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216-285年），字仲雄，东莱掖县（今山东莱州市）人。魏晋时期名臣，城阳景王刘章后代。

幼有孝行，少厉清节，喜欢评价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 晋武帝受禅，使掌谏官，转司隶校尉，京师肃然，累迁尚书左仆射，举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材。太康六年卒， 赠仪同三司。

人物生平

考核官员

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西汉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父亲刘喈，丞相掾属。刘毅幼年孝顺父母，少年即有清刚之节。然而好品评人物，王公贵族看到他也有几分惧怕。侨居在平阳，太守杜恕请他做功曹，上任后淘汰郡吏百余人，三魏一代的人都称赞他，说道：“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

曹魏末年，刘毅被本郡推举为孝廉，征召为司隶都官从事，京都秩序肃然。刘毅将弹劾河南尹，司隶校尉不同意，说：“捉兽的犬，鼷鼠在它背上爬。”刘毅说：“既能捉兽，又能杀鼠，这犬有什么不好！”刘毅将信符扔掉就走了。及后同郡的王基举荐刘毅，于是获太常郑袤推举为博士。

被迫归晋

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成为相国，以刘毅为相国掾，而刘毅却以患病为由推辞，很久以后都没有到任。虽然当时人们都称这是刘毅忠于魏室之举，司马昭却认为其观望两端而发怒，将加以重罪，刘毅害怕，应召就职，转为主簿。

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篡魏登基，建立晋朝，刘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迁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武帝认为刘毅忠贞正直，使他掌谏官。后转为城门校尉，迁为太仆，又拜为尚书。刘毅后一度因事而被免职，但于咸宁初年又任散骑常侍、博士祭酒。

京师肃然

咸宁四年（278年），刘毅迁司隶校尉， 纠正豪门贵族的不规行为，京师秩序肃然。郡守县令闻风到司部投印绶自首者很多，时人将刘毅比作诸葛丰、盖宽饶。太子司马衷上朝大张鼓乐准备进东掖门，刘毅以为是对皇帝不敬，阻止于门外，上奏弹劾太子太保太傅以下官员。司马炎下诏赦免，司马衷才得入朝。

司马炎曾在南郊祭天，祭礼毕，喟然感叹，问刘毅说：“卿以为朕可以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司马炎说：“我虽不及古人之德，尚能克己为政。又平定东吴，统一天下，比作桓灵，是否贬抑过甚。”刘毅回答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是不如桓灵。”司马炎大笑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些话，今天有直臣，所以和桓灵是不同的。”

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世人谈论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还多有不同者。昔冯唐答汉文帝，说文帝不能用廉颇李牧之类的大将，而文帝发怒，今刘毅直言冒犯而陛下欢愉，以此相比，陛下圣德超过文帝了。”司马炎说：“我平定天下而不封禅，焚烧雉头裘，行布衣之礼，卿当时不加评论，今天为这个小事，为何这样褒扬过甚？”邹湛说：“臣闻猛兽在田野，凡人都能持矛戈出而击之。蜂蝎刺于怀袖，勇夫也会为之惊骇，这是因为出于意外的缘故。君臣有天然的尊卑之别，言语自然有逆顺之差。刘毅开始说那些话，臣等莫不惊骇变色，陛下发举世罕有之言，出于常人思虑之外，臣等喜庆赞扬，不也是适宜的吗？”

未至公辅

任司隶校尉六年后，刘毅于太康五年（284年）迁任尚书左仆射。当时青龙出现于武库井中，司马炎亲往观看，面有喜色。百官准备庆贺，刘毅独上表说：“昔日龙降落在郑国的时门之外，而子产不贺，夏时龙降落在宫庭之前，涎沫流而不止，卜者收藏其涎水，到周幽王时才发生了褒姒之祸。《易经》上说：‘卦象为潜龙，则不可施事，因为阳在下。’根据旧典，无贺龙的礼制。”

司马炎下诏回答说：“德政尚未完备，实在不能应吉祥之兆。看了奏文，心中有所惊惧，关于庆贺之事，应详细依照旧典规定，有什么举措及时告知。”

