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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歌》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印度之歌》

  1974 彩色片 120分钟 法国阿莫里阿尔影片公司摄制 编导:玛格丽特·杜拉 摄影:布鲁诺·努伊唐 主要演员:德尔芬·塞立格(饰安娜—玛丽·斯特莱泰) 米歇尔·隆斯达尔(饰副领事) 克洛德·芒(饰迈克尔·理查森)

  【剧情简介】

  30年代的加尔各答。一个贫贱的、无名无姓的东方女乞丐和一个高贵的白种女人、法国驻印度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莱泰,都在这里结束了她们的生命。

  伴随着片头字幕的背景声音是一个尖利的女声在用东方语唱一首单调的歌曲。这是一个女乞丐在唱沙湾拿吉的曲调。歌声停止,又尖声大笑起来。然后用切分节奏说话,说得既快又多,最后沉默下来。随之,有两个声音开始对话。画面上,飞鸟掠过天空,落日渐沉。

  影片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叙事的第一个层面:这是一个疯女人、女乞丐在唱歌,在说话,在笑。她出生于老挝的沙湾拿吉。10年前,她17岁时就怀了孕,被母亲赶出了家门,从此她到处漂泊,想使自己销声匿迹。她生了一大群孩子,有的死了,有的卖掉了、丢掉了,她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她终于孑然一身,来到了恒河边上,来到了孟加拉湾。

  影片随即进入了第二个叙事层面。画面上出现了法国驻印度大使馆内的一个场景:黑色的钢琴,优雅的台灯,少女的照片,印度仆人在焚香、点蜡、供花……照片上的少女是安娜—玛丽·瓜尔迪。她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威尼斯人,她保留了母亲的姓氏。她现已长眠在加尔各答的英国墓地,墓碑上刻的是:“安娜—玛丽·斯特莱泰”。

  她曾在威尼斯度过了她的青春年华。她爱好音乐,经常弹奏钢琴,寄托自己的情怀。但后来,她再不弹奏了,因为音乐与她生活中的某种痛苦联系在一起。

  那是在一次舞会上。已经与洛拉小姐订婚的迈克尔·理查森邂逅安娜—玛丽,一见钟情,爱之欲狂。理查森抛开了一切去追随她,一直到了印度,而且为了留在印度,他创办了一个孟加拉湾海上保险公司。但在她去世后,他也离开了印度。

  她18岁时,第一次结婚,嫁给了在老挝沙湾拿吉的法国殖民地行政长官。她忍受不了那个环境:她周围的栅栏、行政总署的花园、哨兵、官员……面对着湄公河,她沉默、哭泣……

  那么年轻,她已濒临死亡的边缘。有一天,部里的斯特莱泰先生来巡视湄公河沿岸的各驻地机构,遇见了她,就带她出游。来到了亚太各国首都:北京、曼德勒、仰光、悉尼,后来又来到拉合尔,倏忽之间过了17年,最后来到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这个恒河边上喧哗的、人口过剩的城市,尘土飞扬;季风期光照刺眼;空气中弥漫着麻疯病的气息,焚尸炉终日在燃烧着死于饥饿的人们……一切都令人难以忍受。

  即便在半夜还是如此闷热,安娜—玛丽感到真是受不了。她有时久久注视着自己的相片,缅怀自己的少女时代;有时哭泣,有时却不再痛苦,仿佛心灵得了麻疯病。天一入黑,她身着黑衣,来到公园散步。她也经常出现在使馆的招待会上,和她的情人们跳舞,其中有迈克尔·理查森,年青的随员,她和斯特莱泰先生的过去朋友。她属于任何一个想要她的人,几乎有求必应。

  几个月前,人们曾发现她和迈克尔·理查森在昌德纳戈尔的一家妓女出入的旅馆里,想要一起自杀,后来被人用救护车送回了加尔各答。

  在热闹的招待会上,时时传来女乞丐的歌声,哨兵得到命令放她进花园。斯特莱泰夫人见到她感到十分惊讶:这个沙湾拿吉的女乞丐怎么可能跋涉数千里,翻山越岭,来到加尔各答?很可能她在追寻某个白人。

  招待会上有个不受宠幸的人: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他生于法国的纳伊,父母早就离异。在读中学时他多次被开除,后来被送进一个校规很严的学校,只有一位姑母有时给他写写信。生活没有垂爱过他,他在拉合尔孑然一身,也没有任何女人和他亲近过。他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

  有一天,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在公园里遇见了安娜—玛丽,他们之间似乎发生某种暧昧的事。他对别人说,对斯特莱泰夫人,他有关心她、爱她的权利,就像她在加尔各答的情人们一样。这些话后来传到了大使耳中。

