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戏院 位于上海金陵中路1号。由黄金荣创办，民国19年（1930年）1月开幕，初映电影继演京剧，民国26年由金廷荪、孙兰亭等海上名票经营，先后邀京剧四大名旦及马连良登台献艺，上海戏剧学校正字辈学生常在此演出。

戏院发展历史

在旧法租界恺自尔路敏体尼荫路转角上(今金陵中路1号，西藏南路口)，矗立着一座三十年代的建筑——黄金大戏院。(即今大众剧场)。它是1929年开始营造，1930年1月30日建成开幕的，创办人是黄金荣。该院初时放映电影，以欧美黑白片为主，到1934年演歌舞剧，1935年演魔术，同年2月4日春节期间开始改演京剧。邀请了著名京剧世家高庆奎、高盛麟父子，并有张遏云、金少山等一批名角配档，阵容齐整浩大，演出非常成功。1937年(一说1936年)金廷荪租赁了“黄金”，经过整修装饰，于5月1日举行揭幕式，又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芙蓉草等组成再一次强盛班子，演出时曾哄动沪上。

黄金大戏院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占地面积约1亩8分、舞台和用房等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大型剧场，它拥有三层观众大厅，(现历经改造修建，废弃使用三楼，可容纳观众1095席)。1951年3月1日起，该院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以租赁方式接管以后，改为华东大众剧院，隶属于华东戏曲研究院。从此，这幢已显陈旧的老式建筑开始了它新的历史征程，成为市内首先为戏曲改革而献力的文化阵地之一。

民国33～37年由周信芳、叶涵青租营，除演出麒派名剧《徽钦二帝》、《文天祥》、《明末遗恨》等，还邀李玉茹、裘盛戎、高盛麟、言慧珠，黄桂秋、芙蓉草、曹慧麟等合作演出。民国36年8月由沪上十大越剧名角（戏剧史称称“十姐妹”）著名的联合公演《山河恋》（上、下集），轰动一时。1951年3月华东文化部租营，更名华东大众剧院，为华东实验京剧团演出基地，陈大濩、王金璐、陈正薇在此上演新编《宝莲灯》、《铸剑》等剧。华东实验越剧团也常在此演出。1954年划归市文化局管理，后又归卢湾区文化局管理。为市区主要戏曲演出场所。1993年因市政建设需要而被拆除。

相关历史事件

《怒吼吧！中国》

1931年9月18日，这是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由于国民党当局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执意打内战的政策，觊觎我神州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挑起“九·一八”事件，危及我中华民族的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了。尽管这一年有马占山在黑龙江的抵抗，1932年又有蔡廷锴“一·二八”凇沪英勇抗战，而那时的政府却宁愿遁逃河南，订盟城下，妄图消灭日益壮大起来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置亿万军民敌忾同仇于不顾。“不抵抗主义”喂壮了侵略者的野心，激越的人民愤怒了！于是，乃有“上海戏剧协社”为纪念“九·一八”二周年的 《怒吼吧!中国》在黄金大戏院的公开上演，

这是一次有9个剧团联合的大公演，组织者是著名戏剧活动家、上海地下党文委负责人之一田汉：导演是应云卫。《怒吼吧!中国》是苏联作家特烈泰耶夫的名作，它描写的是英国殖民者侵华的史事，反映中国人民愤激的情怀，呼号出对殖民主义者的反抗的吼声，却正是对日寇入侵的一个响亮的反击。它用艺术形象的手段牵引广大人民团结御侮的意志，同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抗击，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统治者尽管多方阻挠，甚至迫害，而演出的盛况，强烈的反响，作了与他们意愿完全相反的回答，这个戏在“黄金”演出，确实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远的印象。因此，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8月，上海影剧界几百人在“逸园”(即文化广场)又联合公演了新型的《怒吼的中国》，仍由应云卫、沈浮导演、赵丹、张伐、舒绣文、魏鹤龄等众多著名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在解放了的土地上重演此剧恰似激荡在上海天空的一支响亮的号角。它吹呼着：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

在黄金大戏院的一些办公用房里，有过多种大小型会议，在文化领域中写下不少篇章，而1937年7月间的一次座谈会，应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兵谏”，在我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下促成丁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此期间奔走于延安与庐山之间，备尝艰辛。却在到沪时由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安排，借“黄金大戏院’，一间办公室一席之地，与当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的党员和文化界民主爱国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周恩来向大家传达了当时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并和大家砥砺切磋，这应是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当时担任上海地下党的负贵人刘，晓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曾经写了一篇回忆的记述，谈及这件事，刊载在市的《党史资料》上。