尚书郎刘汉等议论说：“发现的龙是苍色，杂有白纹，应是表示大晋应偃武修文。而刘毅却引衰世的妖异现象，用来怀疑今日的吉祥之物。又以龙在井中为潜，这种解释也不恰当。潜的意思是隐而不见。今龙体纹彩鲜艳灿烂，形状可睹，就不是潜了。刘毅应追究论罪。”司马炎下诏不同意。后发现阴气散而复合，刘毅上言说：“必有结党营私，奸诈侍君之臣，当杀而未杀的缘故。”

刘毅以为曹魏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计，并没有选拔出人才，而有八种弊端，上疏请求改正。疏递上后，司马炎下诏解答。后来司空卫瓘共同上表提出应省除九品制，恢复古代乡里推荐选拔制度。司马炎最终没有实行。

刘毅日夜操劳公事，有时坐而待旦，发言议论中肯正直，无所曲私，为朝野仰慕的榜样。曾经在散斋时发疾，他的妻子去省视，刘毅便请求加罪于妻子而解斋。妻子有过错，立即槌杖加身，刘毅就是这样不徇私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峭直，不能至宰辅之位。司马炎因刘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每日供给米肉。七十岁时，告老辞官。过了很久，武帝才答应，以光禄大夫职衔回府第，门前设置阻拦行人的行马。又赐钱百万。

任为州都

后来司徒推举刘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为刘毅已经悬车卸任，不应再以琐事相劳。陈留相乐安人孙尹上表说：“按礼制，卑下者执劳务，尊贵者处安逸，是顺理成章的。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刘毅年纪相近，以往同为散骑常侍，后分授内外职，经历出处都一致。今严询管四十万户的州，兼督察百官总摄机要的重职，魏舒所统辖的也是人多地广之区，兼掌九品之事，权衡十六州议论，主事者不以为事务繁重。让刘毅管一州事，便说不应以琐事相劳，这是否对刘毅太优厚，对严询、魏舒太苛刻呢？若以为从前答应他卸职，就不应该再授职位，原光禄大夫郑袤又做了司空就是例子。能知人就是圣哲，帝王是不易做到的。一个人本可委以宰辅之任，而却不可让他咨询人品之事，臣私下以为不妥，昔郑武公年过八十，入京作周司徒，那么过了七十岁的人，也必有可用之处。刘毅以前为司隶，执法公正，无所曲私，当朝臣僚，多有被弹劾者。俗语说：‘受尧之诛，不能称尧。’直臣无私党，古今都是如此。所以汉代的汲黯死于淮阴，董仲舒才做到诸侯国相。而刘毅独遇圣明之君，为亲近之臣，当世之士都引以为荣。刘毅虽有偏身风疾，而神志清醒，耳聪目明，一个州的品第之事，不足以劳其思虑。刘毅疾恨邪恶之心有些偏激，主事的人必然怀疑他的议论会伤一些人，所以提高优厚之礼，而罢去用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将刘毅搁置起来，使他再不能参与人才评议之事。我们州有高德的只有刘毅，舍刘毅不用，就会使评议之事优劣倒错。”

于是青州籍二品以上官光禄勋石鉴等，共同上奏说：“陈留相孙尹所上表及与臣等写的信附在下面。青州处于东海与泰山之间，有齐鲁之风，人俗务本，有敦厚谦让之德，今日虽不及于古，然遗训尚存，因而人伦规范，仍为有识之士民所遵守。前受司徒符信，当参举州大中正。众人都以为光禄大夫刘毅，孝心纯素，乡闾著称，忠诚正直，竭力事上，做官不以为荣，只求尽节。正身循道，崇公忘私，行为高尚，深明大义，出仕辞官，同出一心。故能使义士崇其风范，州闾乐于为伍。虽年老有偏身风疾，而精神健爽，实为我青州人心所系。若以刘毅为典范，可以不言而民信，高风所至，清浊分明，符合一州人民共同愿望。我们认为礼贤尚德是教化的准则，也关系到王制兴衰，道路的开闭，而士人所归，人伦是其大本。臣等虚弱无能，以前的奏议未被用，今继孙尹上书之意，论列上奏。按孙尹所坚持的意见，不只是惋惜刘一人的名声，也是普遍论述朝政得失的大准则。孙尹之言当否，应赐评议。”

