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科学、文化、伦理思想。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兼相爱交相利”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墨子
墨子主张“兼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论行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就这一点讲，是有积极意义的。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为什么“非攻”，确立什么样的准则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达到目的，在《墨子》一书中大致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残酷性
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墨子·非攻中》：“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在《非攻中》篇里，墨子连用八个“不可胜数”，揭露了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他还指出，战争除“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冻馁、疾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胜数”，百姓在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欲生不得，欲活不能，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然而，当时的王公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屡屡攻伐无罪之国。《非攻下》描绘了一幅惨景：“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面对严酷的现实，墨子大声疾呼。罪恶的战争，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剥振神位，倾覆社稷，百姓离散，废灭先王，这难道有利于上天吗？有利于鬼神吗？有利于百姓吗？
掠夺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是为了权力，就是为了财物，它的掠夺性是显而易见的。发动战争的统治者，首先进攻的是他本国的人民，因为要备战，必须榨取更多的钱财，用以招兵买马，置备武器。墨子揭露统治者要发动战争，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而“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是墨子坚决反对的。因为墨子最担心的是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侵略性的战争是没有国界的。古人云：“春秋无义战”。据墨子言，天子开头分封诸侯，万国有余；因为兼并的缘故，万多国家都已覆灭，只有楚、越、齐、晋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了。当然“万国”的说法可能是虚指，《春秋》所载， 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大概是可信的。到战国中期，诸侯国又从春秋时期的147个“锐减到万乘之国七个，千乘之国五个。战争攻战之激烈的程度可见一斑。而兼并战争的掠夺性，在《公输》篇里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而楚王正是那种舍其粱肉，窍取糠糟；舍其锦绣，窃取短褐；舍其文轩，窃取敝舆的“窃疾”之人。墨子批判说：“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悸哉！”（非攻下）
欺骗性
攻伐无罪之国的人，往往冠以美名，竭力掩盖其侵夺的真相，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产，牺牲百姓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还干这种事情呢？王公大人回答说：“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非攻中）墨子对这种论调，立即给予驳斥。计算一下攻伐者所获得的利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他在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丧失的东西多。为了争夺多余的土地，而让士民去白白送死，这不使全国上下都感到悲哀吗？毁掉大量的钱财，去争夺一座虚城，这难道是治国的需要吗？贪图伐胜之名，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而已。
也有喜好攻伐的君主说，我不是为了金玉、美女、土地，我是想在天下以“义”立名，以“德”求得霸主地位。对这种论调，墨子以事实予以彻底揭穿。他说，天下处在攻伐的时代已经很久了，而攻伐之人也没有得到什么“义”和“德”，相反，如果把战争的费用，用于治国，功效必定加倍，军队将成为无敌的军队，民心也自然会归顺，这才合于天下之利。
对于欺骗士卒，拼死攻伐，一时取得胜利的，那胜利也不会长久。墨子用晋国的智伯最终失败的事实，驳斥了收用民众士卒可以取得攻战胜利的论调。墨子撕去了王公大人欺骗的面纱，说道，今天下所公认的“义”，是圣王的法则。当今诸侯大多都是强力攻战，这是以“义”为虚名，没有去体察其中的真实。这正如瞎子不能分辩出黑白颜色一样。
墨子行事的原则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综上所述，战争对人民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所以坚决非之。但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主张“诛灭无道之君”。“诛无道”，同样符合“利于人”的原则。
战争根源
墨子断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几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由此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伟大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兼爱”和“非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攻战”是“不相爱”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强烈的表现。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爱”为根据，提出了一个“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天志下）这“七不”准则可视为历史上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准则，表明了墨子伸张人间正义，保障人类权益，主持社会公道，推进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
