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顾名思义就是零度容忍，不能容忍。“零容忍”口号作为言简意赅的流行语，被人们用于更多的行业和领域，“零容忍”政策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概念

零容忍警务是一种警务战略，又称"生活质量警务"，其核心是通过对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下降的一种警务运作方式。

含义

一是严格执法

它主张采取主动进攻的警务策略，集中力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对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严惩不贷，这就要求一线警务人员严格执法，但绝非随意执法，不行使自由裁量权，严格施行逮捕或处罚等措施。

二是重视打击轻微犯罪

它主张防患于未然，决不姑息任何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该政策认为，当众酗酒、当众小便、涂鸦、破坏公物、流浪乞讨、街头卖淫、使用大功率音箱、强行洗车等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微犯罪，同时也常常是暴力犯罪和恶性犯罪的导火索。因此，对这些犯罪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打击，以增强警方和社区民众与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密切警民关系，防止严重犯罪行为的发生。

依据

“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的理论依据是1982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犯罪学家乔治凯琳提出的“破窗理论”。该理论指出，如果社区中有一栋建筑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未得到及时修补，那么，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体建筑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了自己可以任意进行破坏的心理暗示，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会给人一种社会无序的感觉，各种违反秩序的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会在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潜滋暗长，整个社会治安状况随之逐步恶化。“破窗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非常有力地使人们相信，在轻微的违法行与严重的犯罪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而“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正是一种有效合理的修补“破窗”的策略。

政策

美国政策

在美国，“零容忍”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控制毒品犯罪的活动中提出来的，随后被引入学校。1989年，为防止毒品和暴力进入校园，加利福尼亚州的学校首先实施“零容忍”政策，对持有毒品和参与帮派活动的学行毫不留情地开除。在1966—1997年期间，为维护学校安全美国75%以上的学校采用了“零容忍”政策，这一政策成为绝大多数学校纪律规范的核心支柱。这种“零容忍”策略得到了1993年当选的市长朱利安尼的大力支持。在随后的几年中，朱利安尼把“零容忍”政策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主要针对毒品、枪支、青少年犯罪、汽车盗窃、腐败、交通违规、家庭暴力和各种影响生活质量的犯罪。这样，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在1994一1997年短短几年间，纽约的犯罪率降低了37%，凶杀案件的犯罪率甚至降低了50%以上，达到了纽约近30年来犯罪率的最低点；1993年至1995年，纽约市的机动车犯罪案件下降了40%，抢劫案件下降了32%，入室盗窃案件下降了38%。

美国措施

一是制定明确的犯罪控制战略 一是清除街头枪支。重新整合巡逻资源，用于识别和追踪贩卖枪支的罪犯，修改了对进行涉枪犯罪调查和逮捕的警察的培训方案。

二是遏制学校和街头的年轻人暴力。为学校制定安全计划。增加警力，加强对暴力案件的侦破。

三是赶走纽约市的毒贩。麻醉品专业调查队负责将户外的毒品交易活动赶离街道，并对交易者的枪支、现金、毒品和车辆追查到底。

四是消除家庭暴力。每个分局都有专门处理家庭暴力的警察，必要时逮捕虐待者。打击家庭暴力办公室为受害者及其孩子提供庇护所和支持性服务。

五是改造纽约市的公共场所。通过实施有关公共秩序方面的法律来控制社会秩序，提高公众的信心，使他们感到街道是安全的。

六是减少纽约市的涉车犯罪。分局指挥官有权对“剁碎店”，即被怀疑拆卸或买卖被盗汽车配件的企业采取“针刺行动”。这一行动是指警察设店铺假装从事收购赃物业务，从而逮捕销赃的罪犯的做法。同时，增加各巡区反汽车盗窃队的警员，配备存储有被盗车辆、司机驾驶证和注册数据等方面信息的移动数码终端计算机系统的警车。

七是根除腐败现象。主张创建一个空前廉政的警察机构，引人腐败投诉、案例分析和正直测试等制度。

八是改善纽约市的道路状况。成立负责疏导交通流、减少交通事故的交通控制支队。

九是缉拿逃犯。制定一套进攻性追击和拘禁逃犯的精细方法，包括强化巡逻中的凭证逮捕措施、引入新的调查技巧和利用其他地方执法机构的资源去识别和拘禁逃犯等。

（二）重拳打击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微犯罪

布拉顿一再强调，纽约市严重犯罪下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轻微犯罪采取了进攻性的战略。他在任期间，明确要求警察执行更多的逮捕，尽量减少“案头罚单”，即一种取代逮捕的现场罚单。布拉顿声称：“如果你在街头小便的话别再指望一张罚单就了事，你必须到监狱里去待待。”纽约市警察局打击生活质量类犯罪的举措主要是：

