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是一种纹理，有飞鱼纹的曳撒、直身、贴里都是不同款式的飞鱼服。飞鱼服上有四爪飞鱼纹“飞鱼类蟒，亦有二角。所谓飞鱼纹，是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为稍异飞鱼类蟒，非真作飞鱼形”。是明代锦衣卫、大内太监朝日、夕月、耕耤、视牲、祭历代帝王所穿礼服，由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制成，佩绣春刀，除此之外只有蒙皇帝恩赐，才可穿着，是明代仅次于蟒服的一种二品赐服。

张廷玉修的《明史》有提到，嘉靖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张爵的墓志里有写“赐四兽麒麟服、銮带绣春刀、银鎁瓢方袋三事”，嘉靖帝巡幸承天，特命张爵“充前驱使事，—切机务悉倚毗焉，仍加食都指挥佥事俸。自发驾以至回銮，飞鱼蟒衣、帑金、厩马、酒饭之赐，及宣召面谕之优，不可枚举。”由此可见，飞鱼服绣春刀是皇帝赏赐的。

明代史料里面提到了锦衣卫堂上官穿飞鱼服，不过“飞鱼服”是个大名称，凡是装饰有飞鱼纹样的衣服都叫飞鱼服，而纹样包括这样过肩式的、补子式的等等，衣服款式则各种都可以。

明中期时制服的识别系统缺少监管，有人专门把飞鱼服穿得像蟒袍，于是朝廷严厉控制了多年，至明末奢华之风又起，人人都喜穿的华贵，对服饰的管制才放宽松。

工艺

明代国家织造局，贴里的一种，专织一种飞鱼形衣料，也就是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有“青织金妆花飞鱼过肩罗”、“青织金妆花飞鱼绢”、“大红妆花飞鱼补罗”、“大红织金飞鱼补罗”、“大红织金飞鱼通袖罗”、“大红织金飞鱼补纱”，系作不成形龙样，名“飞鱼服”。

飞鱼服是补色为飞鱼的袍服，飞鱼并不是现在所说的那种海鱼，而是一种近似龙首、鱼身、有翼的虚构形象。

飞鱼类蟒，亦有二角。所谓飞鱼纹，是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为稍异，非真作飞鱼形。《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作鲤）。”因能飞，所以一名飞鱼，头如龙，鱼身一角，服式为衣分上下二截相连，下有分幅，二旁有襞积。飞鱼的神性是"眼之不畏雷" ，飞鱼与雷神存在着某种联系，它具有雷神的神性和神力。

飞鱼服是次于蟒袍的一种隆重服饰。至正德间，如武弁自参（将）游（级）以上，都得飞鱼服。嘉靖、隆庆间，这种服饰也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有赏赐而服者。[3]

官员要有一定品级才允许穿着飞鱼服。本为元代曳撒质孙服，为宴会所用。在明代发展为官服主要是太监和锦衣卫所穿。

史料及沿革

蟒服、飞鱼服及斗牛服，因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锦衣卫、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飞鱼服是仅次于蟒服的一种隆重 服饰。（参见《明史·舆服志三》）

明中期公务员制服的视觉识别体系缺少把控，有的人专门把飞鱼服穿得像蟒袍，于是朝廷严厉控制了百八年，至明末奢华之风又起，逐渐背离了中期简洁大方的审美。

《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

《明史·舆服志》：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

《明史·舆服志》：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

《明史·舆服志》：弘治十七年，谕阁臣刘健曰：“内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玄、黄、紫、皂乃属正禁，即柳黄、明黄、姜黄诸色，亦应禁之。”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姿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

《明史·舆服志》：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蟒，二品飞鱼，三品斗牛，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

《明史·舆服志》：正德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

《明史·舆服志》：嘉靖八年，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藉、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明史·舆服志》：“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