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汾（1901--1969）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晋绥军智囊参谋。朱绶光退休后成为阎锡山后期的参谋长。官至陆军中将。作为军校毕业的高才生，地道的步兵科班出身，使郭宗汾一直向往着带兵打仗，驰聘疆场。而特殊的机缘却使他在参谋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年。

智囊参谋

河北省河间县人，生于1901年。郭氏书香门第，虽因遭遇天灾，家道中落，但仍设法使子弟读书学习。幼年的郭宗汾依靠兄长务农和母亲纺线所得，在勉强度日的同时，接受启蒙教育，由私塾而县立中学。1915年冬，受生活所迫，郭宗汾于读了一年中学之后，辍学务农。次年春，由于不甘现状，郭宗汾投身军旅，入同乡、江苏都督冯国璋主持的江苏陆军学兵营。1917年，在入伍一年，具备了初步的军事素养之后，郭宗汾考入清河陆军中学。两年后毕业，入边防军第二师第一工兵营当上等兵。1920年，19岁的郭宗汾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继续深造。

1923年，郭宗汾以优异的成绩从保定军校毕业。随即，经保定府同乡、时任晋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商震介绍，进入阎锡山的督军署，在参谋处任少尉参谋，负责军事档案的管理事宜。这时的郭宗汾虽然阅历不浅，但却仍是翩翩少年——年仅22岁；既年轻气盛，又满腹兵学。天赐良机，使他得以一出校门即踏进名震一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幕府之中，少年郭宗汾踌躇满志，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很快，郭宗汾就凭借他的勤勉、机敏和精于本职，得到了阎锡山的关注和重视。阎锡山习惯于突然索取档案资料，郭宗汾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出来，即使是在夜间也不例外。郭宗汾成了阎锡山最能够依靠的参谋之一。因此，在一年的时间里连升几级，1924年已是督军署参谋处的中校参谋兼作战股长。1925年，郭宗汾奉阎锡山之命负责调查山西省的兵要地理。接受任务后，他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几乎走遍了山西境内所有的险要关隘。在深入细致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郭宗汾理论联系实际，执笔编写出了《山西兵要地志》，及时地弥补了山西军事的空白，为今后的作战指导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

郭宗汾的突出表现有力地证明这个年轻人是堪担重任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阎锡山对他越来越放手。1925年、1926年山西相继发生两次大的战事，这就是抗击樊钟秀建国军和“讨冯”（国民军之役）。这两大战事都是以晋军的胜利宣告结束的，而其作战方案的具体制定者就是年轻的作战股长郭宗汾。在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过程中，郭宗汾原来从书本上学到的军事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他的军事才干得到了初步的展示。两次战役下来，崭露头角的郭宗汾在晋军中已经小有名气。1927年，郭宗汾再升一级，成为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处长。两次北伐讨奉，郭宗汾都以参谋处长的身份，随阎锡山在前线指挥作战，出谋划策，并因此而赢得“智囊参谋”的美名。

儒将师长

北伐结束后，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将晋军扩充为十个军又四个保安纵队。随着编制的扩大，对带兵官的需求也相应增加。适逢其时，郭宗汾终于如愿以偿，出任第七军第十九师少将师长，驻扎河东运城。在郭宗汾两进军校、三次投军的丰富阅历中，作为领兵官这是第一次，这年他27岁。初次领兵即身居要职，郭宗汾不能不恪尽职守，全身心地投入。说到治军，郭宗汾认为：“兵不斩不齐是严；视士兵如子弟是慈。也就是说军事上要严格，生活上要关心，而后士兵方能用命，纪律才得整饬。”因此，他治军主张宽严相济，恩威并重。郭宗汾颇具口才，善于演讲，兼之常年手不释卷，读经史研兵学，时有独到的见解。久而久之，树立起了众口一词的儒将形象。