爱国舞女义演《花溅泪》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神圣的抗战如火如荼，敌人的魔爪伸进内地。1938年后上海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弹丸”的租界仅存，成了孤岛。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斗争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民主、革命的运动怎能不与艰辛随伴?斗争总是会留下志士们不懈的业迹。话剧界的职业剧团如“上海剧艺社”、“中法剐艺学校”、“中国旅行剧团”等许多文艺界人士无不如此。而1939年7月24日起在黄金大戏院举行的大规模联合义演，却一支精妙的插曲。

这次演出对外公开的名义是“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实际上是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转入地下活动，得到上海文委的协助，通过上层统战的关系，动员社会各界名流发起的目的是为救济难民，同时支援江南抗战的新四军。这不仅是一个奇迹，也蕴藏着可歌可泣的场景。据大众剧场的院场史记载：“公演的规模空前，参加演出的有十几个剧团，上演了七台大戏，一台独幕剧，演职人员达三百余人之多。”这样的行动本身就足以证实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意志与齐心合力的可贵行动。

其中，爱国舞女自己登台演出了描写舞女悲惨生活的于伶新作《花溅泪》，更是具有代表性的。

这出戏曾由上海剧艺社在“卡尔登”(今长江剧场)公演过，反响强烈。剧本反映了旧上海舞女们的痛苦遭遇，深刻揭示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夜严酷的社会矛盾。他以深沉的笔触，诚挚的同情诉述舞女可悲的命运，不仅向社会提出严正的控诉，而且真切地写出了就是这些舞女们，经过了炮火的洗礼，逐步走向了觉醒。

上演《花溅泪》的是舞女自己组织起来的“互助剧团”。当时，由许广平领导的“上海妇女互助会”曾专门召集过舞女座谈会，随后，一部分爱国的舞女组织起“舞女联谊会”和这个剧团。她们虽都不是演员，从未演过戏，但在排演的时候却极为认真严肃。舞女演自己，现身说法，把她们的苦楚和期待，用亲身体会和感受凝成了舞台艺术形象，尽情地向观众倾诉。这样的演出本来就已为“舞界”和广大群众所瞩目。而剧中表现出的凄厉的哭声与兴奋的呼吼交织，满天风云和纵横烽火连绵，呼唤着：“决不能醉生梦死”，强烈地引起演员和广大观众的心底的共鸣。演出闭幕时．通过与当时舞台负责人协商，把簇拥在台前的表示向演出人员祝贺的鲜丽的花篮，请洪漠主持，举行了“救济难民”的义卖。义卖的形式也很动人，由受赠花篮的舞女姐妹亲自出台表示感谢。这一次义演和义卖活动获得了双丰收．从而，筹募到一笔十分可观的款子，达到了救济难民和捐献给新四军的目的。

《黄金》的麒麟时期

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是上海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他以新颖的唱做并重、渲染浓重、着意于刻划人物的塑造和深化剧情层次发展的表演艺术而著名。他在1936年就曾在“黄金”演出，1942年1月和1944年秋天又曾几度在这里登台，后来他还在此当了“后台老板”，一直到1947年底，成为“麒麟”振奋于“黄金”艺坛的光辉时期。

周信芳在抗战前后就同戏剧界先驱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亲密交往，受到他们的砥砺。从而，在他的剧目中溶进了民主、爱国的思想，使“麒派”艺术更呈现出光彩。他的《追韩信》、《徐策跑城》、《青风亭》、《打严嵩》等一系列优秀剧目名重江南，称得上是他的拿手杰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拘陈规，锐意创新，把自己朴素的爱国赤忱和刚直秉性，以“麒派艺术”形象地呈现在舞台上。他和欧阳予倩合作过新编《武松与潘金莲》的演出。在沦陷时期，他的《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剧目，针砭时弊，唤起了同胞的爱国之情，是脍炙人口、誉满江南的好戏，在日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他一次次受到捕房刁难，汉奸挑剔，但他从不屈服，几经周折，还是在“黄金”公演了这些节目，在观众中留下了美好的艺术形象。

黄金大戏院里的“真理”

到了1945年．已是抗战胜利的前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迎接新四军到上海作准备，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在黄金大戏院的女职工中也成立了“职业妇女联谊会(后改名“妇女生活互助社”)，剧院的丁毓珠、徐瑛等4个女职工参加了该社，同时还吸收了卡尔登、天蟾舞台、大舞台的人来做会员。当时，为了掩护互助社的工作，得到丁周信芳的支持，聘请了周夫人裘宏徽为名誉理事，周还同意把襄理办公室腾出来给互助社办公。从此，“黄金”后台成了她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还有包仁宝等人搞的学生运动也常借此开展活动。

