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1956年又一次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的出现，才有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基本信息

四个现代化即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 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对“现代化”一词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化主要是指现代以来一种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其含义比较广泛。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工业化和资本化，强调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货币的形成和专家系统的建立，以及这些机制背后的信任机制的建立。而随着人们对现代化弊端的反思，那种将现代化与发展和进步予以等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强势等。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的出现，才有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历史发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步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设想。後来，又逐渐确立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蘇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由此，毛泽东首次较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

1960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读蘇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称，“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於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年9月6日到9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同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3年8月6日，薄一波在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所谈的主要内容有，“原打算1963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现在不搞了，1966年开始。这3年的调整，著重於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充，成龙配套。”由於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年不能出台，所以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四个现代化”作了公布。

1964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今後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要改换领导层，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时提到：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理论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 工业、 农业、 科学技术和 国防四个现代化，这 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了。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和目标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对此，过去有许多人是不清楚的。由于不清楚，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他们在讲话、文章和报告中，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就连“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样重要的口号和任务目标都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而是某某人提出来的，更不要说其他的了；从而以此来影射毛主席不重视经济建设。其实，“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恰恰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今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为了还历史以其本来的面目，也为了揭露某些以攻击和污蔑毛主席为能事的人们的丑恶嘴脸，仍然有对这方面的史实加以回顾的必要。 改变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毛主席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确立了的奋斗目标。他投身和领导革命与建设，历经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文字表述，则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清晰、逐步明了起来的。

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1081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这里他在“农业国”和“工业国”之前分别加上了“落后的”和“先进的”两个定语（《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1433页）。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对国家建设目标的表达方式。 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29页）。这个提法比过去又进了一步。同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57页）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最初的刍形。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三个现代化。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8页）。这次讲话中的上述提法，离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只差小小的一步。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他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16页）这里的“原来要求”，就是指的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来了。1960年3月18日，他 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地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重申。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62页） 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提出的当时并没有立即向外界公布。后来是通过写进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正式公诸于世的。再后来，又一次地写进了于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就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成为鼓舞我国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上述表述中，他是把科学和文化联结在一起来提的。这个表述说明，在毛主席的心中，第一位的是工业，其次是农业，摆在第三位的是科学，紧接其后的就是文化了。这个表述，反映了他对文化现代化的高度重视。重视文化在整个社会进程和进步中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今天回过头来看，毛主席的这个提法也许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确，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能没有文化的现代化的。随着其他几个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就更显得重要了，就更加不能忽视了。这一点，今天和今后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和把握。

对于上述过程，邓小平同志当然知道得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二卷第311—312页）在了解了上述“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奋斗目标“提出来”与“讲出来”的过程之后，我们就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的理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非毛”、“反毛”“精英”们借“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任务目标的提出问题，来影射和攻击毛主席，这样一种丑恶嘴脸的认识。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 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泽东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头，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继续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从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紧紧扭住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放。1980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此后，他又一再强调搞好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由此提出了“政治路线”的概念，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况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他要求把这条政治路线写入党章修正草案，并认为不管草案中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邓小平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发展战略。而过去传统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日益显示出过分强调高速度、片面重视重工业、盲目追求高积累率、经济发展相对封闭性等弊端。为此，有必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步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此后，邓小平在继续坚持使用“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的同时，开始对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步骤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乃是“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显然，这里所说的长远规划，指的就是发展战略，它揭示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在思考的重点。

邓小平比较具体、比较明确地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是在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当时，曾参加过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的大平首相提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独立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整个现代化蓝图是如何构想的？”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在党内干部会议上，转述了他与大平正芳谈话中关于“小康”目标的设想。“小康”的目标后来在1980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得到确认。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设计，首次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战略目标提出来：“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

自1984年以后，邓小平开始把目光投放到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的设计上，提出在实现“小康”以后，还要花30到50年时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1987年，邓小平规划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十三大确认了他的这一战略设想，指出通过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虽然是以经济指标来作为划分的标准，但是它的效果却是落实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面，从而体现了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统一；它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用国民生产总值来作为衡量的尺度，充分体现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正是随着这一战略步骤的提出和逐步实施，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的局限性，即对现代化的理解仍然比较狭窄，只涉及到经济、文化的层面而未涉及到政治、社会的层面，只涉及到物质文明的层面而未涉及到思想和体制的层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没有考虑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协调发展。因此，从十三大以后，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记忆。

放弃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早在1979年建国30周年的时候，叶剑英就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他认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后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继续强调四化建设乃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从而首次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之中。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开始把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特征。

十三大正是在此基础上使用了“富强、民主、文明”这样的概念，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宏伟目标，从而正式取代了过去一直使用过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法。

新目标的提出，不仅是着眼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与提高，而且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统一，反映了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的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更加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新的目标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求改变我国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构建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综合性的奋斗目标，而且是一个立体化的奋斗目标。

从单一的工业化，到多方面的四个现代化，再到全方位的富强、民主、文明，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伟目标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换言之，即是越来越符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

基本纲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刻和全面。

1991年，江泽民在全面总结建党70年来中国现代化追求与探索的历程时，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概念，对“富强、民主、文明”的基本目标作了进一步阐释。此后，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三者并列，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五大强调：“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从而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直接挂起钩来。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是两个相互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互相说明。江泽民同志正是在这种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科学概念。他认为，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基本纲领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方面，它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追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解为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政治建设方面的目标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这些基本目标和相关的方针政策互相配套，互相关联，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使得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目标从理论变成了政策，从目标变成了纲领，从口号变成了实践，避免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提出的目标过高、过大、过空，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缺乏相关的实施策略，最终变成空头文字或口号的命运。

正是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江泽民在世纪之交还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向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只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换言之，只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领导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

理论拓展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并把它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新世纪前20年建设更加全面的小康社会，其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此后，我们党对社会和谐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

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时代要求和当代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此为指导，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过去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此后，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要求和重大措施。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深刻阐明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

十七大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据这一新的奋斗目标，党中央对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作出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首次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出了具体的阐释。

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强调“四位一体”，共同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补充和完善，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拓展。

十七大在充分总结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充分说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和全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更加明确和具体，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纲领更加适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第五个现代化

继1960年代“ 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后，习近平去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因应世界局势，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途。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此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在观察人士看来，他显然具有洞悉世界政治发展潮流的远见和自觉顺应时代发展改造中共执政方式的自觉性，即抛除一切人治思维的痕迹，真正地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同时，将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法制化、有序化的模式当中，有效地将自己的执政行为规范化，化解社会矛盾对执政根基的冲击。其中，信仰的整合与理念的革新都将在“第五个现代化”的落实过程中同步进行。

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已经向外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面向几乎所有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层官员的会议上，习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可以说，在习近平眼里，从政治属性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而并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顾名思义，强调的是一国整个治理结构的重新架构和分工。在过去中国的国家各部门架构中，党政不分，分工不明，机构重叠，人员臃肿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的直接后果就导致了政策的上下不畅，大量人员人浮于事。而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希望对这种过去式体系进行的改变。以最受关注的反腐为例，在《决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在经济问题上，以习为首的中共高层也正在用“第五个现代化”来转变观念。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习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辩证性认识，到李克强的定向刺激，调整结构，不仅计划经济和西方经济理念有着完全的不同，与以往的简单、粗放比，也有着更为现代化的转变。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当前中国变革的方向。

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是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它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所要面对的是中国长期一穷二白的现状，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从上层建筑的层面来减少“四个现代化”在新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所以说，“第五个现代化”是建立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的现代化。

习近平提出和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可以预知推行“第五个现代化”将真正使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也将使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