和平道路
墨子描绘的和平之路，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和平之路，即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只有这样，“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顺”。天下之人皆相爱，就可以达到“七不”的理想境地，从而制止攻伐的战争。实践上的和平之路，是墨子设坛讲学，让他的弟子们周游诸国，用“兼爱”、“非攻”的理论，去说服诸侯们放弃侵略战争。有时候，为了制止一场攻战，墨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亲自说服攻战的诸侯。止楚攻宋就是生动的例子。墨子还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了一整套的防御战系，这也是有效制止攻伐战争的措施。
墨子和他的弟子们，从爱利百姓的高度出发，极力反对攻伐之战，维护人间的和平生活。特别是为了实现“七不”的目标，他们死不旋踵，赴汤蹈刃，充分显示出墨家弟子崇高的人格力量。
《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译文
如果有一个人，进入了别人家的果园，偷走了人家的桃子和李子。大家听说了就会责骂他，居上位执政的人捕获他之后会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而使自己得到好处。至于偷别人的狗、猪、鸡等家畜家禽的人，他不道义的程度又超过了进入别人果园偷桃李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假如他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他的不道德就更加厉害了，罪责也更加深厚。至于潜入别人家牛栏、马厩，牵走人家牛和马的人，他不道义的程度又超过了偷别人的狗、猪、鸡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如果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他的不道义就更加厉害了，罪责也更加深厚。至于杀死无罪之人，拿走他的衣服，拿走戈和剑的人，他不道德的程度又超过了潜入别人家牛栏、马厩并牵走人家牛和马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如果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他的不道义就更加厉害，罪责也更加深厚。对此，世上有道义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会认为它们不对，说这些是不道义的。现在到了放肆地攻打他国这件事上，却不知道不对了，反而就(这件事情)来称赞它，说是道义的。这能说是知道道义和不道义的分别吗？
杀死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必会有一条死罪。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死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道义，必会有十条死罪；杀死一百人就是一百倍的不道义，必会有一百条死罪。对此，世上有道德之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会认为它们不对，说这些是不道德的。现在最不道义的是攻打别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随着称赞它，说是道义的。实在不知道这是不道义的，所以才会记载下来留给后世。如果知道是不道义的，又怎么解释把那些不道义的事记载下来并留给后世这件事呢？
现在有些人，看到的黑色较少时说是黑色，看到的黑色多了时就说是白色，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人不知道黑色和白色的区别；尝到的苦较少时说是苦的，尝到的苦多了时就说是甜的，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人不知道甜和苦的区别。现在做了小的错事，就明白是不对的。最大的不义是攻打他国，却不知道不对了，反而称赞它，说是道义的：这能说是知道道义和不道义的区别吗？由此可知道普天下的君子们，在区分道义与不道义上是多么混乱啊。
非攻（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为“今”字之误）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见”通“现”）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师徒（行军）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一季），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为“出”字之误）：竹箭、羽旄（máo古代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幄幕、甲盾、拨劫（“拨”同“瞂”fá盾牌，“劫”同“鉣”jié组带铁，一种马具），往而靡弊腑（为“腐”之假借字）冷（当作“泠”líng清凉：泠风；泠泠（a．形容清凉；b．形容声音清越）；姓；古同“零”，凋零）不反（通“返”）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为“往则”之误）碎拆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肌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开发建设）。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为“士”字之误）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为“士”字之误）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何以知其然也？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闲于大国之闲，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虽北者且不一著何（“且不一著何”当作“且一不著何”。“一”疑为“以”字之误。），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闲者，亦以攻战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为“今”字之误）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志，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越王句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雠，入北郭，徙大内，围王宫，而吴国以亡。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戳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翻译
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国家大政的，如果确实希望毁誉精审，赏罚恰当，刑罚施政没有过失，……”所以墨子说：“古时有这样的话：‘如果谋虑不到，就根据过去推知未来，根据明显的事推知隐微。’像这样谋虑，则所谋必得。”
