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梦光情雨
唐代青楼妓女与举子士人结缘，大约始于唐代开科取士。魏晋六朝固然也有咏妓，观妓之作，但都停留在妓家前身女乐的范畴。据考定，唐代每年到长安应试的举子有二三千人之多。这二三千人中，容有少数麻衣敝冠的寒士，但也只是少数。因为所谓的庶族寒门，实则仍属于地主阶级，田产物业一般并不匮乏，所缺的只是权势。对于地主阶级的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参与科场的征逐都是关乎家道兴衰的头等大事，故即使是衰门下户也要馨其所有来助其子弟的囊橐，以备到京后的各种投托请谒，中产以上之家就更不必说了。
唐末的翰林学士孙棨在他所著的《北里志序》中说这些应试举人“率多膏粱子弟……仆马豪华，宴游崇侈……鼓扇轻浮，仍岁滋甚”。 孙棨所记录的固然是晚唐宣宗以后的景象，但唐代士子们奢纵放恣，流连声色的风气至迟在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就已经形成了。
《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
此段文字大意所讲：妓女所居的平康里，有两种人物活动其间。一是“京都侠少”、一是“新科进士”。前者为黑、白道上水旱码头式的人物，有英雄，亦有狗熊，龙蛇杂处，不可尽述。后者则是少年学子，新科进士的新兴知识分子。所谓“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是种“贽见之礼”。但贽见不是求见红牌妓女，而是希望藉名妓的引汲提携，达到晋见高门巨族的权要。此则纯是一种政治世家的社会活动。
《唐摭言》亦载：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
这种风气的形成首先应归因于全社会对于举子的尊崇，而金榜题名的进士自然就更成了万人仰慕的社会菁英，这样的社会氛围适足以使一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士人飘飘然忘乎所以，于是，纵酒狎妓，一掷千金就成了他们竞相夸尚的生活方式。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莘莘学子在浸淫科目，奔走投托的日日夜夜中，势必要将各种本能的以及精神上的需求压抑到最低限度，压抑的时间愈长，心理的负担愈重，宣泄的欲望也就愈膨胀，一旦捷报飞来，狂喜之下，精神上那根绷紧的弦便会戛然中断，各种渴望——视觉的、听觉的、口腹的、性的……必然纷至沓来，而满足这些欲望的最适宜的场所，当然无过于青楼。
再次，新进士中有名士，妓家亦有名妓，名士美人，相得益彰的情形下。于是，恋爱故事层出不穷，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诗文传之千古而不朽了。这些诗文，即是写妓的艳体诗，和传奇戏剧。晚唐的李商隐和杜牧都是写艳体诗的开山大师，世称“小李杜”，而杜牧“十年扬州一梦”更留得嫖客大家的美名。另一温庭筠，宦途不遇，尽在花街柳巷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亦与义山齐名，故又合称“温李”。
唐代士人婚姻沿袭六朝余风，看重门第，这种婚姻主要是家族间财产和权势的结合，考虑当事人情感的成分则微乎其微，结果是制造了无数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夫妻。
唐代笔记多有述及士人婚姻琴瑟不诸者，如房玄龄、白居易等，夫妻关系都不和睦。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有违言，损其誉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这是看得很准备的，因为无论是社会、家族，还是道德、伦理，都要求家庭的稳固，都在有形无形地维系着这种婚姻的形成。#p#分页标题#e#
于是，青楼就成了唐代举子士人阶层摆税家庭、伦理负担，获得心理松弛与平衡的“绝妙”场所。
西方妓院自古希腊、罗马迄今，主要解决性欲问题，中国的青数则不然，性交易不是其主要内容。正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青楼的这种格局，正是在唐代开始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