翼翼；皇帝与朝臣对立，而内阁首辅则因相对接近皇帝，被视为皇帝心腹，从而成为朝臣激烈批评的对象，更难有所作为；而关键原因，在于阁权扩张使神宗感到威胁，遂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事实上，衰败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一人的权力，明代内阁整体上亦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明神宗亲政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任内阁首辅，期间，内阁在各方玫击中勉强维持现状。当时廷臣群起追论张居正，集中攻击内阁侵夺吏、兵二部用人权和用考成簿挟制科臣二事违背祖制，应永为禁革，而张四维、申时行先后引嘉靖以来朝政的成例加以申辩，阁权得以苟延残喘。嗣后，内阁又与吏部就人事权展开长期斗争，内阁首辅张位成功排挤多位吏部尚书，但人事权之争还是以吏部的胜利告终。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之后，因阁臣得不到补充，以至于朱赓、叶向高、方从哲都曾一度成为内阁中的“独相”。又因为处于皇帝怠政时期，阁臣往往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长期不能见面。

天启年间，阉党权盛，阿附魏忠贤的魏广微为了获取更大权力，通过魏忠贤尝试分割了内阁首辅韩爌的部分票拟权。 不过，方志远认为在顾秉谦担任内阁首辅后，首辅“主批红”的权力应该得到了恢复，但其原因恰恰在于顾秉谦也是阉党分子，主票拟不过便利了他为魏忠贤服务。这期间，阁臣们也被讥讽为“魏家阁老”。

崇祯时，内阁首辅频繁更换，多至十余人。在此期间，倪元珙再次提出分割票拟权，获得明思宗首肯。不过，崇祯一朝仍出现了周延儒、温体仁这样的权奸首辅。

名存实亡

清代内阁大学士中虽仍有所谓“领班大学士”（有时亦被称为首辅），但与明代内阁首辅不可同日而语。清代曾在内阁任职的席吴鏊说：“明重首揆，次辅几不敢与齿，本朝阁臣少所差别。”（《内阁志》）具体分析清代阁臣状况可知，清朝大学士的班次权力意义不甚明显，阁臣彼此在职权上接近。在更严格的意义上，“首辅”成为对”领班军机大臣“的称呼，不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首辅职权

在明代，一般而言，内阁首辅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 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拥有相对重要的职权、地位。

其一，票拟权。票拟权起初并非由内阁辅臣独享，更不为首席内阁大学士垄断。但后来，票拟权逐渐专归于内阁，在内阁之中又由内阁首辅执笔主稿，首辅委托则其他阁臣可以执笔。嘉靖以后，首辅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一方面，首辅极力维护其“主票拟”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阁臣一旦受命与首辅共主票拟，则意味着他将取而代之。此后，首辅对票拟权的主掌，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受到过魏广微和倪元珙上书的冲击，但大体维持了下来。

其二，对六部的影响力。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在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试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

其三，位次。随着地位的提升，阁臣常拥有各部尚书的兼衔，虽起初与六部的实任尚书仍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后则慢慢反超，科举读卷时的次第反映出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朝会位次亦然。此外，自李贤以后，内阁首辅的加官都在正二品及以上。概括而言，内阁首辅一般官以“少师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但不绝对），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在内阁书写诏旨、奏议朝政、封驳帝命、保荐人 才、辅导太子、主持修书、外出督师等职权中，内阁首辅（包括早期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有参与，在集体奏议等情形下具领衔地位。也有学者就其中的封驳帝命，讨论内阁首辅的“封还执奏”权，不过学界一般把封还执奏视作内阁整体的权力，其对于内阁首辅的专属性似不明显。还有学者探讨内阁首辅在党争过程中运用的司法权，等等。

内阁首辅的实际职权因人、因时而异，其行使职权的效果也是如此。嘉靖以后，内阁首辅已具备皇帝之下、七卿以上的辅政大臣的地位，然而，明廷典制对此始终未明确承认，在《明会典》中内阁也仅被附于翰林院之下（其中也未明确规定“内阁首辅“之职）。总体上，阁权依附于皇权，并受到司礼监，外廷部院、科道等官的牵制。

代表人物

制度萌芽期：解缙，杨士奇，陈循；

初创发展期：李贤，商辂，万安（“万岁阁老”），刘吉（“刘棉花”），刘健，李东阳；

嘉万鼎盛期：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青词宰相”），徐阶，高拱，张居正；

动荡衰败期：申时行，王锡爵，叶向高（“独相”），方从哲，顾秉谦，温体仁，周延儒。

制度评价

总评

尽管明代中叶的内阁出现了多位“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而且阁臣也常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内阁仍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有明一代一共有160多位阁臣（包括50余名内阁首辅），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作为十分有限。

历代评价

张璁：内阁设官，止备顾问，後加以代言拟旨，遂招权纳赂， 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体念祖宗之制，宜有所处，或下廷臣集议，以建国家长策，全君臣终始。

王世贞：髙帝之罢设丞相，着为甲令，重其典，危其辞，岂不谆谆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阴操其实，以至于极重不可反者，万几不独断，睿智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凭，而积渐之势成也。

申时行：夫阁臣之参机密，自永乐以来，二百馀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记之矣。······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则意见纷出，事权涣散，其势必不能安。

