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医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辛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因此，医务人员有白衣天使之美称。著名的医学家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这里介绍了一些古今中外著名医学家。他们少小立志献身医学，经过努力，学有所成，不仅拯救过千千万万患者的生命，而且在医学理论和技术方面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概念

人类医学发展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主要形成了东方医学（主要指中国医学即中医，其它有藏医、蒙医等世界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即西医）两大分支，二者在形式上的融合又形成了第三种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而中西医学比较研究与汇通走向了现代系统医学领域，专门从事医学研究的人称作医学家。

中医即中国医药学，是形成于数千年前的中国，是建立在人们与疾病长期斗争的经验总结及阴阳五行、八纲脏腑辨证基础上，运用朴素辩证法及思辨推理方法，认识机体、自然、疾病三者关系，发展起来的一门以“功能人”包括功能脏器为概念的独特的医学哲学理论体系。在治疗上，除了药物外，还有针灸、推拿气功、耳针等特殊疗法，它是世界传统医学中最完善的一种医学理论体系。它为人类尤其为中国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以“解剖人、肉体人”为概念的、新兴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主流。

为病人着想的医学家葛洪

281～342，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他十三岁丧父，通过勤奋攻读，终于博览群书，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葛洪从祖葛玄，学道得仙术，传弟子郑隐。葛洪从郑隐学习，尽得其传。上党鲍玄精通道术，葛洪拜鲍玄为师学道，不久又与鲍玄的女儿结婚。夫妻二人志同道合，一同修道炼丹。他俩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建抱朴道院，隐居不仕，潜心研究医学和炼丹术，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之为“葛岭”。葛洪卒后，举尸入棺，轻如蝉蜕，世以为尸解仙去，人们尊称他为“葛仙翁”。葛岭智果寺西南为初阳台，葛洪修炼于此。初阳台下有投丹井，相传葛洪曾投丹于井中。此井后归马姓人家。明代宣德间大旱，马家甃井，见井底有石匣、石瓶。石匣牢固不可开启，石瓶中有丸药好像芡实，拿来一吃，淡而无味，便丢掉了。一个姓施的渔翁拾来吃了一枚，后来活了一百零六岁。自从浚井后，井水的水质腐败不可食，重新把石匣投到井里后，又变得清洌如故。石匣中的奥秘，当时的人自然是莫明其妙，我们现在也未必能够知道，可见葛洪已经掌握了很先进的针对水源的药物防腐消毒技术。

葛洪力主儒道结合，道教应以“神仙养身为内，儒家应世为外”。他的著作主要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等。《肘后备急方》是葛洪的医学著作，葛洪在医疗实践中收集、研究各种药方，为民治病，提倡廉、便、验的大众化的医疗措施。他对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常亲自实验，取得不少发明发现，如提出以白纸蘸尿染黄如蘖者即为黄疸，以及首次发现并描述天花之病状等。总结出较多治疗急症的有效方剂和方法，如以狂犬脑髓敷伤口治狂犬病，以青蒿莆绞汁治疟疾，以小夹板疗骨折复位等。这些都是医学史上的刨举。他还重视灸法治病，并首次记述捏积、食道异物急救、放腹水等治疗技术。

《抱朴子内篇》讲神仙方药、养生延年。讲炼丹的主要是其中“金丹”、“仙药”、“黄白”3卷。葛洪在大量的炼丹实验基础上，他熟悉了许多无机物质的组成和一些比较简单的化学反应。在《抱朴子内篇》里，发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硫化汞，加热即分解而得到汞。汞与硫磺化合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再在密闭容器中调节温度，便升华为赤红色的结晶硫化汞。采用硫化汞制水银，葛洪是最早详细记录这一反应的人。葛洪又指出：“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是说铅可以变为铅白，即碱式碳酸铅，铅白又可以变成赤色的铅丹，即四氧化三铅:铅丹则可以变还为铅白，最后回复为铅。这表明葛洪对铅的化学变化作过系列实验考察。他是我国炼丹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炼丹方法的具体著述对后来的炼丹家影响很大。由于葛洪在发展我国早期化工 工业上的业绩，历代印染、酿造、颜料等行业均奉之为宗祖。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