由于石鉴等人的奏议，刘毅被任为州都，鉴定士人品流，清浊区别，其所弹劾贬斥，自亲贵者始。

太康六年（285年），刘毅去世，司马炎手抚几案吃惊地说：“失去一个名臣，不能活着做三公了。”即追赠为仪同三司，派使者监护丧事。

羽林左监北海人王宫上疏说：“宫中出诏以为刘毅终身忠正，追赠台司之位，这真是圣朝考核刘毅卓著功勋的美事。据臣考查，谥是一个人生前行动的遗迹，号是一个人功绩的标志。今刘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不符谥号的体例。臣私下以《春秋》之事考证，谥法以行为为主，与爵位无关。然而汉魏相承，没有列侯爵位，虽有高行，死后也不加谥号，致使三公贤臣，不如野战之将，铭刻功绩大为悬殊。臣愿圣朝追《春秋》之古制，改变以爵位加谥的旧限制，使功绩品行不被掩没，则今世贤臣莫不依赖。若以为废除旧制不能仓促行事，则刘毅忠贞报国，虽未攻城略地，论德进爵，也可进入列侯，臣想到行甫请周的义例，谨陈列刘毅功绩品行如上。”司马炎拿出王宫的表，让尚书、仆射等八座大臣议论此事，多数同意王宫的意见。奏书被压下没有批复。