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这就是不可在冬、夏二季行军的了。一到春天，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在秋天，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荒废了一季，那么百姓因饥寒而冻饿死的，就多得数不胜数。我们试着计算一下：出兵时所用的竹箭、羽旄、帐幕、铠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后弊坏腐烂得不可返回的，又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拿去用后破碎弊坏而不可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回来时全部瘦弱，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继，百姓因而死亡的，也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饥饱没有节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解释不明，道疾病而死中“道”非值为在道路上，当属介词之类，《康熙字典》中有“道”又由也。《礼·礼器》苟无忠信之人，则理不虚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此处或可解释为由于患疾病而死。个人观点。），多得数不胜数；丧师之事多得数不胜数，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数不胜数。
国家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象这样多，然而又为什么还去做这种事呢？（他们）回答说：“我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所以去干这种事。”墨子说：“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且又不杀伤人众，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吗？杀人多的必以万计，少的必以千计，然后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虚邑数以千计，不胜其驻入；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不胜其开辟。既然如此，那可见土地是他所有余的，而人民是他所不足的。尽让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以争夺一座虚城，则是摈弃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余的。施政如此，不是治国的要务呀！
为攻战辩饰的人说道：“南方如楚、吴两国之王，北方如齐、晋两国之君，它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人民的总数
还不到数十万。因为攻战的缘故，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多到数百万。所以攻战是不可以不进行的。”墨子说道：“即使有四、五个国家因攻战而得到利益，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好象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假如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他拌好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一万个人服了药，若其中有四、五个人的病治好了，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古时在天下封国，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由于攻战而亡国的，多得数都数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东方有个莒国，这国家很小，而处于（齐、越）两个大国之间，不敬事大国，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好，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齐国兼并、占有了它。考虑莒国被齐、越两国所灭亡的原因，乃是由于攻战。即使是南方的陈国、蔡国，它们被吴、越两国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即使北方的柤国、不屠何国，它们被燕、代、胡、貉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所以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想安定而憎恶危险，所以对于攻战，是不可不责难的。”
为攻战辩饰的人又说：“他们不能收揽、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以此在天下攻战，谁敢不投降归附呢？”墨子说道：“您即使能收揽、利用您的民众士卒，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闾吗？”古时的吴王阖闾教战七年，士卒披甲执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驻扎在注林，取道冥隘的小径，在柏举大战一场，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并使宋国与鲁国被迫来朝见。及至吴夫差即位，向北攻打齐国，驻扎在汶上，大战于艾陵，大败齐人，使之退保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会稽，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战罢班师回朝之后，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也不施舍民众，自恃自己的武力，夸大自己的功业，吹嘘自己的才智，怠于教练士卒，于是建筑姑苏台，历时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从吴都北郭攻入，迁走吴王的大船，围困王宫，而吴国因这灭亡。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要跟诸侯抗衡，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并占据其地。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又去进攻范氏，并大败之，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到此地步，韩、魏二家也互相商议道：“古时有话说：‘唇亡则齿寒。’赵氏若在早晨灭亡，我们晚上将随之；赵氏若在晚上灭亡，我们早晨将随之。古说：‘鱼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因此韩、魏、赵三家之主，同心戮力，开门清道，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韩、魏两家军队从外面，赵氏军队从城内，合击智伯。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道：“古时有话说：‘君子不在水中照镜子，而是以人作镜子。在水中照镜，只能看出面容；用人作镜，则可以知吉凶。’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那么何不以智伯失败的事作借鉴呢？这种事的不吉而凶，已经可以知道了。”