伟大的博物医学家李时珍

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 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一代药王孙思邈

约581～682，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京兆华原（即今陕西省耀县）人，生于581年，卒于682年，享年102岁。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因病学医，热爱医学，淡泊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邀请他入朝作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一边行医，一边采药，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广泛搜集单方、验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在药物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孙思邈对人之衰老过程和表现，心理特征和变化，以及老年疾病、保健、医疗等都有全面的观察和深透的分析。认为老年人当从事诸如调气、按摩、导引、行气以及散步等适合老人特点的活动，从而丰富了道教内修的内容与方法，并对炼丹服食以求长生成仙的道教方术作了探索。认为服食金丹而成仙是“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但他把炼丹作为制药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救急济危。他炼制的“太一神精丹”，即“主客忤霍乱，腹病胀满，尸餫e恶风，癫狂鬼语，盅毒妖魅，温症”。史载其著作计三十余种，唯多亡佚。现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系我国著名医学著作。其他如《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数种，尚有部分佚文可见。

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阿是穴”和“以痛为腧”的取穴法，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对于孕妇，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神医扁鹊

公元前407—前310，原名秦越人，又号卢医, 勃海郡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或齐国卢邑（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县北)人。春秋战国时代名医，医术精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辕时代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史记》中记载他是渤海郡的一名大夫，而卢医则是指他的出生地在卢国。由此可见，“扁鹊”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一个通用名词。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将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卢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敬地称作“扁鹊”。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 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 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 发明创造：《内经》和《外经》，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外科鼻祖华佗

约145-208，东汉末医学家，汉族。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人，华佗与董奉、张仲景被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关于华佗故里，学术界普遍认为华佗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欣然为亳州亲笔写下了“华佗故里，药材之乡”的题词。

东汉末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华佗是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后汉书》和《三国志》均为他专门立传。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 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 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医圣张仲景

约公元150~219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人称为医圣。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另说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原因在东汉时期，邓州市行政范围归南阳管理）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死于建安末年活了七十岁左右。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的著作有《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妇产科学开拓者林巧稚

1901-1983，林巧稚，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献身医学事业，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

的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妇产科各种疑难病，确认了癌瘤为戕害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跟踪追查、积累了丰厚的供后人借鉴的资料。她的精湛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不治愈病人绝不懈怠的坚韧的作风，不耻下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深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林巧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人民的科学家，医务界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当代妇女的杰出代表。

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

1914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裘法祖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赴德国求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一等优秀成绩获医学博土学位。1945年受聘为都尔市市立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1月回国，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外科学教授、外科主任。1978年，担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兼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81年任武汉医学院院长，1984年迄今任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2000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奖，2001年获中国医学基金会医德风范终身奖。

裘法祖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尤其擅长腹部及基本外科，是推动我国腹部及基本外科手术发展者之一。他主持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时他又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裘法祖一贯重视科学研究，由他提出并亲自主持和指导的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肝移植研究获1979年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他撰写论文220余篇，主编了《一般外科手术学》、《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分册、普通外科学分册）、《黄家驷外科学》第4－6版（国家重点出版物）以及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外科学》1－4版。

多年来，裘法祖为发展中德友好关系和学术交流尽心尽力。1982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4年他发起组织了中德医学协会，任中方理事长。1985年获联邦德国政府授予的大十字功勋勋章，同年被日本金泽医科大学授予名誉顾问。1978年，裘法祖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1999年接受香港外科医学院名誉院士衔。

皇甫谧

215年－282年， 魏晋间作家、医学家。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拜乡人席坦为师。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活了六十八岁。

提起皇甫谧，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尤其 在医学上，是我国中医领域“针灸疗法”的创始人。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渑池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三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 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儿科医家钱乙

