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著有《西域水道记》12卷，《〈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清嘉庆中上编《全唐文》，徐松入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借《全唐文》之名，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现在，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可供学界予以研究利用。

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地区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出了一部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点校本。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精校、精点、精加工，以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约有校记近1.5万条，而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则达到3.3万余条，对原来的校记也作了很多增删改写。

点校本简介

《宋会要辑稿》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校点，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专家审稿，历时8年编纂、16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会要辑稿》是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是《巴蜀全书》现有成果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之一。它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集，由清代学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会要”中辑录而成，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说，《宋会要辑稿》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构成三大宋代资料宝库。《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因错误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王云海先生为首，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酝酿重新整理《宋会要辑稿》，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但未能展开。

本世纪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对《宋会要辑稿》进行初步校点，形成了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后来在《巴蜀全书》工程推动下，形成了现在的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

校点本树立了三大标杆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介绍，本次校点特别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纠正年月日错误。《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专家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2800余条（处）。第二，鉴别非“会要”之文。专家们通过纪日表述方式、记事的体裁与风格、所记的时代与地域，以及其他抄录他书的痕迹进行辨别。第三，移正错简之处。专家们发现并移正的错简的地方有59处，少的地方有10余字，多的有3000余字，总字数达3万余字。第四，勘正错误的行款。《宋会要辑稿》中的行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不当，正文、注文互混，标题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出版树立了三个标杆。第一，参与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一丝不苟，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第二，参与的专家们不仅从事文本校对，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为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第三，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完成，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如何打造精品，树立了标杆。

原本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唐代苏冕所撰《会要》与崔铉、杨绍复等所撰《续会要》草创了这一史书体裁，但它们皆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会要。直到五代、宋初的王溥在苏、崔两家会要的基础上，续修唐宣宗以后至唐末部分，撰成《新编唐会要》，于北宋建隆二年（961）进奏朝廷，自此，方确立完整一代的“会要体”。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共计3000余卷，包括《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另外，在明代的其他书目中，如叶盛所编私家《菉竹堂书目》，又或焦觉《国史经籍志》，虽皆有著录《宋会要》之文，却不过是据目抄入而已，并非实有其书。

辑出整理

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前，张之洞、屠寄已先后离开广雅书局，《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不久，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宋会要》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于是，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费有容等进行整理。刘、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成初编291卷，续编75卷。刘富曾又参考各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史料，录成清本，共得460卷。

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由该馆编纂，叶渭清对照研究。叶氏认为，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不复原来面目；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永乐大典》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

根据叶氏的研究，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因经费所限，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将原稿先行影印，名之曰《宋会要稿》，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名之曰《宋会要辑稿》，以精装8大册发行。1964年，台湾世界书局以《宋会要辑本》之名，以《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影印装成16册发行。197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

历史过程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类。其中礼、职官、选举、食货等类篇幅尤大。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等等。如此，不仅遐眉目清晰，而且处置政务的事例，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兴废，均分类归纳，使得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见，都得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辑稿》较之原书，虽已大有残阙，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宋史》诸志及其他有关史籍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硙”，“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岩”，“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辑稿》之独有。以《宋史》诸志与《辑稿》的卷数相比，前者合计不过162卷，而后者则为376卷。《宋史·职官志》仅12卷，《辑稿》职官粝为83卷；《宋史·食货志》仅14卷，《辑稿》食货类则有70卷。可见，《辑稿》所保存的宋代史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史》诸志。《辑稿》所载史事，一般均详于《宋志》，其记述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且往往能够校订《宋史》各志的纰谬与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辑稿》卷帙浩大、残缺零乱、问题繁多，因此，各种带有研究成果性质的检索工具书应势而出。1932年，汤中出版了《宋会要研究》一书。1939年，日本学者江田忠在汤中《宋会要研究》的基础上，编撰了《徐辑〈宋会要〉稿本目录》。1937年，小沼正则编制了《宋会要食货目录》。1958年，法国学者Etienne与Balazs将《辑稿》的食货、职官、刑法、方域四类，编成《宋会要目次》出版。1970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宋会要研究备要》。1980年，台湾大学王德毅《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出版。1982年，日本东洋文为宋代史研究会再度出版了《宋会要辑稿·食货索引》。1984年和1986年，王云海先后出版了《宋会要辑稿研究》和《宋会要辑稿考校》。1995年，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出版。这些著作和工具书的出版，对《宋会要辑稿》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但是，由于《辑稿》本身的缺憾，使得使用及检索时，产生诸多障碍。首先，《辑稿》的残阙问题相当突出。《辑稿》中大致完整的篇幅，一般皆起自太祖迄于宁宗，计十三朝。但就是在这其中，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门缺失，例如职官类无枢密院门，兵类无禁军门。其次，《辑稿》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永乐大典》以字韵次第编排事目，所以会将《宋会要》同一篇文字编入不同的字韵事目中，故而形成重出复见的情况。第三，由于《辑稿》在整理过程中的编排失当，使得重出多门、前后倒置、时序相错等情况不时而见。第四，《辑稿》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故而并无目录，这一点也给检阅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第五，《辑稿》自清代中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后，长期处于草稿状态，虽有影印本行世，但因未作彻底整理，从中找寻相关史料较为繁难。