《晋书·列传十五》有记载

主要成就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是对魏晋士族门阀制度本质的经典概括。而作出这个结论的人物,是晋初名臣、莱州人刘毅。在玄学清谈盛行于世、门阀士族占据要津的西晋初年,刘毅高扬“事功”旗帜,抨击帝王昏碌,批判九品中正制度。这一反潮流的思想作为,如今更显弥足珍贵。“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刘毅生于天下分崩离析的东汉末年。当时社会舆论极重“名望”,品评断语往往决定着社会精英的前途命运。刘毅身处大时代,自然也身染好臧否人物的习气。“臧否人物”一定要得当准确,一旦出现谬误,必会激起臧否对象的反唇相讥。刘毅“少慕清节”“幼有孝行”,对臧否对象认识透彻,所以他的点评往往精准犀利,甚至“王公贵人皆惮之”。刘毅虽然喜欢臧否人物,却没有沾染当时名士“言行不一”的作风。他具有积极济世之志,既是洞彻社会的观察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嫉恶者。他一进朝堂,就散发卓异光彩。曹魏时期,河东太守杜恕闻刘毅之名,聘请他做功曹属官。刘毅上任后,一次性裁汰不称职小吏百余名。百姓赞许不已,称颂“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刘毅一入仕途,就一鸣惊人。到了曹魏末年,刘毅被当地推举为孝廉,辟为司隶都官从事。他任职期间,“京邑肃然”,秩序井然,百姓称道。刘毅深受鼓舞,决定弹劾为非作歹的高级官员河南尹。顶头上司闻听此事,劝告他:“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上司意在提醒刘毅,河南尹嚣张跋扈背后,有众多权贵支持,轻易弹劾恐有不测之祸。刘毅毫不畏惧:“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刘毅认为只要“攫兽”过程中,时刻提防背后势力作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刘毅坚持不懈下,河南尹最终被罢职,但刘毅果然也遭权贵排挤构陷。刘毅一怒之下,扔掉官员信符,潇洒离去。刘毅弃官,隐居故乡,声名日响。同郡官员王基数次举荐刘毅,褒奖他“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是有补于世的能臣。王基希望朝廷能破格选用,就像“伯乐取骐骥于吴坂,秦穆拔百里(奚)于商旅”一样。王基时任征南将军,是朝廷倚赖的边疆重臣,他的举荐自然受到朝廷高度重视。不久,太常郑袤推荐刘毅任博士,刘毅再度走入仕途。此时,曹魏集团形神支离、王气索然,群臣多“飞鸟各投林”。许多朝臣随波逐流,攀附权臣司马氏,无意于黎民社稷。刘毅处此颓败末世,却始终竭忠尽职。虽被时人视为迂腐,他却毫不在意。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权臣司马昭因灭蜀之功晋封相国。他想扩充相国府力量,决定征辟刘毅做相国掾。当时司马氏正紧锣密鼓地取代曹魏,刘毅以疾病推辞,“积年不就”。当时朝臣都说刘毅内心依旧忠于曹魏,所以司马昭“怒其顾望”,对他发出死亡威胁。在强权压迫下,刘毅恐惧,被迫应命,后转为主簿。在司马氏全面掌控权力,代魏只是早晚的背景下,刘毅个人坚守难扭时局嬗变。“劝谏帝王,可方桓灵”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位称帝,改元泰始,建立晋朝。新朝初建之际,司马炎为笼络人心,大封前朝官员。刘毅被任命为尚书郎,随即提拔驸马都尉,又迁散骑常侍,又任国子祭酒。但刘毅易其服而不易其道,易其朝而不易其性,一如往昔。刘毅坚持原则、不愿随波逐流的品性,一方面让晋武帝觉得其有可用之处,“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谏官”；一方面又觉得刘毅始终有难驯服的地方,时常侧面敲打,“转城门校尉,迁太仆,拜尚书,坐事免”。晋武帝想“双管齐下”,通过拉拢与打压,让性格孤傲的刘毅彻底臣服。咸宁初年(公元275年),晋武帝重新起用刘毅,让他担任散骑常侍,后转博士祭酒。西晋建立后,吏治严重蜕化腐败。晋武帝用刘毅为监督京师和地方官员的司隶校尉,期待靠其“刚直强项”荡涤污浊官场。刘毅转入监察领域,好似如鱼得水,迅速出台一系列整顿吏治的举措。他纠察京师豪右,弹劾高官权贵,“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绶者甚众”。当时百姓将刘毅比作西汉宣帝年间“正色立朝”的盖宽尧、汉元帝时期“刚直不阿”的诸葛丰(诸葛亮先祖)。舆论对刘毅的肯定,更坚定了他的意志。他将批判鞭挞矛头对准了任何不守法度者,甚至连皇族也不例外。皇太子司马衷朝见晋武帝,通过东掖门的仪仗队喧闹杂乱。刘毅认为这违背法度,将仪仗队喝止于大门外,并上奏弹劾皇太子的师傅。后来经过晋武帝亲自调和,皇太子才低调进入朝门。刘毅为官行事坚持本心,并不以皇帝好恶改变。他不仅不会曲意逢迎、靠献媚邀宠,甚至往往辛辣讽刺,戳中武帝痛处。晋武帝篡位后,为显示得位正当,原先还能保持谦逊作风,但随着平定吴国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武帝愈发志得意满,日渐沉醉在巨大武功中。随着天下升平无事,他也越来越钟爱奢靡享受。在皇帝的带动下,群臣竞相效仿,朝廷以攀比为尚。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极尽奢靡铺张之能事,晋武帝不仅不加制止,反而积极参与其中。