  副领事在拉合尔的一些作为令人难以理解。最糟糕的是他杀了人。夜里,他在阳台上对着夏利马尔公园开枪,对着麻疯病人、对着狗开枪,他对镜子里的自己也开了枪。这些疯狂行为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官方宣称他“神经错乱”。由于大使的干预,才使他幸免于撤职。但他得调动工作。

  副领事终于也来到招待会,和安娜—玛丽一起跳舞,并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他说自己在拉合尔自杀未成,要求在招待会结束后,能够和她的一些密友一起留下来。大使夫人加以拒绝。副领事执意要求留下来,并且大声喊叫,终于被人赶了出来。他又哭又笑,叫喊着“安娜—玛丽·瓜尔迪”这个名字。这事成了一椿丑闻。

  大使邀请一些人陪他的妻子去岛上游玩,而他本人将到尼泊尔去打猎。大使知道她的情人都是些英国人。他们一行五人住在豪华的威尔士亲王国际大旅馆。她只是到了晚上才回官邸睡觉。那天傍晚,副领事也搭乘最后一班小艇赶到了岛上,寻找他们的踪迹。

  这是1937年9月的一个夜晚,夏季季风时期在中国,战争正在进行;西班牙共和国已被扼杀;在恒河三角洲,老挝的女乞丐在温水中捕鱼充饥,受到季风期强光的刺激,她双目失明,终于倒毙在恒河的一个河湾的石头下边。安娜—玛丽对朋友们说了一些关于威尼斯的冬天的事情之后,独自一人从小路回到官邸,拉合尔的副领事跟随着她,一直跟到公园里……

  夜里,法国官邸周围,响起了音乐声。

  一个朋友夜里又回到法国官邸。他看见她躺在公园里,臂肘支在地上,脸放在胳臂上……拉合尔的副领事在离她十米远的地方,他们彼此没有说话。早晨,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晨衣。

  【鉴赏】

  《印度之歌》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影片,属于难度很高的“智力电影”的范畴,也是一件品位很高的艺术精品。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讲了一个意蕴深邃的故事,而更在于它运用了特异的声画错位、套层结构等叙事手段。

  影片叙述的两个故事,实际上是表现了两种社会的生存状况:西方殖民者和苦难的殖民地人民。以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莱泰和拉合尔的副领事为代表的那些不能适应殖民地环境的白人,他们虽然生活优裕,但各有各的精神痛苦。百无聊赖的大使夫人,精神空虚,陷于纷繁的爱情纠葛中,最后投海自杀,一死了之。而那个无名无姓的亚洲女乞丐,在影片中,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她对自己的不幸,毫无意识,好赖活着,还快乐地唱歌,放声大笑。她死于物质的贫困。在这个饥馑和麻疯病蔓延的亚洲大陆上,乞丐和麻疯病人比比皆是。片中的女乞丐正是这样一个殖民地人民苦难的象征。

  作者把这两条通往死亡的历程置于1937年9月、二次大战前夕的时代背景上,用以说明在世界政治形势充满绝望的时代,人类的生存危机带有一种普遍性。

  影片采用了声画错位的套层机构的手法。画面上表现的是法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场景和人物,宁静、高雅、舞姿翩跹。而画外音则以时序颠倒、两个故事交错穿插的方法叙述和渲染着精神的痛苦和物质的贫乏:尘土飞扬的加尔各答;难以忍受的季节风;饥荒、乞丐、麻疯病和焚尸炉;还有大使夫人和副领事各自的精神痛苦……这种声画错位和双层结构的艺术手法产生了双重的对比效果:一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另一重是灯影舞姿、优闲舒适与精神和心灵的痛苦相对比。这种艺术处理显然比一般的写实手法更耐人寻味。

  影片的剧情不是靠人物的戏剧性动作和语言来展开的,而是靠画外的朗诵和对白来构成叙事。画面上的动作缓慢的人物和摄影机缓慢移动所展现的景物,只是营造了 一种意境、一种情绪和环境气氛。

  整部影片由七十几个长镜头和500句画外音构成。由于镜头移动和人物动作都极缓慢,因此形成的画面往往处于半静止状态,影片构图十分讲究并大量摄入镜中反映的映像,色彩美如油画。

  它的画外音非常奇特:有画外人们的交谈,构成客观的叙事;也有剧中人物在画外进行对话,但画面上的人物并不张嘴;另外还有一些嘈杂的交谈声,是为使馆招待会上宾客们的交谈和议论烘托气氛的,画面并无表现;此外,还有一个女乞丐的歌声、笑语声、风声、雨声、涛声、鸟鸣、犬吠及音乐声……这些在画面上全无实体的表现。