区别

通行的《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从内容上看，《辑稿》己较原本为少。一、自宋末至明初，历经变乱，原本恐已不全。前面说过，宋修会要，共有十次，应有十部，但现在《辑稿》中注明者只有七部。二、修《永乐大典》时，将整部会要分入各韵，难保没有遗漏。三、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大典》已经散失一千余册，并非全帙。四、书手从《大典》中抄录时，又有遗漏。有人用残存的《大典》与《辑稿》对照，已发现若干条佚文。五、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辑本又有遗落。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

第二，从形式上看，辑本己非原本的本来面目。原本《宋会要》，各本分类稍有不同，分门更有差异。辑本合为一本，门类全部打通。

第三，经过多次转抄，脱、衍、误、倒之处，触目皆是。

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徐松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地理学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随父移居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少年得志，自举人而进士，曾入直南书房，派入全唐文馆，又充文颖馆总纂，但嘉庆十五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受人劾奏，戍守伊犁，为期六年。徐松谪戍伊犁，可以说因祸得福，受到伊犁将军孙筠的重任，继续清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人祁韵士编写《伊犁总统事略》的工作，并且能够实地调查，“先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孜孜不倦，十年成书”。调查最终成就了他的《西域水道记》等边疆之书，以西域五大水系（流域）为纲，综合记载了沿途山脉、城堡、史迹、民族语言及风俗等等，详实可信，而成为他的代表之作。新疆归来，徐松除短暂的离京出外做官外，便几乎居京治学，在这群学者当中，他可以说在京时间最长，而且因亲历边疆实地考察，成就边疆著述，又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赦还。官至礼部郎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嘉庆十四年（1809年）入全唐文馆，主编《全唐文》；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后由翰林督学湖南。

影印本

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

一

宋时会要，除李心传所编国朝会要总要（当即十三朝会要之节本）曾刊版于蜀中。至官修原本，宋时从未刊行，惟政府许可臣民自由传抄；故南渡后国史散佚，程俱申请就知桂州许中家抄政和会要。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中亦得著录会要有五种之多也。（李心传国朝会要总要即其中一种。）宋时秘阁所藏北宋纂修之传抄本，及南渡后纂修之正本，德祐之变。当尽为元兵劫入燕京。元修宋史时，即据为修史原料之一。吾人今日所见宋史之志，实脱胎于宋会要。虽两相比较，详略之殊，有如霄壤，然宋会要之轮廓，宋志固全得之矣。明修永乐大典时，文渊阁所藏之宋会要残本二百零三册。当即元人所见之本。文渊阁藏书，明宣德间毁于火者大半。故万历间张萱孙能传重编阁目时，已无其书。赵宋一代故实，至此遂扫地以尽。明以后人欲求宋会要之踪迹，不得不诉诸宋明人所著之类书，职此故耳。

二

明初纂永乐大典，将宋会要史事分隶于各韵，计有国朝会要，续会要，政和会要，乾道会要，中兴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等七种。亦有泛称宋会要而不冠以乾道中兴等字样者。知当时已十亡其三。故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仅载二百零三册，下注阙字。焦竑国史经籍志，虽列宋会要之名，然有目无书，不足深究。至箓竹堂书目所收，实即文渊阁书目之化身。叶水东时，决无得见是书之理，此可断言者也。