叶向高：①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凡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敢与闻。②然昔之宰相，事得专行，故不必于谋议。今之阁臣，虚冐相名，自票拟而外，毫无事权。苟中有所见，而默无一言，是并谋议而失之矣。

冯元飙：政本大臣，居实避名，受功辞罪。平时养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辄曰：“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语，丛百欺。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有汉、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国初顾问之荣而兼隆位号，地亲势峻，言听志行，柄用专且重者莫如今日，犹可谢天下责哉？

黄宗羲：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

张廷玉等《明史》：①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②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

纪昀等《钦定历代职官表》：惟是大学士委寄虽隆，而终明世，秩止正五品，故其官仍以尚书为重，其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在下而兼衔反在上，此则其沿袭之失，而名实不能相副者也。

赵翼：①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②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文震孟传》：大臣入阁，例当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是司礼之尊，久已习为故事，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论之，总由于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

钱穆：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黄仁宇：①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②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③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

历史影响

政治

成为专制工具

内阁制及内阁首辅的产生，源于君主专制的加强及丞相的废除，也成为强化君主专制的手段。例如，明世宗有意识地整顿内阁人员和完善内阁制，提高大学士的地位和权力，尤其是强化内阁中位居首席者的地位，其目的在于使内阁能在自己身体欠佳又难以信任宦官的情况下，有效发挥辅政作用，更好地为君权服务。另一方面，控制首辅，便控制了内阁，也就能将阁权限制在君权许可的范围之内。

促进社会改革

在中国古代史上，改革与权力尤其是集权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的进行常以集权为条件。内阁首辅的产生，客观上为才大志大的内阁大学士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从而促使明中后期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展开。例如，杨廷和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利用明武宗去世后起草遗诏、主持朝政的机会展开改革，内容包括裁撤锦衣卫、打击宦官、恢复民力、加强边防等，其后世宗继续与费宏、杨一清、张璁、桂萼等几任大学士先后主持一系列兴利除弊活动，即“嘉靖新政”。高拱作为明穆宗亲信，也曾展开吏治、兵制、财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更是利用明神宗年幼的机会，“包揽了明神宗的皇权、李太后的训子权以及冯保的司礼监权”，使权力集于张居正一身并通过张居正的行使而显现出来，由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有学者概括为“嘉隆万改革”），对于明王朝统治的重振起到了积极作用。

加剧党争政争

随着内阁首辅制度的发展，首辅一职成为官僚们最大的目标，内阁成员的斗争趋于激烈，内阁呈现混乱局面，并与党争交织在一起。这些政治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使得内阁首辅制度走向衰落并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文化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有研究者指出，内阁首辅的尴尬 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士大夫的关于出仕与否的价值取向。在君主专制加强、士大夫尊严受到践踏的背景下，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种困境长期困扰着明代君臣，导致一部分士大夫拒绝出仕，转而将诗赋、传奇、书画等本属“小道”的技艺作为主业；部分士大夫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另外一些文人士大夫选择了讲学。从明中后期起，讲学传道的风气历久不衰，书院盛行。然而，避世与清谈所构建的政治-文化理想远离政治实践，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明末外族侵入之下显得不堪一击，这也成为集权统治下明代士人乃至于明王朝的悲剧。

历任名单

明代内阁首辅，自李贤计，共76人次，56人，以公历记（1457年7月-1644年3月），平均任期为3年4个月。重复出任首辅的，次数最多的是四任首辅的李时和夏言。任期达到十年的有：严嵩，15年8个月（两任合计）；万安，10年4个月；张居正，10年。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有天顺年间的李贤，成化年间的陈文，但在任首辅期间也都提升为大学士。

若自仁宗登基后的杨士奇计，则内阁首辅中任职最长者为杨士奇，任期达19年6个月，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除李贤、陈文外，还有正统年间的曹鼐、陈循，天顺年间的徐有贞、许彬，其中除曹鼐、许彬外亦皆提升为大学士。

下表依《明史·宰辅年表》，自明成祖建立内阁时起算，开列内阁中位居首位者的名单。关于清代领班内阁大学士（亦称“首辅”或“首揆”），参见词条清朝大学士列表。

上表参见《明史·宰辅年表》、相关人物传记以及对《宰辅年表》的考订文章。说明如下：

（1）表中上任时间，如其人于诏书下达时尚在外地，而诏书下达当月未能应召到京的，以应召到京时间为准；

（2）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一说按实际情况首辅当已为徐有贞（本表序号9）；

（3）嘉靖五年（1526年），《宰辅年表》将杨一清列为内阁首辅，系就该年五月至七月而言。但即使这一期间，杨一清的官衔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费宏则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而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且《明实录》亦将费宏列于杨一清前（例如），据改（本表序号28）；

（4）嘉靖十二年（1533年），《宰辅年表》将方献夫列为内阁首辅，据《明实录》及《嘉靖以来首辅传》改为李时（本表序号34）；

（5）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朱赓卒后，继任首辅存在争议，《宰辅年表》采李廷机，《明实录》在此期间亦仍将李廷机排在叶向高之前（例如 ），姑依《明实录》（本表序号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