1．严厉打击涂鸦行为。成立了新的反涂鸦、破坏公私财物专业队，直接向警察首长负责，该专业队建有涂鸦标记数据库，以便分析比对各种涂鸦行为。

2．严厉打击流浪乞讨和非法摆卖行为。在“扫荡”这些人的过程中，警察还采取“栅栏行动”，即将公园、广场等封锁起来，并将其尽数拘捕。有人批评对流浪者的这些举措侵犯了公众的宪法权利，时任市长朱利安尼说：“在街上睡觉的权利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享有，美国的开国者从来就没有把这种权利写在宪法上。”

3．严厉打击强行洗车行为。一个时期以来，纽约“洗车者”拿脏乎乎的破布在挡风玻璃上划拉几下就向司机索要服务费。1993年，纽约市警察局开始逮捕这批人，在被逮捕的人中，约有一半人有严重犯罪记录，一半人有毒品犯罪史。

4．严厉打击地铁逃票行为。这一举措不但增加了地铁运行的收入，而且带动了犯罪的大幅度下降。

5．严厉打击制造噪音的行为。警察配备有噪声计，并使用声频陷波器查找高声放音乐的汽车，使用摩托车检测器检测摩托车的噪声。警察可对肇事车主进行处罚。

6．严厉打击未成年人饮酒问题。警察对在公共场所公开持有酒类饮品的未成年人，一律发出传票；警方招募未成年市民做志愿者进行试探，对向未成年人售酒的商店店主进行逮捕或发传票，如果店主多次向未成年人出售酒，店铺将被关闭。

7．严厉打击街头卖淫行为。自1997年，纽约市警察局规定铲除卖淫是每个警察的责任，应采取多种手段对付卖淫活动，包括安排便衣警察用望远镜识别潜在的缥客和妓女，另外还采取“蚀本行动”，让女警扮成妓女搜寻缥客，一旦达成交易，后援警力便前来逮捕缥客。

8．严厉打击酒后驾车。1999年，纽约市警察局开始一项针对酒后驾车的“零容忍”举措，若嫌疑人身体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法定标准，警察将没收其汽车。美国民权联盟因此将纽约市警察局称为“纳粹”，而前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沙弗则认为，没收酒后驾车者的汽车就如同从街道上清走了一件重达3000磅的武器。

9．着力解决社区“热点”扰民问题。纽约市警察局制定了“处理社区热点跨机构反应方案”，联络税务、消防、卫生、证照管理等部门共同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清除酒吧、俱乐部、杂货店、废旧汽车堆放地等“热点”部位存在的问题。

（三）情报主导警务

为提高打击犯罪的针对性，纽约市警察局在布拉顿任期内开创了后来风靡于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计算机化统计模式，全面推行由计算机统计报告、分局指挥官简要报告、犯罪对策会议构成的情报主导运行体系，即将计算机用于分析和统计犯罪数据，并将其与警务责任紧密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警察的责任感，促进了警务效益的提高。

纽约市警察局运用计算机系统监控高危场所和人群，及时收集有关情报，为警务管理人员提供犯罪“热点”区域和犯罪趋势等信息，为刑事侦查人员提供信息系统链接服务，通过连续的情报信息指导各级警务人员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定期召开各警区警长参加的计算机综合统计数据月度分析会，各警长根据犯罪情报信息，特别是犯罪态势图表，确定本辖区犯罪高发类型和部位，并回顾总结上个月的工作措施，简要报告下个月的工作计划。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认为，这种模式的推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纽约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关键原因。

（四）以“零容忍”原则管理队伍

纽约市警察局将“零容忍”原则引入队伍管理，严格执行内部管理纪律，大力整饬警队风气。其主要手段有：一是组织重塑，重塑需要确定清晰的目标，需要调整组织架构，需要警局内外专家最大限度的参与。二是分散化管理，赋予分局指挥官更多的决定权，使纽约市警察局“真正拥有了76个小型警察局”，使各分局指挥官可根据市局确定的总体目标，从本辖区实际情况出发，自行决定合适的警务措施。三是知人善任，将表现和承诺作为最重要的用人标谁，而不是服务年限。沙弗认为，作为警察局局长，必须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大胆交流、处理或调整那些效率不高的人。沙弗在任期间，76名分局指挥官有54名都被撤换。四是强化培训，把培训作为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分新警培训、晋升培训和在职培训等。五是严格考核，把整个警队分三个层次（最好、可以、需要改进），对于经过培训和劝诫后仍不能维持职业水准的警察予以降职或辞退。

