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是司法者运用体罚手段施于案件当事人，以获取口供的审判方式。它是注重口供、轻视证据和纠举式审判方法的产物。作为一种审判制度，它又是与封建官僚政体和集权专制的统治手段携手而来的。

刑讯是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当中最为有害而残酷的一个侧面，在两千年的审判实践活动中始终未能断绝。

历史发展

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中，用刑具对受审的人进行肉体折磨，以此强取口供作为定罪的证据，即为刑讯。奴隶社会时期，例如西周、春秋，未发现刑讯的史料。但秦朝的刑讯即榜掠已经比较明确，刑讯最早入律就在秦朝。李斯就是被赵高用榜掠逼供被迫认罪的。到了汉代，刑讯已经制度化。

秦汉时期

规定，如果审判时，被告经常推翻口供，拒不认罪的，就可以使用刑讯。但使用什么刑具，具体如何用刑，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完全由审判官来决定，这就为司法专横与腐败提供了可能。汉代就有人感慨说，用刑讯问口供，什么样的口供都能得到。

魏晋南北朝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刑讯的弊端得到一些抑制，统治阶层提出了依法刑讯的主张，对于刑讯的刑具和规格都做了规定。北魏时还规定禁止对五十岁以上的人施加刑讯，这和秦汉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实践中也经常遭到破坏，没有严格地得到执行。

唐朝

唐朝时，刑讯制度基本法制化，唐律规定，官僚贵族和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还有残疾人和孕妇可以免于刑讯。如果需要刑讯，要两个以上的司法官在场，而且不许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还要根据案情轻重选择使用不同的刑具。受刑部位也限制在腿肚、臀部、背部。如果违法刑讯，要受到笞三十到徒二年的处罚。唐朝之后的宋元明清都继承了唐朝的刑讯制度。为了防止法外刑讯激起民众反抗，皇帝中有的颁布诏书，严禁非法刑讯，并对违法官吏处以重刑。

但是，封建社会的皇帝自己也经常使用法外酷刑来处罚大臣，所以法律里边所规定的刑讯制度也经常被破坏。武则天时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重用的酷吏来俊臣、周兴等人就用自己发明的酷刑来折磨犯人，逼供定罪。明朝的魏忠贤也对东林党人使用多种酷刑，明清时期还对妇女使用一种叫拶指的酷刑。

封建时期的法官为了投机取巧，就利用法律对刑讯的规定，逼供定罪，而不是认真分析疑难案件的案情，秉公断罪。只要犯人招供画押，就等于是得到了定罪的证据。封建时期的这种对刑讯合法的规定，是历代刑讯泛滥的根源。

相关史料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大意是说，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上策，施行拷打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这是因担心屈打成招造成错案。又说，凡审问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他是在说谎，也不要马上反问。供词记录完毕而问题尚未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讯问的问题进行讯问。再把供词记录下来，再看有无没交代清楚的问题，再继续讯问，直到犯人词穷。对多次说谎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的，依法律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拷打时必须记录：因某人多次改变口供，无从辩解，拷打了某人。