清嘉庆十四年，大兴徐星伯（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时永乐大典已佚去一千余册，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徐氏签注大典时，遇有宋会要，即另纸标以全唐文三字。盖徐氏力不能置写官，不得不借公济私，假托宋会要为纂修全唐文之资料，以授写官为之录副也。如是日积月累，据俞正燮宋会要辑本跋引徐氏之言，所得无虑五六百卷。卷帙之巨大，可以想见。徐氏未及排比整理而卒。卒后其稿流落北平琉璃厂书肆，为江阴缪荃孙所得。旋归广雅书局，时张之洞督两广，聘缪氏及武进屠寄任校勘，拟付剞劂，仅成职官一门而止。所有原稿，为书局提调华阳王秉恩所藏匿。民国四年，王氏藏书散出，吴兴刘翰怡先生以重金购归，以原稿部类不明，先后杂厕，乃延仪征刘富曾吴兴费有容重加釐订，而纠纷亦自此起矣。

刘富曾氏首将全部徐氏原稿痛加删并，成初编二百九十一卷，续编七十五卷。

帝系八卷

后妃四卷

礼九卷

乐八卷

与服六卷

仪制十三卷

崇儒六卷

运历二卷

瑞异三卷

职官七十九卷

选举三十四卷

食货六十卷

兵二十九卷

道释二卷

方域二十一卷

蕃夷七卷

以上初编。

帝系三卷

凶礼十六卷

吉礼十九卷

嘉礼十四卷

军礼一卷

宾礼三卷

崇儒一卷

食货十卷

刑法八卷

以上续编。

自此以后，原稿面目，不可复见。刘氏又参考宋志通考玉海等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资料，录成清本，为四百六十卷计。

（一） 帝系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二）

（二） 后妃六卷（卷十三至卷十八）

（三） 礼七十六卷（卷十九至卷九十四）

（四） 乐八卷（卷九十五至卷一百二）

（五） 与服七卷（卷一百三至卷一百九）

（六） 仪制十八卷（卷一百十至卷一百二十七）

（七） 崇儒九卷（卷一百二十八至卷一百三十六）

（八）运历三卷（卷一百三十七至卷一百三十九）

（九）瑞异四卷（卷一百四十至卷一百四十三）

（十） 职官九十五卷（卷一百四十四至卷二百三十八）

（十一） 选举四十卷（卷二百三十九至卷二百七十八）

（十二） 道释二卷（卷二百七十九至卷二百八十）

（十三） 食货九十八卷（卷二百八十一至卷三百七十八）

（十四） 刑法二十卷（卷三百七十九至卷三百九十八）

（十五） 兵二十九卷（卷三百九十九至卷四百二十七）

（十六） 方域二十三卷（卷四百二十八至卷四百五十）

（十七） 蕃夷十卷（卷四百五十一至卷四百六十）

如以刘氏新编之清本，与被裁减之原稿较，吾人宁取原稿而舍清本。盖原稿纵有误文误字，乃永乐大典编者或全唐文馆中写官之过，与他人无涉。且一字一句，尽是大典原文，吾人尚可据以推定原来之次序。至所谓清本，总类子目，离合无端，杂引他书，不注所本，有窃改兰台漆书之嫌，只能供读原稿者比勘之用，不足据为典要，是则有负刘氏一番苦心矣。

三

民国二十年，本馆因董授经先生介绍，斥巨资四千元，从刘翰怡先生处，购归徐氏原稿。复假得刘富曾氏改编本（即所称为清本者），以便互相比勘，俾明刘氏改编之旨趣，由本馆委托兰溪叶左文先生，从事研究，结果证明，改编本分类隶事，颇多失检。且发现有少数篇幅，确系大典原文，见于清本，而复检原稿，遍觅不得者。如立夏祀荧惑星一则，见清本乐六；赴任二则，见清本仪制十二；三官告一则，见清本仪制十一。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条，见清本兵十二；是必刘氏剪裁后无意中随手弃去，幸已录入清本，故左文先生得发其覆。由此知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经费所限，不得不先印原稿，以偿百余年来史学界之宿愿。如有余力，当再谋印清本，以供得读原稿者之参考。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本馆委员会以编印宋会要，事关流通故籍，因延请傅沅叔、陈援庵、章式之、余季豫、徐森玉、赵斐云、叶左文诸先生，为编印委员会，专司其事，并推定陈援庵先生为委员长。筹备数载，至去年秋季，始以原稿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代为影印。哈佛燕京社以此举关系宋史学之研究至钜，特补助美金二千五百元为印费，于是全书得溃于成。兹于书成之日，略述印书缘起如右，俾览者详焉。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