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亦称方镇，是唐朝中、后期设立的军镇。藩是“保卫”之意，镇是指军镇；唐代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唐玄宗为防止边陲各异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

汉语词语

基本信息

【读音】 fān zhèn

【基本解释】地方方面长官。

详细解释

（1）地方方面长官。

《三国志·蜀志·许靖传》：“﹝张子云﹞今虽临荒域，不能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

清 昭梿 《啸亭杂录·论三逆》：“命吴三桂……等世守边圉，以为藩镇。”

（2）藩卫镇抚。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愿陛下简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脩仁化。”

（3）唐代初年在重要各州设都督府， 睿宗 时设节度大使，玄宗时又在边境设置十节度使，通称“藩镇”。各藩镇掌管一个地区的军政，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掌握全部军政大权，形成地方割据，常与朝廷对抗。

历史

概念

安禄山就身 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伺机发动叛乱。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中衰，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而在河北一带的藩镇，即时称“河朔三镇”的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割据一方的同时，又尊奉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称为“藩镇割据”。

兴起

唐朝的军制，显著的一点是继承前朝在重要地点设置都督府。睿宗时设节度大使，玄宗时开始扩大节度大使职权，并在边境设置十节度使，统称“藩镇”。由此，形成了所谓的藩镇雏形。

唐朝攻灭众多隋末割据势力，统一之后，又逐步攻灭突厥国、吐谷浑国、西域诸国、薛延陀国、百济、高句丽等国家，扩张占据广大疆域，还打败吐蕃、松外诸蛮、契丹、奚等等，吐蕃称臣于唐朝，松外诸蛮、契丹、奚等势力归降于唐朝。但是在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从唐高宗中期开始，双方频繁发生交战。到了武则天时期，后突厥复辟。唐玄宗好大喜功，边将无不以拓疆开土来封官发财。由此，唐朝与吐蕃频繁发生交战，此外，唐朝在北方、东部也要增加军队遏制突厥，以及打服契丹、奚。一方面，唐朝广大的疆域需要唐朝在远离中央的地方作战；另一方面，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已完全破坏，开始实行募兵制，这必然会造成兵随将走，将领拥兵自重。无形中其实已经提供了藩镇形成的条件。唐玄宗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兵权，是唐朝在远离中央的地方进行战争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财政大权，是唐政府缓解财政压力，解决边防驻军后勤供应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拥有辖区数州的行政权，是更有效地执行军事任务的需要。总之，藩镇节度使是唐军事战略变革需要的产物。

其他

唐初时道相当于现代的军区，长官为大都督（战时出征称大总管），又以守捉、军、城、镇作为不同等级的边防军分区，其长官称为“使”，有时一部分都督以钦差身份持节上任，至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节度使为固定官职取代“使”时仍只有统兵权；玄宗时沿边以数州为一镇设九节度使、一经略使，藩镇既指节度使及所部军队，首长由重臣出任，赐双旌双节、揽军政大权，十镇共拥兵486900人：

藩镇军中按兵源分有以前分番服役的健儿、罢诸州团练使后新组建的团结兵和地方乡兵；按构成划分有只领的外镇兵、属下州的郡兵、屯于藩镇帅府内宅的内院兵；最重要的是牙兵，又称衙兵，藩镇之最亲兵，极为精锐，负责保卫衙城和藩帅，是藩镇军的核心力量。

唐玄宗末期，节度使权限过大，亦有身兼数镇者，终至酿成安史之乱。

基础

安史之乱后，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才开始出现大量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在土地所有者看来，赋税是上供朝廷，还是截留藩镇，并没有经济上的实际区别。同样是以交纳一定赋税的形式与政府共同瓜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骄藩控制下，并不比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对藩镇割据时间抱着不支持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乃是他们本身的客观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贞元时，李希烈叛乱，张建封奉命防遏，“大豪俊杰，争来效节”，建封“随其才而用之”，其原因即在于此。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经济

藩镇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并制定了些保护商业经营的政策。

安禄山、史思明在未从军以前从事的职业就是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互市牙郎。

及至安禄山为节度使时，“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积聚了大量财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也通过经商来积聚财富，而且这类活动更变本加厉。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十月颁敕，严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

由于藩镇看到了商业利润对其割据的重要意义，因而对商贾及商业活动注意笼络和利用。有的藩镇就下命令保护通商，如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其原因在于“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保护商业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商人，其直接受益者是其弟弟李师道。其时因为“军用屈”，所以“率贾人钱为助”。军费不足，就从商人头上想办法。要是原来不实行保护通商的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资助”了。

进奏院本是藩镇和中央之间联络的桥梁和中转站，但各道也利用进奏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武宗会昌四年（844）二月，御史台的一份奏文中谈到了进奏院经商的事情：“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此外，自唐德宗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铜钱紧张。河北地区本来就缺少铜矿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铜钱流通问题更大。这时的进奏院就为本道吸收现钱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飞钱”或称“便换”这种汇钱方法，其中就有进奏院积极活动的影子：“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相当一部分京城大商业使用了藩镇的信汇系统，而进奏院恰恰是吸纳了大量的现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