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后蜀国学士，相传为现存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作者。

后蜀时期，辛寅逊出任茂州（现四川茂县）录事参军，敢于谏言。孟昶即位后，不思国政，生活荒淫，连夜壶都用珍宝做成，群臣均不敢言，惟独辛寅逊上疏进谏。孟昶虽没听劝，但也未降旨怪罪，不久反升他为新都县令，后来又任其为司门郎中、翰林学士、简州刺史等职。广政二十八年（965年）后蜀灭亡，辛寅逊随孟昶归顺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喜欢打猎，辛寅逊又上疏劝止，这次得到了赵匡胤的嘉奖。辛寅逊活了90多岁，曾参加《前蜀书》的纂修，并著有《王氏开国记》。

辛寅逊和孟昶，到底谁是“史上第一副春联”的作者？

很多讲楹联的书和文章把楹联起源的时间定在五代，依据的是所谓《蜀梼杌》里的一则材料：

蜀未归宋之前一年（964）岁除日，（孟）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其符合如此。

如果引文如此而不作说明，那这位作者很可能做了回“二道贩子”，没去查对《蜀梼杌》原文，而是转引梁章钜《楹联丛话》的引文。《蜀梼杌》的原文是：

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其符合如此。

两相对照，除了个别无关紧要的文字出入外，梁章钜对《蜀梼杌》原文作了两处重要改动：一是“贺”改为“号”；一是在“工”字前面加了个“非”字，致使意思相反。前者涉及作品文字，虽然用“贺”用“号”无碍于格律文意；后者涉及“史上第一副春联”的作者归属问题，可不是件小事。

梁章钜的这两处改动，却又都不是毫无依据的臆改。旧题曾巩所撰《隆平集》是这样记载此事的：

及昶末年，命翰林学士辛寅逊书桃板，辞不工，昶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

《蜀梼杌》的作者是北宋的张唐英（1029—1071），和曾巩（1019—1083）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据考证《隆平集》出于伪托，并非曾巩所撰，不过在北宋末已经流传于世，成书也不算晚。或许梁章钜觉得“以其词工”不太顺，又有《隆平集》“辞不工”作依据，于是认为《蜀梼杌》原文有脱字，替他补了个“非”字，顺手把“贺”也改成“号”了。梁章钜认为“以其词工”不顺，可能还与后面那句“命笔自题云”有关，把“题”字理解为“撰并书”了。从词义看，“题”只是“书写”的意思，并不包含“撰作”。后世常用的“题额”、“题词”，所写内容也不一定是原创作品。

然而古籍中又有支持《蜀梼杌》原文的“书证”。杨亿（974—1020）是北宋诗文大家，他的一些闲谈被他的门生黄鉴记录下来整理成书，后又由宋庠（996—1066）删订，题名《杨文公谈苑》。这本书在明中叶后失传，但南宋初官员江少虞所编《事实类苑》收入其部分内容，卷四十九《蜀中桃符》条引《杨文公谈苑》说：

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书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馀庆，佳节契长春。”

这段话没有歧义，著作权属于辛寅逊。而联语的文字又有他书记载有出入，可能是口述笔录过程中产生的异文。与江少虞同时代的藏书家李攸所编《宋朝事实》，则明确说是孟昶亲自撰写的，《宋史·西蜀孟氏世家》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还有第三种说法。宋阮阅《诗话总龟·诗谶门》载：

伪蜀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昶子善书札，取本宫策勋府书云：“天垂馀庆，地接长春。”乾徳中伐蜀，明年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吕馀庆知军府事，以策勋府为治所，太祖圣节号长春，此天乘地接之兆也。

五言变成了四言，著作权判给孟昶的儿子（《说郛》辑秦再思著《洛中纪异》也有类似说法，说是孟昶的儿子孟喆）。历史的真相总是这么扑朔迷离，这“史上第一联”的作者到底是谁，看来成了桩悬案。

不管真相如何，梁章钜擅改前人材料而不加说明，是一种不严谨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楹联丛话》中并不鲜见。不幸的是，此风为后世不少联家所继承，导致以讹传讹，误说流行而无人考辨，仍为介绍楹联的著作或文章所广泛引用。

（摘编自《楹联概说》，尚佐文著，漓江出版社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