中原大战爆发前， 有感于阎锡山在过去的作战中常常轻于变更部署，致使将领无所适从，作战计划不能很好贯彻的不良影响，郭宗汾专程赴太原，面见阎锡山，犯颜直谏：在随后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一定慎重选择指挥官，建立健全幕僚机构，不要过多干预下级的指挥。令人遗憾的是，阎锡山根本没有听进郭宗汾的忠告，依然我行我素，并形成了严重的后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加派张荫梧为第二、四两路联军总指挥，激化了傅、张矛盾，以致直接影响了战局的发展。假如阎锡山能以郭宗汾的忠告为戒，辅之以用人不疑，那么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1930年4月初，郭宗汾奉命率部作为阎锡山第三方面军先遣师，开赴豫北前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中原大战打响，蓄势待发的郭部负责进攻曹县，与当面之敌陈调元部激战，锐不可挡。正当郭宗汾准备强行攻城，扩大战果之际，接到于次日黄昏撤退的命令。这时蒋介石的增援部队已集结于曹县十几个村庄，恶战在即。次日晨，战斗打响。在奉命负责掩护任务的晋军彭毓斌骑兵师的配合下，郭宗汾指挥所部先以猛烈的炮火压制住敌方的进攻，然后与骑兵两面夹击，打退了敌方从右翼发动的进攻。午后，战况更趋激烈，双方不惜以白刃相见。苦战至黄昏，郭宗汾不敢恋战，乃以总预备队投入，全力拼杀，按照命令撤出阵地，辗转抵达兰封。在中原作战的整个过程中，郭宗汾所部由于敢打硬仗，伤亡惨重。因阎锡山偏爱肯打仗的部队，所以兵员总是从后方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郭宗汾首次指挥一个建制师作战，实实过了一把前线指挥官的瘾。在实地指挥作战中，郭宗汾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儒将、骁将的风范集于一身。

中原大战后，郭宗汾一度兼任运城警备司令。1934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期间，蒋介石有意留他在南京任职，郭宗汾婉言谢绝。训练结束后，他如期返回山西，在向阎锡山汇报训练情况的同时，将蒋介石所赠之五千元现款及景德镇瓷器一套悉数上交。阎锡山见他开诚布公，没有丝毫的隐瞒，也就不加计较，一番抚慰之后，又嘱他赠款赠物不必上缴，留下自用即可。受到阎锡山的礼遇，郭宗汾感念不已，自然是更加尽力地做事。

抗战爆发，第二战区部队编成，郭宗汾仍任第七十一师师长，隶属于孙楚第三十三军，同时兼任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8月28日，阎锡山设长官部行营于代县雁门关东太和岭口，并亲自坐镇行营，部署大同、雁门关、平型关作战。郭宗汾以参谋处长的身份率僚属随行，承担“大同会战”作战计划的拟定。阎锡山判断：日军进犯晋北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我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截断我雁门后路”。据此，郭宗汾等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针，这就是“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为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移转攻势。”然而战争的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向山西方面攻击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除在伪蒙军的配合下，继续沿平绥线西进，其先头部队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推进至柴沟堡，直指天镇外，又兵分三路向南向西挺进，对大同乃至晋北形成包围之势。由于敌情的变化，郭宗汾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同会战计划，无法实施，化为泡影。

晋军总参

放弃大同会战计划之后，郭宗汾离开行营，返回所部第七十一师，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和忻口战役。随后，奉命在汾河以西策应负责守卫太原城的傅作义部队。1937年11月15日，郭宗汾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后一个时期，郭宗汾一直率部驻于晋西北的临县、离石一带。 1939年7月，郭宗汾在当了十一年的师长之后，升任第三十三军军长。同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郭宗汾所部第三十三军配合赵承绶的骑一军与决死四纵队作战。事后，阎锡山为了平息舆论，郭宗汾代人受过，与赵承绶一起被处以撤职留任，其属下六个师旅长一律撤换。 郭宗汾后来在提到这件事时说：“阎锡山不信任外省人，一做到军长，就要被卸去兵权。”尽管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郭宗汾依然不改初衷，继续追随阎锡山。在此期间，不断有人好言相劝，以其满腹经纶，转投蒋介石，何愁没有前途，都被他以“追随百公多年，不忍离去”回绝。他的忠诚感动了“上帝”，阎锡山终于得出结论：“载阳功大于过，是可以信任的”。司令长官的一句话，就等于特赦令，郭宗汾因此而得以走出低谷。1940年4月，被补进同志会高干委员会，成为地位显赫的军政高干。是年秋，又出任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常驻阎锡山的战时首府山西吉县克难坡，负责处理日常军务和按照阎锡山的旨意起草修订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地位提高的代价是，从此交出军权。这也就应了“一做到军长，就要被卸去军权”的断语。