据参加“互助社”的同志回忆，是裘宏徽的支持才取得社会局登记而成为合法团体的。1946年她们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大游行时，3月7日在“黄金”开会准备，3月8日出发游行也是从“黄金”开始的。这天，基督教青年会还借“黄金”开了纪念会。4月，上海妇女联谊会在“黄金”举行过妈妈儿童联欢会。同年，周信芳为招待文化新闻界人士演出丁《徽钦二帝》，由姜椿芳主办，田汉、于伶、胡风、金仲华等都参加了。周信芳还为“互助会”筹措经费举行了义演。

当时，周信芳和田汉、于伶、欧阳予倩、洪深等每周召开一次“艺术座谈会”。有一次在特务监视下，欧阳山尊作的解放区戏剧工作的专题报告一直到讲完才散。又有一次，冯乃超回沪，由于伶陪同，和郭沫若一道去“黄金”看望了周信芳，并同许广平一起去祭扫鲁迅墓。46年5月，周信芳在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的宣言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9月，他到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周信芳的思想在进步、开扩；行动日益深沉、坚定。他成了上海戏曲界十分信任和尊敬的人。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敌人视这些活动如眼中钉，有一次，剧院的襄理把警备司令部抓人的黑名单通过周信芳向进步的职工通报后，才避免了一场迫害。

黄金大戏院在进步与落后、民主与反动之间，大多数有良知、有血性的职工，选择的是“真理”。这一斗争一直延伸发展，直到解放。

“新中国剧社”首次露演

1947年5月4日，上海文化艺术界在黄金大戏院举行了纪念集会，与会者一千余人，其中也混进来一部分不知是那路的“角色”。“五·四”作为推进民主与科学的运动。揭开了新文化革命的篇章，上海文化界提出把《五·四》定为自己的节日。首先在会上发表演讲的郭沫若，面对那些来路不明的“角色”，他大声疾呼：不要怕封建落后者的反对，不要畏惧别有用心的人用扣“红帽子”来恐吓!他号召大家要为继承“五·四”革命文化传统而献身！接着，萧三和茅盾先后向大家报告了苏联和国内文学的概况，提出了今后文学发展的任务，这些报告都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响应。有趣的是，那群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混进来的人，他们完全没预料到会议组织早有准备，在场群众聚散井井有序，不给这班人一点空子，使他们难以下手破坏。大会完满结束，开得十分成功。

“新中国剧社”于会后演出了独幕话剧《万元大钞》。多年来该社常排演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前情势和社会问题的小戏。《万元大钞》就是在通货膨胀、社会经济日下、人民痛苦不堪时国民党又一次搜刮民财的恶行大暴露。它虽只是一出形式简明的活报剧，但针砭时弊，含意深刻，在会上得到了强烈反响。以后该戏遭到当局禁演，转到了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中，有时在游行时在街头演出，有时出现在大、中学校的校园活动里，起着很好的宣传效果。

“新中国剧社”是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民间职业剧团，1941年创建于桂林，为宣传抗日，巡回在湘、桂、黔、滇等地演出达六年之久。1946年秋受上海地下文委的派遣，在导演欧阳予倩陪同下，曾跨过海峡到被日寇蹂躏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去演出，后来因为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起义，才折回上海。这次是他们回沪后，也是抗战胜利后在沪的第一次霹演。参加这出小戏的4个演员中熊伟(北京青艺院务助理)、费克(作曲家，江苏省音协副主席)和许秉锋(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三人均已故世，现仍健在的高博(上海电影厂演员剧团)也已七十古稀了。当年曾生活和战斗在“新中国剧社”的同仁都把《万元大钞》的露演看作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山河恋》迎接曙光

越剧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江南一大剧种，发源于浙江嵊县，传至沪上后有很大发展。1947年7月中旬，越剧界著名演员袁雪芬、筱丹桂、尹桂芳、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张桂风、吴小楼、徐天红、竺水招等数十人，为筹募基金创建越剧学校，在黄金大戏院联合公演了《山河恋》。这出戏是根据莎士比亚名剧中委婉曲折的情节改编而成的。由“越剧十姐妹”领衔主演，号召力可称“一时之盛”。当时，许广平领导的“职业妇女联合会”以及文化界进步人士大力予以支持，文艺界一些著名的编剧、导演和舞台技术能手都通力合作，使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这是越剧界团结协作的盛会，也是上海文化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迎接曙光献上的一束瑰丽花朵。

解放后四十年来，私营的黄金大戏院早巳发展成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剧场”，是上海市和华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戏曲阵地，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等许多先辈都在此为发展祖国的民族文化艺术而辛勤耕耘，现在他们虽已长眠，但他们留下的珍贵艺术遗产和人民艺术家的崇高品质，将永存于干百万观众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