约公元l035~1117年，字仲阳，宋代东平人，约生于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间，享年82年，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钱氏治学，当初先以《颅顖方》而成名，行医儿科，曾治愈皇亲国威的小儿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当时著名医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言不为过。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钱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欲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为后人称许，而且对中医辨证学、方剂学均有较大影响。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十分完善。诸如其创立六味丸以补肾，仅重视了肾阴亏乏的—面，而忽略了肾阳虚衰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在其基础上逐渐加以发展，使之不断完善。这也反映出钱乙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丹溪翁朱震亨

公元1231~1351年，字彦修，元代金华（今浙江省义乌市)人，家居于丹溪，故后人尊称为丹溪翁，亦称为朱丹溪。自幼好学，师事朱熹的再传弟子许谦学习理学，精通文哲，至四十岁才开始习医，首先自学《素问》，而后又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门下。罗知悌虽为河间弟子，但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之学，故将刘河间、张从正、李东垣、王海藏诸家之书授予丹溪，使朱丹溪旁通当时名家之说，开拓了知识范围。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等。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火热证、杂病的证治经验，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后世医家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与丹溪的启发是分不开的。明代诸医家，如赵震道、赵以德、王履、戴原礼诸人，均师承其学。另有虞搏、王纶、汪机、徐彦纯等亦接受其学术思想，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学家所推崇。由于此，丹溪所创之学说被发展成一个学术流派——丹溪学派，朱丹溪则成为这个学派的倡导者。

叶天士

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时，父亲叫阳生，名朝采，都精于医术。白天，他从师读经书；晚上，他父亲就教他“岐黄学”。因此，他从小时就自《素问》、《难经》及汉唐宋诸名家所著书，无不旁搜博览。可惜的是，当他十四岁，父亲就死去。他幼孤且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面开始行医应诊，一面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继续学医。不多久，在医学上的造诣，就超过了朱老师。但他毫不自满，孜孜不倦，又去寻找别的老师求学去了。

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虽然文章不长，甚至没有记载任何具体的方剂，但全文言简意赅，对于临床常见的温热病的病状和其传遍规律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温热论》就此成为了后世中医学乃至现代中医学临床诊断热性疾病的重要依据。除去在温热病状分析方面做出的重要总结之外，叶桂在中医学辨证方法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将使用了千余年的以“六经辨证”为主的外感病诊断方法，进一步发展为以“卫、气、营、血”四个层次为主体，由表及里的辨证方法，这既是成功的创新，又是对于六经辨证的高水平的应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在辨证水平上的又一次提高。自此，也将“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从辨证方法上区分开来。他这种大胆的创新来自于对先贤著作的透彻分析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也有人认为，叶天士称得上是对《伤寒论》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位医家。

吕炳奎

1914.1-2003.12，1914年1月3日生于上海省嘉定县望仙桥，出身在一个农家。他幼年时，曾染上重病，垂危之际，幸遇一走方郎中救治，从此立志学医，遂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一学五年，从抄方、号脉，到内、外、儿、妇诸科，埋头苦学。二十岁起，他挂牌应诊，诊务繁忙，渐有医名。1938年初，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变卖家产，组织了嘉定外冈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淞沪游击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华中海防纵队政委等职。解放后曾任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在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期间，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中医院和第一所中医师资进修学校，组织编写了中医第一套系统教科书。1956年调中央卫生部主持全国中医工作，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报告上，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适时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1978年他主持起草的报送中央“关于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即后来形成的中央（78）56号文件。1982年在湖南衡阳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医医院及中医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冉雪峰

1877-1962，现代医学家 ，原名敬典，后更名剑虹，号雪峰，别号恨生。四川巫山人。出身医药世家，自幼习文学医，致力于中医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民主思潮影响下，来到湖北武昌，曾在报馆当校对、记者和编辑。1907年，受聘为湖北医学馆教习，后任馆长。

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武昌首义，任鄂军都督黎元洪之军机秘书。袁世凯窃国后，冉在报纸上揭露抨击袁投降卖国、复辟帝制的罪行，由此身陷囹圄。后经保释出狱，不再过问政治，悉心研究医学。1917年，悬壶武昌中和里，后开业于汉口中山大道永康里。时鼠疫流行，在临床实践中研究采用“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等方药，收到良好疗效，并著有《温病鼠疫问题解决》、《霍乱症与痧症鉴别及治疗方法》和《麻疹商榷正续篇》等文，因而驰名三镇，享誉医林。