有一次南郊祭祀后,武帝洋洋自得,想从刘毅口中得到一些吹捧,他回顾即位以来的文治武功,郑重询问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武帝言外之意,是希望刘毅把他比作西汉初年的明君文帝、景帝。对武帝沉溺享乐,刘毅内心极为反感。他借着武帝炫耀的机会,抨击劝谏一番,就言道:“可方桓灵。”桓帝、灵帝是东汉有名昏君,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天下骚乱。诸葛亮作《出师表》,就曾用“桓灵”来警戒后主刘禅。刘毅将晋武帝比作桓灵,是狠狠打皇帝的脸。一旦天子震怒,往往“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必有性命之忧。刘毅明知风险巨大,依旧敢出此言,需要极大勇气。武帝闻言,脸色着实不好看。但他要为自己作最后辩解,悻悻然道:“吾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武帝所言取代曹魏、攻灭孙吴、结束分裂,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刘毅不为咄咄逼人的皇权压倒,反而坚持己论,反击也更有力:“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这绝非君臣间谐谑之辞,也并非刘毅危言耸听。西晋社会阶层固化,士族穷奢极欲,寒族进身无门,潜藏着巨大危机。刘毅一针见血地抨击,让君臣对话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武帝怜惜刘毅才能,就自我解嘲打圆场,为解除尴尬找到一个台阶,“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从此,武帝与刘毅之间留下深深嫌隙。从事实来说,刘毅对武帝评价过于“激切”。武帝代魏后,文治方面颁布儒家法典《泰始律》,以礼制经义治国,以三省六尚书代为施政,奠定三省六部制雏形。武功方面西平鲜卑叛乱、南灭东吴一统、结束近百年分裂。他还设立“常平仓”、罢州郡兵,降低百姓负担,全国户口三年内增加了一百三十万户。刘毅敏锐地发现武帝奢靡萌芽,因而有“桓灵”之喻,希望皇帝猛然警醒,发奋振作。“群臣以为吉,唯其以为凶”因为两人都不愿让步,君臣紧张的关系持续许久,一度看不到舒缓迹象。紧张关系还需第三人居中调解。最后,八面玲珑、担任散骑常侍的邹湛,巧妙化解武帝心结。他先对晋武帝言:“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但随即他话锋一转,不留痕迹地逢迎:“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廉)颇(李)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原来邹湛不是觉得晋武帝比不上汉文帝,而是认为汉文帝配不上晋武帝。邹湛巧妙献媚,但武帝也并非好糊弄。他对邹湛抛出疑问:“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焚雉头裘,行布衣礼,卿初无言。今于小事,何见褒之甚?”晋武帝疑惑,我平时做的如拒绝封禅、烧毁珍宝的大事,没听到你说什么好话,怎么如今一件小事会如此褒奖我?这个问题颇为刁钻,很难回答圆满。但机敏聪慧的邹湛轻运灵思,就将难题巧妙化解:“臣闻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语有自然之逆顺。向刘毅始言,臣等莫不变色。陛下发不世之诏,出思虑之表,臣之喜庆,不亦宜乎!”邹湛回答之巧妙,在于告诉晋武帝:你从前所作种种“大事”,都是在臣子意料之中。而宽容刘毅犯上之语,不加任何追究,实在出乎臣子意料之外。所以自己格外“喜庆”,要发这顿感慨,赞叹君主虚怀若谷的伟大。这番逢迎阿谀,让武帝心情大为好转。犟脾气的刘毅没领邹湛的人情,也没有吸取前番教训。后来,他又和群臣唱反调。太康五年(公元284年),传言有“龙”现身首都洛阳的武库井中。青龙出现后,马上有人向武帝道喜。武帝也非常好奇,亲自前往观摩龙的风采。许多大臣认为这是吉兆,象征大晋国运昌盛,请求举行朝贺庆祝。只有刘毅发不祥之语,泼了一盆冷水。他引述历史上曾出现“龙”的记载:“昔龙降郑时门之外,子产不贺。龙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祸衅乃发……”刘毅所引用“龙”,分别在春秋、夏朝两度降临,但却都不是幸事:公元前523年,郑国遭遇洪水,有两条龙在国都门外河中打斗。国都百姓惊慌失措,请求用祭祀来驱除灾祸。郑国执政大臣、著名思想家子产认为:“我斗,龙不我现也。龙斗,我独何现焉……”子产认为“龙”乃自然之物,与人类行动没有关系,不需要专门祭祀。而在夏朝末年桀王时期,有龙出现于王宫之外,并留下许多唾沫液体。祭祀官占卜之后,决定用容器收敛龙沫,密藏于府库之中。到西周幽王时,容器被打开,演变成灭国之祸。刘毅呈递奏疏后,武帝兴趣迅速索然,下诏曰:“正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嘉祥。省来示,以为瞿然。贺庆之事,宜详依典义,动静数示。”武帝被迫拖延朝贺典礼后,许多大臣对刘毅极为不悦。尚书郎刘汉以为“龙”是对本朝“戢武兴文”的感应。他弹劾刘毅,“引衰世妖异,以疑今之吉祥”,强烈要求惩治刘毅。大臣群起弹劾,反让武帝深感刘毅性情孤直,不结党不攀附。他力排众议,训斥了要求惩治的大臣。刘毅上疏言道:“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诛故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由于刘毅来自州闾,在晋朝盘桓许久,对于西晋政治弊端了解深切,所以他每次上疏谏言,皆能触及时弊,颇得武帝器重。