战争观
《非攻》是《墨子》中的名篇，了解中国文化又谈论国事者，多少都会想到《非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影响古今的和平主义，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
----笔者以为，正确地解读《非攻》，重要的是要明白《非攻》产生的背景。
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史上出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那个被定名为春秋战国的时代充满了政变、瓜分，侵略、吞并，欺诈和屠杀，时间绵延五百余年。西周初期建立的封建文化基础逐渐地被破坏，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直接造成了社会紊乱、经济凋蔽。司马迁记而述之:“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左传》载，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可见混乱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
对于这个时期的评论，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后来的董仲舒则以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可见那个时期的混乱是怎样为人厌恶。但是，上述三人评论又有不同。
孟子认为的“无义”指的是“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破坏的是秩序；
庄子则是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论，是对时代的否定；
董仲舒的意见在于“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是从战争利弊的角度来评说的。
墨子的《非攻》就写作于这一时期，表达的是平民百姓对战乱的看法，也是兼爱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
-----在《非攻上第十七 》中，墨子对于打着“义”的旗号侵略他国的战争行为的非正义性予以抨击。
墨子问道，偷窃他人桃李、猪羊等损人利己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应该给于惩罚，但是发生进攻他国的事情，大家却跟随、响应，而且谓之“义”，这是什么意思啊？
墨子又问道，杀一人是不义，定死罪，杀人越多罪也越重，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对于大不义的侵略他国，大家为什么却拥护、支持呢？
墨子质问：对于小事，大家知道是非。可是对于侵略他国的大事，大家都犯糊涂了。这种所谓“义”和“不义”的辩论是不是胡扯？
和平，众之所求。先秦诸子对于和平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主要的就是关于仁与义的争论。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当其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愤于世事而无奈，骑牛出函谷而不还；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著述春秋，希望以此劝世，但是闻说祥瑞麒麟被猎获，对世事极度失望，掷笔绝书。
孟子是孔子理念的继承者，也是“义”的创建者。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诛之，此春秋无义战也。”
无论是“仁”或“义”，都是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一种妥协。问题是，战国期间的诸侯们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恶”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的战争，他们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进行关于建立社会秩序的讨论。
而墨子是“不堪命”之民的代言人，他对的“义”理解是从民众的角度来阐述的。或者说，他是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参与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
------《非攻中第十八 》述，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如果什么事情都依靠战争来解决，民众又怎么能够承受？他说，发动战争，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只好在春、秋进行。可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荒废了这两个季节，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进行战争，战死于战场的人又不可胜数；用于战争的牛马的死伤不可胜数；运输粮草而疲于奔命的百姓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如此危害民众的利益，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伐胜”的名声和一点战利品？墨子以为，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呵。为了得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却要死伤数万，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土地太多了而自己一方的民众却大量减少，这种“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的做法是国家的要务吗？
墨子在驳斥了好战者的种种谬论之后说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於水而镜於人。镜於水，见面之容，镜於人，则知吉与凶。”他问道，今天的好战分子，难道不应该从智伯(晋国分裂过程中的好战分子)的行为中得到教训吗？
墨子进而论曰，连傻瓜都知道奉天则承运。奉天就是奉行天下人认同的大义，即圣王之道。诸侯们把精力用于战伐兼并，而以为是义举，实在是盲人不知白黑的行为。
