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又称“抗日”或“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英语：Second Sino-Japanese War，在国际上出于中立性的考虑，一般将这场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文一般直接翻译为抗日战争）是指20世纪中期，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

由于战争时间约为八年，亦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为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了增强，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战争背景

见词条： 大陆经略政策、 牡丹社事件、 北京专约、 甲午战争、 九一八事变及 伪满洲国。

战争酝酿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强大后，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早在1868年4月6日明治维新拉开帷幕之时，天皇就在《五条御誓文》和《御笔信》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对外方针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借八瑶湾事件而向当时台湾动武，事后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1894年，日本在接连入侵占领朝鲜、琉球后，进而发动甲午战争进攻中国的东北与山东，中国清朝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并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其中包括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赔偿二亿两白银军费及开通口岸等。此役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为列强之一。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日本为八国联军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并获得战争胜利。通过《朴次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南满洲铁道及旅顺大连租界特权。190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清朝被迫增开十六处商埠，并在营口等地划分日租界等。1907年，日、俄签订《日俄协定》、《日俄密约》，承认彼此利益并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日本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称为“满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朝鲜半岛，日本在东北亚获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和前沿基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德国租界，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1月18日，日本跟急于想称帝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北洋政府虽然参加一战并为战胜国，并在巴黎和会中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列强纷纷拒绝，并签署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事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中国国内混乱的局面，而各国势力均在不同军阀中选择己方的代理人，此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期。

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炮轰沈阳城，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军队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标志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张学良等部获知后，认为这和1928年的皇姑屯事变如出一辙，遂令部下“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中正亦发电“不得与日军反生冲突”，日军遂将北大营内的守军缴械、俘虏。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命令部下严禁对日军作战，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不敌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防司令）等。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中共随即扩张在江西的势力，导致抗战不利。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塘沽协议》后，由于日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935年，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在此期间，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福建事变

1933年12月，国民党内的左派和蔡廷锴、李济深及蒋光鼐的十九路军领导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进行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仅仅53天中华共和国就被蒋中正击败，之后，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西安事变

部分激进学生不满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随即发生暴动。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期希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战争经过

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

1937年7月16日、17日，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1937年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27日，日军向整个平津地区发动进攻，并以3个师团兵力增援华北，另各派1个师团前往青岛、上海。28日，日军攻占南苑，双方交火激烈，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而二十九军全军部队在北平、天津一线与日军全面交火。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

正面战场

中国国民党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党军队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1937年8月13日，冲突爆发。

南京大屠杀

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军队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至少三十万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等。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徐州战场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国民政府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战死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近代日本第一次军事挫败。

黄河花园口决堤

1937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1937年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1937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介石调拨了资金试图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但直到解放后黄河仍有部分河道无法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阵亡高达40余万，桂系军队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1940年7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八路军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大国的介入对中国抗战而言带来了巨大

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7日致电蒋介石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获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它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香港时间1941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反攻阶段

从1944年1月中国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于1944年发起了豫湘桂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

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这场战争尽管达到了日军的作战的企图。可是，日本人无力去维护“大陆交通线”的畅通，并且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日本战败

1945年2月4日～1945年2月11日，英、美、苏三国首脑（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加之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前任总统罗斯福已于4月12日病逝，新任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协定》，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1945年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

在此时，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国民党方面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并收复了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党军队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为日后解放战争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1945年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

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表示接受日军投降并缴获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仪式历时15分钟。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战后结果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八年抗战，日本方面315,861人阵亡，502,213人受伤，不包含大量依附日军的中国部队，伪军等。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国际社会认为很夸大）。《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主要特征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全民参战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一场战争。其主要特征有5条：

1、全国共同抗战；

2、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开始第二次合作；

3、两个抗日战场，中国国民党面对日军海陆空军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

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

5、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胜利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洗雪了中国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斗争支援了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