后来武帝调其为尚书左仆射,分领尚书诸曹,同时有纠弹百官之权。权位日重、待遇日隆后,刘毅“刚直”之气不曾消磨。他对武帝的谏诤,不止于南郊祭祀后的犀利问答,更表现在著名奏疏《宜罢中正疏》中。这篇近两千字的奏疏,是反对九品中正制的经典之作,全文收录于《晋书》中。刘毅批判矛头,直指西晋的选才制度——九品中正制。东汉后期,豪强势力愈发庞大,门第观念越来越成为选才的主流标准。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后,士族制度达到制度化、完备化阶段。刘毅为官极重“事功”,一贯反对靠门第博取官位。他认为“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但有八损”,所以上疏请求予以彻底废除。刘毅从九品中正制制度推行者“中正之职”的弊端展开论述。中正官职是推行九品中正制的组织保证。按照规定,中正官评议士人品德,应该全盘考虑士人父、祖的籍贯、官位来评定门第高低,然后人事部门再根据门第高低,决定应授职的大小。但在实践中,这种选官制度越来越简单僵化,往往是门第越高,意味着职位越高；门第如果卑下,职位必然庸冗。而那些不属于士族之列的寒士,根本没有进身机会。久而久之,社会阶层凝固,人才流动趋于停滞。中正之职弊端远不止于此。刘毅在奏疏中指出,中正官肩负选才之责,但多利用手中权力为所欲为:“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依靠个人喜好而评定的人才,往往也是名不副实的庸才蠢材。仅从刘毅揭露的一端,即可窥见西晋时“职为中正,实为奸府”的腐败情况。刘毅奋力疾呼“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认为“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要求废除中正制,取消九品选才法,“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度”。刘毅对选人制度的抨击,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之要。奏疏呈递,武帝动容,“优诏答之”。但九品中正制是士族统治地位的组织基础,刘毅的建议自然遭到他们极力反对。武帝为了保证士族支持,内心虽然同意刘毅,却无法付诸实践,最终“帝竟不施行”。“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与当时爱好清谈的大臣不同,刘毅心忧朝政积弊,“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除了勤政务实外,刘毅生活节俭,甘于清贫,不看重物质享受。武帝时期,群臣耽于享乐,刘毅是少见的家徒四壁的廉臣。刘毅的清寒甚至连武帝也过意不去,特意赐钱三十万,日给米肉,改善他的生活。刘毅七十岁时,上疏告老还乡。武帝又赐钱百万,让他以光禄大夫的待遇归第。刘毅还乡后,威名依旧环绕朝野。司徒魏舒深感青州地区选才非人,特意举荐刘毅担任青州的大中正。武帝虽然器重刘毅,也常借助他震慑群臣,但他始终顾忌刘毅的“峭直”,并不愿让其担任公辅,也不愿他再度出山。尚书省在武帝授意下,以刘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为由拒绝。没想到,尚书省的决定竟然遭到不少大臣反对。陈留相孙尹表上疏,为刘毅鸣冤叫屈。他指出朝中有臣子与刘毅年齿相仿,却承担繁重政务,武帝从来“不以其为劳累”。如今让刘毅担任一地的中正官,皇帝就认为过于辛劳,此说实在难以服众。孙尹表回顾刘毅当年担任司隶校尉期间,直法不挠,当朝之臣,多所按劾,是选拔人才的不二人选。他甚至表示,青州优秀人才众多,却苦于没有伯乐,如果弃刘毅而不用,青州人才选用必然混乱倒错。光禄勋石鉴也接着上疏,褒奖刘毅识别人才的眼光,“(刘毅)纯孝至素,著在乡闾。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为荣,惟期尽节。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在两位大臣谏诤下,刘毅才得以出任青州大中正。早年,刘毅曾坚决要求废除中正官职,可惜在权贵反对下没有实现。如今青州二品以上人才由他甄别,他更觉肩负责任重大。刘毅不顾年高体弱,遂入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而他所要罢免的名不副实的上品人才,也是“自亲贵者始”。太康六年,刘毅病卒。讣告传至京师,武帝抚几大惊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他立即追赠刘毅仪同三司,使者监护丧事。武帝虽然看重刘毅“事功”,却并不完全信赖他,此前拒绝刘毅出任青州大中正,就是最好的证明。刘毅去世后,有官员认为刘毅“忠允匪躬,赠班台司”,可以赐予谥号,以褒奖他的一生。武帝假惺惺地召集几位执政大臣,咨询他们的意见。执政大臣大多赞同给予刘毅谥号,并联名写好奏疏。但奇怪的是,联名奏疏呈递后,竟久久没有消息,最终没有下文。幸运的是,刘毅离世时西晋虽然危机深藏,却还是“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的太平盛世。在他逝去六年后,西晋皇室爆发惨烈的“八王之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随后,西晋社稷倾覆,近三百年动乱开始,中原地区进入“黑暗”时代。

