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也称“夏”、“诸夏”，又称为“诸华”。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自称 ，以区别与夏王朝敌对的四方部落（四夷）。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出自四岳之后的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 后来华夏部落吸收了同边的巴蜀、荆楚、百越诸部落，汉民族开始形成，于是“华夏”这个称呼逐渐成为汉民族的别称。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

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

基本简介

"华夏文明"中的"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华夏”一词的本义即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可见，华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文明思想

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易学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

“华夏”，一般作为代称中国，相传在大约五千年前，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分布着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有后来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等。炎、黄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即为“炎黄子孙”。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夏大禹治水有功，继位于舜当了中原各部落之共主，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古代中国人往海外移民时自称华夏人，由此产生“华人”一词。“华人”一词最初仅仅指汉族，但随着华夏文化扩展到全国各地，“华人”的概念渐由当初单指汉族，扩展到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周边少数民族身上。

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诸侯，称为华人、夏人，通称为诸华、诸夏。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夷”与“裔”作为四方。华夏又称中华、中夏、中土、中国。 周朝时，依据《周礼》，华夏是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 。

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亦即“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与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华夏”一词（华与夏的合称）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此即“华夏”的本意。

可见，华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只有属於周“王母弟甥舅”诸侯国才是“华夏”，除此以外皆为“蛮荆戎狄”。

文明起源

华夏文明源自、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华夏族父系Y染色体主体是O3及其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含其他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六千年前，华夏学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部落的人口很快的增长。于是华夏部落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资料与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灿若星斗。良渚古国遗失后，中原渐成史前东方文明中心。

根据史书记载，华夏部落是黄河流域的最早居民，华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地湾文化（甘肃天水一带）和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又于7000年—5000年前在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建立了仰韶文化。再于距今约4600-4000年在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地区建立龙山文化。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

关于中华文明（华夏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红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按照西方对文明起源的定义，中华文明发源于3000年前。而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个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前推5000年，应是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前推5000年，不应以青铜器为标准。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良渚文化”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同处一个时代。

华夏先民分为大大小小许多个部落，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其中比较著名的首领有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颛顼（黑帝）、黄帝、炎帝（赤帝）、帝喾（高辛氏）、祝融、伯益、舜帝、尧帝。其中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明遗址。

华夏的祖先黄帝和炎帝在中原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而爆发了阪泉之战，炎帝部落战败，并入黄帝部落，炎黄联盟初具雏形。华夏部落从而占据了中原，开始创造华夏文明。在中原更东的山东一带，还有许多小部族，被称为夷，曾经在东方有一个夷国，被商朝灭掉，后来东方就被叫做夷，开始并无贬义。到周朝时期开始“文化”，“东方曰夷”，又称为“东夷”，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四夷”。

后来炎黄部落联盟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东夷集团的九黎部落联盟首领蚩尤，把联盟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后又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为主体，与山东境内的东夷部落组成了更庞大的华夏部落联盟，华夏部落基本固定。公元前2070～前256年黄河中下游华夏部落先后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

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割据的局面。华族的扩张目标又指向了长江以南更广阔的百越之地。“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秦末民变中赵佗趁机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汉朝灭掉了已成为藩属南越国，终将广大南方并入华夏直接领土，华夏部落的足迹到达南海之滨。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随后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建立，并统治中国400余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华夏部落吸收了同边的巴蜀、荆楚、百越诸部落，汉民族开始形成，而“华夏”这个称呼逐渐成为汉民族的别称。

文明特征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唐律疏议》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中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即中原地方，是聪明有远见的人居住之地，是万物财用聚积之地，是贤圣实行教化之地，是仁义施行之地，是《诗》《书》《礼》《乐》运用之地，是奇异精巧技能试行之地，是远方国家观摩向往之地，是四方少数民族效法之地。

《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诗书礼乐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五常

诗、书、礼、乐、易，合称五经，五经对应五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於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扬子法言》解释道：“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六经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国语·楚语上》记载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

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

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虽然曾经车驾奔驰，战乱频仍，曾经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经神州荡覆，宗庙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从而缔造文化统一、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不论如何损益，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袭损益，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

华夏的成就

《汉书》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食饮不同。言语不通。是以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师劳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抚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疏而不戚。”

主要特点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能量耗尽了就会起变化，变化了血脉就畅通，再接着生长、发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中华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文明的发展虽有阶段性，但没有间断和转移。我们今天还能读懂数千年前的文献资料，古代经书上的格言警句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在历史演化中，中华文明的中心有过多次迁移，但整个历史都上演在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史学领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方法，重新梳理了中国史书。“他们认为，历史不断有各个朝代的学者在不自觉与自觉之间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和解释，但后来者会误以为这是真正的历史。上古的记录本身就是很模糊，但后来者不断追加，造成了今天所见的历史。

中华文明不曾间断，主要靠文明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大量书面文献资料；二是众多的实物，包括器物、遗迹、遗址等。前者如历史文献，数千年文明连续不断地记录在史籍中，仅正史就有25部之多，还有《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等大量的“政书”以及野史、笔记等。中华文明就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现象。后者如考古资料，20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有了越来越清晰和确切的实物证明，这是十分了不起的。除此之外，还有口口相传的文化传统、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等等。

中华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有学者统计，自夏朝以后的约4000年间，分裂时间总计为1200余年，而统一时间则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一般来说，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坐大，政权下移，社会动荡。同时，新的因素也在生长，周边文明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汉，我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秦代首创了大一统模式，以后各朝代对这一模式不断进行补充、修复和完善。汉王朝大气磅礴，实现了疆土、经济、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统，显示了朝气蓬勃的气象。从此，大一统意识在中华民族心中根深蒂固，中华文明的兴衰也就随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而不断交替。

中华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并不是没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候，但总体上呈现开放态势。这种开放不像古希腊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那样是全天候的开放。那种全天候的开放往往伴随着对外扩张，结果是发生大变异，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毁灭。中华文明的开放是在保证自我生命机体存活基础上的适度开放，只要对自身不构成伤害，都能兼收并蓄。有所坚守而又通达，这是中华文明形态虽变而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综和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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