“其律当笞掠者”，是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刑讯的才可以刑讯。可以想见，何种情形可以笞掠，以及笞掠的刑具、笞打的数量、程度，都应有具体的规定。可惜秦简中没有具体的条文可查了。尽管如此，“笞掠”作为审判的一种合法手段，是被法律加以确认的。 在秦代，刑讯不仅施用于一般案件当事人，还施用于高级官吏，这一点与儒家主张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大异其旨的。《史记》载：赵高诬陷李斯谋反，将李斯关进监狱，并“榜掠千余”，使他“不胜痛，自诬服”。汉承秦制，其中也包括刑讯。《史记》载，刘邦对贯高“榜掠数千”，打得他“身无完者”。西汉初像法家一样主张“刑无等级”，当时的刑讯曾使位尊的大臣感到惶恐。大将军周勃被诬谋反下狱，后被平反释放。他说：“吾曾将百万兵，而今始知狱吏之贵也”。东汉也是“掠拷多酷，惨苦无极”。至魏晋南北朝时，刑讯逐步规范化。如北魏规定，对年满五十以上者不得刑讯，体弱者可酌减，而且对拷打用的刑具尺寸和拷打的数量都作了限定。唐代对刑讯的限制较严，官吏非法刑讯要严加惩处。《唐律疏议·断狱律·讯囚察辞理》：“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拷囚不得过度》：“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得不到真正遵守。非法刑讯、法外施暴的现象层出不穷，合法的刑讯仅成例外。至于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那样的酷吏，更是想出各种酷刑手段制造冤狱。明代法外用刑更为惨烈，直至清朝，非法刑讯依然盛行不已。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刑讯是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共生共存的。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刑讯即使存在过，也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周春秋的审判实行的是贵族共审制，即由五名贵族共同审断案件。如《训铭》载：审问案件时，有伯杨父、格、啬、谦五位贵族组成“合议庭”共审。其次，西周春秋的审判是论辩式的，即当事人均到庭，就争讼当面诉辩。《左传·襄公十年》载王叔与伯舆之讼，《左传·昭公七年》载章华宫吏与芋尹无宇之讼，双方均到庭诉辩。这种审判方式即《尚书·吕刑》所谓“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原告被告均应到庭，法官居中审判。这种审判方式是原被告之间冲突，法官观战，因此就杜绝了法官斥令打手去刑讯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西周春秋的审判是注重证据的。《尚书·吕刑》所谓“师听五辞”，“五辞”即具有文字形式的诉讼材料，包括誓辞、起诉辞、答辩辞、证辞、判辞。《左传·文公六年》载“董逋逃，由质要”，即处理走失的奴隶、牛、马所有权而引起的争讼，要以购买奴隶牛、马对立的契券为凭证。 综上三点，西周春秋的审判是共审制、辩论式、注重证据的。因此在总体上杜绝了纠举式审判，从而也就杜绝了刑讯的方式。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集权制王朝，其专制政体一直延续至清末。刑讯制度为什么与封建专制制度同生共存，自有其历史文化原因。

存在原因

其一

在封建官僚政体之下，地方长官兼理审判，而且是行政长官一个人审判，刑名师爷只是个专业顾问。案子如何审理，全靠长官一人定夺。审判事务处理得优劣，与地方长官的政绩息息相关，并直接决定其升贬。审对了，理当如此；审错了，就要丢乌纱帽。因此，在审判当中，地方长官的心态是十分紧张的，生怕把案子审错，毁了前程。而最可靠、最令人放心因此也最能排斥他人非议的，莫过于让被告人自己承认自己犯罪。于是，口供就成为了最有价值的东西。为了获得口供，不惜采取刑罚的手段。一旦获得了口供，就万事大吉。

其二

地广人众，交通不便，获取证据比较困难。原告提出诉求，却举不出相应的证据，按理应驳回其起诉。但这样一来，民众就会嘲笑长官无能，断狱无方。如果众多案件长期破不了案，这位地方官的政绩就成问题。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聪明智慧的地方官，运用巧妙的方法，甚至扮作平民，私访乡里，获取证据。但是地方长官兼理吏、户、礼、兵、刑、工，不容得为一件案子耗费大量功夫，倒不如用刑讯迫人招供画押来得简便快捷。

其三

在封建社会，虽然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宗学术，但实际上法家的思想影响更深。法家认为人都是“好利恶害”的，违法犯罪者更是如此，对这种人不要怜惜，要严刑酷罚。从而使犯了罪的人不敢再犯，使没有犯过罪的人望而生畏。因此，一旦有人被指控违法犯罪，就要以有罪看待之。不招供，就是狡诈顽抗，就用刑讯威迫之。

其四

封建王朝是集权专制王朝，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以确保其代代传递下去，必须有一套迅速有效的统治手段。朝廷当中如有大臣谋反，民间若有小民行窃，必须迅速破案，迅速处决，使天下臣民心怀恐惧。刑讯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好手段。刑讯作为酷刑的初期表演，足以使人不敢违法犯罪，不敢不轨，时时处在恐惧之中。在王朝的稳定统治面前，在千百万官僚的既得利益面前，搞些冤假错案，伤些无辜善良都算不得什么，因其换来的是王朝和官僚队伍的安宁。

其五

我国封建社会虽标榜孔孟的“仁德”、“爱民”之类，但这种政治伦理理想，一方面在官僚们日常琐碎的政务当中显得黯然失色，另一方面又因为缺少宗教信仰的支持而显得毫无生气。南宋时，不少官僚受佛教“因果报应”、“六世轮回”之说的影响，对囚徒每存善念，对罪犯每施宽贷，以求来世善报，从而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我国古来有种观念，只爱其祖，亲其族类，不及其他。又有华夷之辨，视四边之族为异类。这种藐视人格的冰冷心态，正是酷刑和刑讯得以存在的民族心理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