1919年，鉴于“西医东渐，中医衰落”，联合省垣陆继韩、胡书城、李子余等，组织湖北省中医公会与中医学会，并兼任湖北省《中医杂志》编辑。1923年在武昌独资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长，前后培养500余名中医师。1929年出任汉口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湖北省政府检定中医委员会委员。当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案”后，率武汉中医界名流组成请愿团赴南京抗争，同时在报上发表文章据理驳斥，并与天津名医张锡纯结成“南北同盟”，反对扼杀中医事业的行径，享有“南冉北张”之誉。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任该馆医务处处长和湖北省国医馆馆长。抗日战争期间，捐款组织湖北省战地后方服务团，任团长及中医救护医院总院副院长，为抗日将士和难民免费治病。武汉沦陷前夕，举家避难四川万县。应诊之余，埋头著书，并亲手制作人体骨骼标本，绘制数百幅人体解剖学彩图，旨在进行中医改革与创新。1946年由万县迁回汉口，悬壶应诊。1949年举家搬迁重庆。

1955年11月底，调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高级干部、外宾治疗室主任，当选为中华医学总会常务理事及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任应秋

1914-1984，现代医学家。字鸿滨，四川江津县人。幼习四书五经，有较坚实经学基础，后就读江津国医专修馆，于文史训诂，均有长进。后于1936年赴上海入中国医学院，并问业于沪上名家陆渊雷等人。抗战时返乡悬壶。并创办《华西医药杂志》。1949年后，先出任重庆市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后于1957年应聘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先后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医学史、各家学说、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等职，后又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委员等职。其治学态度严谨，又精勤不辍，故著述甚丰。其重要者有《中国医学史略》、《内经十讲》、《五运六气》、《中国历代名医精华》、《中医各家学说》、《中医病理学概说》、《中医基础理论六讲》，并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等。

施今墨

1881-1969，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施今墨倡导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开辟了临床中西医结合的新思路。他重视“气血”，提出了“十纲辨证”的新观点，发展了中医传统的“八纲辨证”理论。施今墨于1932年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摸索出“理论与临床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医德与医术结合”中医教学的三大特色。华北国医学院是由传统“师带徒”模式走向中医高等教育模式的崭新一页，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1969年施今墨重病中预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自愿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的中医学家。

邓铁涛

广东省开平县人。1916年10目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内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历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广东省及广州市科委顾问等职。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邓铁涛从事中医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60多年，对重症肌无力、冠心病、高血压、中风、慢性胃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红斑狼疮、硬皮病及危重病的抢救等，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擅长以中医脾胃学说论治临床各系统病证。1985年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广州市科技成果四等奖，技术转让费5万元全部贡献给中国中医药学会振兴中医基金会。1991年，邓铁涛教授主持的课题《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建国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界不易获得的奖励级别。“非典”时期，邓铁涛教授较早发表论著《论中医诊治“非典”》，为中医药防治SARS提供技术指导，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命为抗“非典”专家顾问组组长，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抗‘非典’特殊贡献奖”。近年来邓老以80多岁高龄，仍不断探索临床新领域，与广东省中医院心脏中心合作，开展围心脏手术期的中医药治疗研究，大大提高了心脏病人对手术的适应能力，促进术后的康复。

邓铁涛教授著述等身，重要著作及获奖项目有：主编《中国医学通史 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出版；参与主编《中医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础研究2等奖，、主编《邓铁涛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出版；主编《中医名言录》，获1991年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他重要著作还有《耕耘集》、《实用中医诊断学》、《邓铁涛医话集》、《邓铁涛临床经验辑要》、《学说探讨与临证》、《中医近代史》等专著共20多部。邓铁涛教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的论文、医话、医案等超过100多篇。