案例

一、牢系安全带“零容忍”行动

自1999年，纽约警方每年都与其他部门联手开展三次牢系安全带“零容忍”行动，每次10天左右，旨在增加安全带的使用率，挽救生命。这一“零容忍”行动每年将挽救至少148条生命，挽回超过州乙美元的经济损失。

专家认为在高速公路上不系安全带比酗酒导致的死亡比率更高。纽约2003年死于车祸的司乘人员超过1/4属未系安全带，而这些严重的死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警方的安全警语是“牢系安全带，不然罚单来”。发展至2005年，纽约市法律对安全带使用对象的规定是：所有前排座位乘客（不管年龄大小）；所有后排座位乘客中小于16岁的；4岁以下儿童须安置于州政府核准的儿童安全座上；4岁以下但体重超过40磅的儿童，须安置在设有护腰和护肩安全带的辅助座位上；4一6岁儿童须固定在一个合适的儿童安全座上或辅助座上。尽管早在1984年纽约就颁布了一部强制使用安全带的法律，但在1999年之前，安全带的使用率低于75%，而到2003年纽约市民系安全带比率已达91.4%。2003年，纽约市警方共设立763个安全带检查站，开出56474张罚单，其中1877例为儿童安全带违章。2004年，设立超过840个检查站，开出54000张安全带罚单，其中近1458例为儿童安全带违章。

二、对非法烟花爆竹的“零容忍”警告

2006年5月8日，纽约市长布鲁姆伯格、警察局局长凯里和烟花火器管理局局长斯高派特对纽约市民运输、买卖或非法使用烟花爆竹发出警告令。在纽约，所有烟花爆竹消费者均是非法的，一经发现买卖者、使用者均将予以逮捕。对运输烟花爆竹进入纽约市的人，其交通工具将一律被纽约市警察局没收。

相关链接

“零容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英国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零容忍”口号，但纽约犯罪率的大幅下降才真正使英国人对“零容忍”刮目相看。英国一些警察局也将这一政策付诸于实践。克利夫兰郡集中对公共场所乱丢垃圾、涂鸦、破坏公私财物、乞讨等行为实施了“零容忍”政策，结果犯罪率有了明显的下降，首府的犯罪率一年中就下降了25%。伦敦的王十字地区于1996年12月也采取了“零容忍”行动，增派25名警员“清理”公共场所的乞丐、醉鬼和无家可归的游荡人员。这一政策得到了首相布莱尔和内务部长杰克·斯托等政要的赞扬。为打击日益猖撅的卖淫活动，英国政府从2006年起开展了一项打击卖淫“零容忍”运动。

与此同时，法、德、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纷纷前往纽约“取经”。墨西哥城曾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其犯罪率之高也是出了名的。墨西哥城行政长官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于2002年11月不惜花重金聘请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及前警察局局长、法律顾问等协助解决墨西哥城的治安问题。据估计，朱利安尼的年薪达400万美元，其薪水连墨西哥总统都望尘莫及。中国香港廉政公署反腐模式是“零度容忍，贪一块钱也不行”，这成为著名的司法理念。加拿大在1993年出台了“容忍度为零”的政策，该政策规定：一经发现家庭暴力，必须立案；警察有权入室制止；一旦发现丈夫对妻子有施暴前科，离婚时，房屋将全部归妻子所有。

中国政策

与其他国家一样，“零容忍”也漂洋过海到了中国。中国许多部门都在叫响“零容忍”这个口号，掀起各种各样的“零容忍”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反腐倡廉、学术造假、教育失公、假冒伪劣、虚假广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等。

“零容忍”最初是作为一种打击犯罪战略提出的，它理所当然引起中国警界的关注。“零容忍”在中国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已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杭州、广州走在了最前列，是国内“零容忍”警务的先锋和领头雁。

因存在严重学术诈骗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科技部公开撤销了其昔日获得的国家科技奖项。公众对这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可能并不陌生，因为早在去年3月，该成果的获奖者李连生，就因学术造假被西安交大解除了教师聘用合同。