什么是圣王之道？墨子论曰，“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後为之行。”所谓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为都要服务于百姓的利益，对外则不以大国自居与邻邦和睦共处，然后带领百姓奉祀山川鬼神、发展生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大家都得到利益，自然功劳也就大了，于是四面八方都是拥护的声音，大家也就敬奉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乎天地，至今不废。”了，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在《非攻下第十九 》一节中，墨子阐述圣王之道，评论战争的危害，对于不识大义、妄动干戈的好战分子痛加批驳，激愤之语溢于言表。
------ “非攻”当然不是“非战”，墨子对于战争的理解是从民之利益、圣王之道的角度予以考虑的。有好战分子说：“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
墨子反驳，禹征有苗不是攻，而是诛其元凶。三苗大乱之时民不聊生，所以天命殛之。大禹奉天命征伐，得到天下的支持，所以很快成功了。特别是禹既克有三苗，不是烧杀掳掠，而是为他们建立了秩序，使他们有了安居乐业的环境。
还有汤之伐夏王桀，也是因为夏王桀倒行逆施，天下大乱，所以才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汤遵从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这就是汤之诛桀也。
至于周文王伐商王纣，也是纣的“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也就是纣的德行败坏，天下大乱，才有“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同样的，周文王伐纣之后也是奉行仁德的天道，“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也就是说克服了种种乱象，使天下得以安宁。
墨子战争观的内涵有深刻的人民性。墨子曰：“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在上古，天命常常指的是社会的表现，也就是人民生存的状况。在墨子看来，只有顺乎民意，除暴安良，此类的战争也并非不可以，反而是圣人之道。墨子战争观的核心就是战争必须服务于“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观之，墨子为民的立场鲜明，亦非迂腐之辈可以比拟。
“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常常有人片面理解“非攻”为反对战争，这是曲解。大家都希望和平，严格地说却并非如此。和平与战争都是社会存在的合理的形式。在战国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果片面地反对一切战争显然没有合理的现实依据，注定被现实否定。即使现在的国际环境，盲目于“非攻”，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原因很简单，在周王室无法控制局面的时候，战国时期的社会是无序的，用现在的话说，社会遵循的是“丛林原则”，而现在的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基于这样的战争观，墨子在战略战术上体现为“墨守”。后世的诬墨者常常以“墨守成规”来戏弄墨学为保守学说。其实“墨守”有之，“陈规”却未必。“墨守”实际上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当然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得民心、为民者所领导的人民战争，而且大有成效，例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是现代的“墨守”。对于专制者，则没有意义，那只是无能的遁词，也必然失败，例如萨达姆之辈。当然对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如布什，更无价值。墨子的战争观和战略战术与他的平民思想是相一致的。
《公输第五十》是“墨守”的示范。该文逻辑缜密、文采丰华、思想深刻，即使相隔年代久远，依然展现着和平主义的光芒。
“墨守”的内容包括基本的两方面：外交与战备。外交是国际政治的组成，也是一种妥协的途径，无外交，“墨守”失去和平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战备是外交的基础和保证，弱国无外交。
《公输第五十》记述，墨子“行十日十夜”面见战争的教唆者公输盘，对于公输盘在“义”上的糊涂，墨子以“杀所不足，而争所有馀，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的“四不”论让公输盘哑口无言；又以“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说服了准备讨伐宋国的楚王。
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阻止战争，是一种可怕的幻想。真正迫使战争狂人们老老实实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实力。墨子和公输盘的实力较量是这样进行的“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馀。”模拟战争告诉公输盘，所谓的新式武器“云梯之械”是不足持的。
显然，纸上谈兵还不能制止战争。在模拟战争中失败了的公输盘威胁要杀害墨子，在他看来失去了墨子的宋国也就失去了屏障。于是墨子冷静地告诉这位战争的教唆者：“你所能想到的我都为你考虑了，我的弟子们已经使用我的方法为宋国作好了防御准备。”文章记载了楚王放弃了战争的计划，但是没有记述公输盘的彼时的感受。我想这时的公输先生一定铁青着脸，他可能得到的别墅和小轿车的赏赐在这一番较量中化为乌有。
和平主义者的墨子们珍惜生民、热爱和平。为了制止战争，他们摩顶放踵，置生死于度外。墨子说道：“治於神者。众偿知其功。争於明者。众人知之。”
壶公评论曰：仁德之心，天地可鉴，昭示千古。
评论
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就是爱人，爱百姓而达到互爱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损。不用说，这也是墨子根据尧舜时代设计出来的大同世界的模型。兼爱还表现在大国不侵略小国，国与国之间无战事，和平共处。从近代的眼光看去，倒有点像我国提出和倡导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了。莫非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也是读了《墨子》才受到的启发？这就无从考证了。
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对防御战，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经带人参加过好几次帮人守城的战争。
兼爱和非攻是体和用的关系。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怨互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儒家甚至孟子竟以此攻击墨家，说墨家无君无父，无异禽兽。由此可见墨家的进步和儒家的狭隘。
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在美国高举霸权主义的今天，重读墨子，重读兼爱和非攻，就知道墨子思想有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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