抗战胜利后，郭宗汾续任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后，军事调处执行部太原小组成立，小组由四人组成：美方代表和礼、国民党中央代表邹陆夫、共产党代表许光达（后改为陈赓），以及阎锡山的代表郭宗汾。军事调处工作本来就是国共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妥协，没有成效是双方都已料定的。在郭宗汾与其他三方面的代表进行周旋的时候，阎锡山就曾毫不掩饰地说：“调处的事让参谋长一个人去应付吧，大家不要等待调处而失去自己应该努力的机会。” 在调处工作的后期，郭宗汾隐约感觉到阎锡山军队实力过于薄弱，恐怕不足以与日渐强大的共产党力量相抗衡。因此，在介绍共产党代表陈赓与阎锡山会面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与中共谈判，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实现局部和平的建议。阎锡山当时正积极进行内战准备，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默许他与陈赓秘密会谈。不料，机密被国民党代表邹陆夫侦知，一下子被捅到了蒋介石那里，只好不了了之。郭宗汾的建议落空，山西随即卷入内战的漩涡之中。

1947年6月，太原绥靖公署恢复，郭宗汾改任绥署参谋长。随即，他奉阎锡山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求援，并兼办理军饷武器等项事宜。次年初，由宁返并，途经北平，与老朋友傅作义会晤，就时局交换意见，幻想着在华北与解放军抗衡，以平津为中心，以山西、察绥为两翼，西南、西北连成一片，保住津沽港口，拟战能战，拟和能和。说的兴起，傅作义提议说：“载阳兄，你可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中‘清剿’司令，统率新征募的军队，专事冀中军务，以与山西连成一片。有你做我的副手，一切可保无虞。”傅作义说话算话，等郭宗汾一走，即与曾经的山西同僚、时任河北省主席楚溪春通报情况，商定一起做阎锡山的工作。楚溪春对阎锡山说：“平津与山西唇齿相依，而今山西势孤力单，绝非共军对手。我们皆你多年袍泽，情谊深重，一旦山西危殆自可班师支援。郭附傅两利，你失傅，则难全。”楚溪春的话很有说服力，阎锡山答应予以考虑，但正值用人之际，又不愿马上放手，所以迟迟没有表示。郭宗汾见阎锡山不放手，也就不再说什么，继续留下来做阎锡山的参谋长。

离阎而去

郭宗汾自保定军校毕业投身晋军以后，二十余年如一日，追随阎锡山。虽然对阎锡山“不信任外省人”的做法心存不满，却没有起过背离的念头。上述与傅作义的约定也是主要从山西的前途考虑。郭宗汾的最终离阎而去，则另有原因。早在1945年秋冬，其母就在河北老家病故，当时郭宗汾正奉命主持作战小组工作，又要兼顾接收受降日军，阎锡山不愿这些事情受到干扰，便把实情隐瞒了起来。三年以后，郭宗汾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认为是阎锡山使他陷于不孝的境地，并因此而情绪低落，不理军务。阎锡山亲自主持补办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也无济于事。阎锡山无奈，于1948年11月，调郭宗汾任新组建的第十五兵团司令。十五兵团只有番号，没有兵卒，兵团司令只是个空头司令。郭宗汾失望至极，遂以探望家人为由（其眷属居于北平），请假到了北平，从此离开山西。

1948年底到1949年1月，郭宗汾出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北平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协助主任叶剑英处理过渡期间的军政事宜。从1950年开始，先后任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军事研究室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官。1957年从军队转业后，重回山西，任省体委主任。1969年10月病逝太原，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