  影片的叙事也充分体现出作者玛格丽特·杜拉的新小说派的手法,即不是线性的,而是时序颠倒、跳跃式的。影片一会儿讲女乞丐,一会儿讲大使夫人;一会儿讲大使夫人和这个人的关系,一会儿又讲和另一个人的关系;颠来倒去,而且往往不指名道姓,只用“他”或“她”或“他们”来指示,加上里面的人物关系很复杂,因此,很难一下子就抓住具体何所指。例如在进入叙事的第二个层面时,有两个声音在对话:声音1:“在加尔各答时,她们是在一起的。”声音2:“那个白种女人和另一个?”声音1:“是的,那是在同一个年代……”

  观众当时肯定不会知道,“她们”指谁?“白种女人”又是谁?因为,此时画面上“落日、飞鸟”的景色与此毫无关系。一直要等到五分钟以后,才出现“安娜—玛丽·斯特莱泰”的名字,七分钟以后,才出现她在镜中的映像。而对她的故事的叙述,却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的:声音1:“他曾追随她来到了印度”。声音2:“是的……为了她,他离开了一切,在一个夜晚”。此刻,画面上是一块黑色的料子随着镜头的缓慢移动而展现出白色的闪光片……观众知道,一个爱情故事要开始了,但却不知道发生在谁与谁之间。

  还有关于女乞丐的故事的叙述。画面上从未出现过她的形象,往往是在出现了她的声音之后,人们对她发表议论。其中有我们不知道的男男女女的声音,也还有年轻的随员和安娜—玛丽·斯特莱泰的声音,谈得很热闹。但画面上所表现的却与此毫不相关,反而是斯特莱泰的朋友注视着刚刚走出画面的安娜—玛丽和年轻的随员。随后,镜头又转向外景的树丛、白色建筑物等等。

  总之,这些画外音与画面并不互相依赖。但也有一些画外音多少与画面有些关联。例如,安娜—玛丽和副领事之间有一段谈话。副领事的声音:“我以前不知道你的存在……”安娜—玛丽的声音:“我爱迈克尔·理查森,我摆脱不了这种爱情……”这段谈话历时颇久,画面上确实先后出现了安娜—玛丽和副领事。他向她走去,她低垂双眼,他在她面前站住,搂住她跳舞……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交谈。后来,镜头又摇到迈克尔·理查森,他在向他们跳舞的方向注视。在这样一些段落中,声音和画面似乎有了某种联系。但是,确切地说,彼此仍然是独立的,在这部影片中,就声画关系而言,声音占居叙事的主导地位。由此而产生了电影制片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有两部影片共同使用这一条声带。一部就是《印度之歌》,另一部是《她的威尼斯姓氏在荒凉的加尔各答》。

  声音起叙事的主导作用,而画面起营造气氛、情绪的作用。例如“声音”谈了许多关于加尔各答如何炎热、如何令人受不了的话;画面则在节奏上突出“缓慢”:人物懒洋洋地躺着,有的赤膊,有的敞怀;连电扇都是有气无力地缓缓转动。从声音到画面营造了一个“热—赖—慢”的氛围。因此,画面绝不是无关重要的。它和声音同时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使观众获得一种综合的艺术感受。

  《印度之歌》突破了“电影是动态的视觉形象艺术”这一传统观念。这是一部“文学化的电影”,或者说是“电影化的文学”。这是一部突破了电影和文学的传统界线的现代派作品。本片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所追求的,正是运用电影这种直观艺术的手段来加强她的文学的表述。因此,她独立拍摄的一系列电影,也被有些人称之为“非电影”。

  玛格丽特·杜拉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并不陌生。她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好多部文学作品都已译成中文出版,如《琴声如诉》、《情人》等。这部《印度之歌》的电影剧本也曾翻译出版过。至于由她编剧的电影作品《广岛之恋》和《长别离》,更是被广泛地介绍和研究。

  从“新小说”到“非电影”,杜拉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这位现代派艺术家,在锲而不舍地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印度之歌》中所运用的语言,也体现了她的特色。一如在《广岛之恋》中运用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那样,在《印度之歌》中,一脉相承地运用了叠句、朗诵,并用词组、短语代替完整的句子,词义不相关联而富有强烈对比的词组相联并列,如花香和麻疯病,铁锈色和炎热……

  法国影评家克洛德—玛丽·特莱莫阿称《印度之歌》是一首“咒语般的诗”。

  这部影片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上映出时,曾轰动一时。片中的主题曲,充满30年代怀旧情调的钢琴曲《印度之歌》也曾风靡法国。饰演片中女主角安娜—玛丽·斯特莱泰的是气质高雅的德尔芬·塞立格,她曾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扮演那神秘女人,她的美丽、风度和气质使安娜—玛丽·斯特莱泰活在银幕上,弥留在观众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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