个人作品

西池应诏赋诗

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晋书》本传）

家族成员

先祖：刘章，西汉城阳景王 父亲：刘喈，丞相掾属。

长子：刘暾，，正直有父风，官至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永嘉之乱时因与汉国将领王弥是同乡而没有被杀，更跟随王弥，并劝王弥消灭石勒。最终在前往青州时被石勒部下所捕，并被石勒所杀。

次子：刘总，好学且正直信实。女儿：刘氏，字简训，颍川荀岳之妻。孙子：刘佑、刘白

史书记载《晋书》列传第十五 刘毅（子暾） 人物评价三魏百姓：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王基：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侨仕平阳，为郡股肱，正色立朝，举纲引墨，朱紫有分，《郑》、《卫》不杂，孝弟著于邦族，忠贞效于三魏。昔孙阳取骐骥于吴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无所自呈。前已口白，谨复申请。 王宫：中诏以毅忠允匪躬，赠班台司，斯诚圣朝考绩以毅著勋之美事也。臣谨按，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今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于义不体。臣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没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铭迹所殊，臣愿圣世举《春秋》之远制，改列爵之旧限，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则莫不率赖。若以革旧毁制，非所仓卒，则毅之忠益，虽不攻城略地，论德进爵，亦应在例。臣敢惟行甫请周之义，谨牒毅功行如石。傅咸：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房玄龄：①幽厉不君，上德犹怀进善；共驩在位，大圣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宁求苟合！怀其宠秩，所以系其存亡者也。虽复自口销金，投光抚剑，驰书北阙，败车犹践，而谏主不易，讥臣实难。刘毅一遇宽容，任和两遭肤受，详观余烈，亦各其心焉。②仲雄初令，忠謇扬庭。身方诸葛，帝拟桓、灵。薛稷：书诫面从，诗咏司直，犯颜无隐，求福不回。周昌之比汉高，同乎桀、纣；刘毅之方晋武，类彼桓、灵。王夫之：①李憙、刘毅、傅咸忠直为当时之领袖，而不能取前谗后贼为宗社效驱除，晋之廷，不可谓有人矣。 ②其以世事为心者，则毛举庶务以博忠贞干理之誉，张华、傅咸、刘毅之类是已。李慈铭：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濬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壸之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