西医学家

张孝骞

1897.12.28－1987.8.8，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号慎斋。长沙人。1921年长沙湘雅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两次赴美留学，先后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33年回国，先后任湘雅医学院内科学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护校校长。1948年任协和医院内科教授兼主任，先后建立消化、心肾、传染病、血液、呼吸等专业组，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1958年加入共产党。是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消化系病学会名誉主任委员。

张孝骞在1920年代末，张孝骞首次证明血浆蛋白低时，血容量也下降，即低蛋白血症不是血液稀释、血容量增加，反而是由于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血容量减少，这纠正了过去错误的认识。这是他在研究糖尿病酸中毒患者的血容量降低、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肾病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后作出的新发现。在30年代初，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论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这些论文，有的至今仍被国际上引用。他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以胃、十二指肠溃疡的系统观察和腹腔淋巴结核的诊断尤为突出。他还研究了胃溃疡与胃癌的关系，发现良性胃溃疡恶变者属少数，在5％以下。50年代中，张孝骞进行胃运动功能的研究。这是当时国际上很少有人涉足研究的领域。60年代初，张孝骞主持制定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60年代中，张孝骞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70年代末，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

邝安堃

内科学家，内分泌学家。1902年11月2日生于广东番禺。1992年8月2日卒于上海。1919年赴法留学。1924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后，任法国国立医院住院医师。193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上海震旦大学广慈医院儿科主任、皮肤科主任、内科主任、教授。1952年后历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副院长，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内分泌研究所所长，《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总编等职。1985年法国国家科技部长授予他法国国家骑士荣誉勋章。他最早在中国发现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紫质病、西蒙-希恩席汉二氏综合征、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世界上第一次用动物模型论证中医阴阳学说中的阳虚本质与肾上腺皮质功能之间的关系。在阳虚动物模型成功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阳虚者cAMP／cGMP下降，阴虚者cAMP／cGMP升高。在研究肾虚与性激素的关系中，发现冠心病、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男病人中雌激素增高。他与同事共发表各种论文200余篇，主编《内科学手册》、《实用内分泌学》等。

傅培彬

1912-1989，著名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二级教授。 1939年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博士。1946年回国，1949年担任广慈医院外科主任。他在我国外科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小儿外科、烧伤外科的建立，心血管外科的兴起，以及血吸虫性肝硬化的外科治疗等方面。他提出了癌肿扩大根治术的观点，使瑞金医院的胃癌、结直肠癌的手术疗效达到国际水平。他领衔我国第一例肝脏移植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开展了胆道疾病与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研究，创立的“以胆石剖面结构及化学成分为基础的分类法”在国内广泛使用。傅培彬学著颇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1981年比利时皇家医学会授予他外籍荣誉会员称号，1982年法国巴黎外科学院吸收他为外籍会员，1983年法国外科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1987年比利时国王授予他骑士勋章。

胡传揆

1901-1986，皮肤病性病学家、医学教育家。汉族，湖北省江陵县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历任讲师、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48年8月至1952年12月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年12月至1968年8月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科杂志》总编辑、北京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胡传揆1932年在美国纽约罗氏医学研究院留学期间，进行了梅毒螺旋体中国菌种的分离与外国梅毒菌种对比研究，博得了国际学者的好评。他前半生致力于梅毒防治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承担了为1000余名妓女治疗梅毒的任务，使她们获得了新生。60年代初，他开始对危害人们健康的头癣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北京郊区和江西省建立了治疗试点，由于10年动乱被迫终止。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年过7旬仍带领医疗队在湖北省英山县普查了35万人，为近2万人治疗，使他们恢复了健康。1979年，卫生部向全国推广了他的经验，推动了全国消灭头癣的工作。他重视医学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建国后，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医学院扩大了规模，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和研究生班，努力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他重视科研工作，提高医疗质量，使北京医学院成为全国的重点学校。逝世后，其家属和学校依照他生前的嘱托，将其骨架制成标本，陈列在校内供教学使用，他的积蓄捐给学校作为皮肤科研专项奖励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