评析

对于“零容忍”政策，除了一大片的欢呼与喝彩之外，当今西方民众与学者对其的批评与争议也不绝于耳。有人说，在犯罪率下降的诸多因素中，“零容忍”政策充其量只能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有人说，这一政策强调警察以强硬的态度严格执法必然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使得警察作风粗暴、侵犯公民个人利益、导致警民关系紧张、使向来敏感的种族关系也付出了代价等；也有人说这一政策过分强调犯罪率升降等统计结果，为将来的警务管理风格和文化理念埋下隐患；还有人从犯罪学的“标签理论”出发（该理论认为，一个人一旦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这个否定性的身份就会迫使他继续走上犯罪的道路），指出“零容忍”对轻微犯罪的严处可能会导致未来重新犯罪率的升高。

NBA

零容忍是2006-2007赛季NBA常规赛开始前，NBA出台的一项执法政策，NBA官方称之为“尊重比赛（Respect for the Game）”规则，“零容忍”并非NBA规则的一个具体条文，而是对裁判执法行为的一个指导方针。2010-2011赛季NBA常规赛开始前，联盟推出扩大技术犯规适用范围的判罚指南，其内容与零容忍有类似之处。

产生

2006-2007赛季开始时，NBA出台规定，限制球员在比赛中对裁判判罚的抱怨，该规则允许裁判对过于激烈地抱怨判罚的球员吹罚技术犯规。球员和媒体称之为“零容忍”规则。NBA总裁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说做出这一规定的原因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比赛的精彩程度不逊于过去任何时候”，而过多的抱怨“损害了这一点，一小部分球员把时间花在和裁判争论上，降低了比赛的节奏。……这些都展示了世界上最优秀球员的缺乏魅力的一面。教练对这一规则没有意见，因为其结果是球员将及时退回防守，而不再在前场为没有得到哨子而争论”。

NBA篮球事务执行副总裁斯图·杰克逊（Stu Jackson）在2006年11月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NBA推行这一规则是为了“显著降低比赛中球员抱怨的次数”。斯图·杰克逊称，“零容忍”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允许球员们‘一时激动’做出的反应，只要反应不过度。换句话说，当他们不以一种无礼的方式与裁判沟通，不乱挥双臂，不对着裁判吼叫和咒骂，不对裁判做出侵犯性的手势时，……他们不会受到惩罚。”

案例

有统计说在2006-2007赛季的前51场比赛中，出现了104次技术犯规，有7人次被逐出场，其中只有7场比赛没有出现技术犯规[4]。但是随着赛季的进行，技术犯规吹罚的次数明显下降。整个2006-2007赛季NBA一共出现2304次技术犯规，比前一赛季的2070次多出了11.3%。

2006年11月2日，丹佛掘金队的球星卡梅罗·安东尼（Carmelo Anthony）在球队揭幕战中两次技术犯规被罚下，《丹佛邮报》的报道中提到：“尽管安东尼没有去看裁判泰德·华盛顿（Ted Washington）或者对他说话，他仍然在第三节掘金队落后两分的时候被吹罚了第二次技术犯规被罚下。他得到这次技术犯规的原因是在吃到个人第四次犯规之后，将发带扔向地面。

各方评论

在“零容忍”规则出台之后，拉希德·华莱士（Rasheed Wallace）就宣称这是针对他的一条规则：“这只是另一条‘拉希德·华莱士规则’。这就是说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在任何他们为了某个特定的球员而改变比赛规则的时候，你必须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如果我是球队的队长之一，那会发生什么？是不是这就要意味着我不能跟他们（裁判）说话？你不能向他们顶嘴，好像他们是你的父母一样。他们像是在对你说，‘如果你对我说一句话，我就会惩罚你’。（零容忍）就是这个样子。我会找些办法告诉他们我的感受。”

而迈阿密热火队主教练帕特·莱利（Pat Riley）认为球员仍可以与裁判交涉，只是需要注意控制情绪：“裁判会非常注意球员们的抱怨。对于裁判而言，这是重要的事情之一。每次吹罚，都会引来10名球员向裁判发牢骚。联盟就是要是告诉球员不要这么做。”

也有人认为这一政策非常有必要。《华盛顿邮报》的Michael Wilbon认为：“没人喜欢看到苦瓜脸，双臂的挥舞，跺脚，用力拍球等等，尤其是在十一月中旬一场比赛的第二节的一次不是无理取闹的判罚之后。这种荒诞正是为什么有太多观众认为NBA球员是自恋狂、自大狂、暴躁狂和无法沟通的人。……太多人毫不在意那些为他们付钱的人。谁会花钱到球场来看这些大肆抱怨？没有人。一些球员所表达的看法，说NBA试图带走比赛的激情，实在荒谬到了无礼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