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已经宣布明年退休的马云，又登顶中国富豪榜。首富，似乎来得很容易。
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今天，我们来说说清朝中期，一位甚至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首富的超级富豪。他的名字，叫伍秉鉴。
1:
1826年，这一年是大清帝国道光六年，一位不仅在帝国内部，且被当时的西方人敬奉为传奇人物的58岁的帝国首富伍秉鉴（1769—1843年），在广州宣布：
老爷子我，要退休了。
作为一位从福建移居广州的商人后代，伍秉鉴的祖上从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广州，到了伍秉鉴本人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秉鉴的祖上一直默默无闻，一直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家才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办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钧壮年去世；也就是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哥哥伍秉钧手中，接过了怡和洋行的家业，由此开启了创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惊人历程。
尽管父亲和哥哥为伍秉鉴留下了一个简单的基础，但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起步，却是源自伍秉鉴的创造。
伍秉鉴生活的年代，清廷闭关锁国，只允许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而作为千年商港和广东的省会，广州作为大清帝国的开放门户，也成了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后来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香港，一个能诞生首富的地方，一定要讲究：天时地利。
1757年，清廷宣布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并且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政府所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所垄断把持，这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
少数几家商行，却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其中的利润空间可想而知，而伍秉鉴所接手经营的怡和洋行，作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崛起，一个帝国的巨富新星冉冉升起。
2:
商海厮杀中，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做垄断生意来得有“钱景”。
在联合官府进行垄断经营多年后，伍秉鉴的生意不仅在国内，且扩张到了世界范围：通过代理人，伍秉鉴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金融业务甚至广及欧美，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企业家。
1834年，伍秉鉴曾经提起他个人的财富，通过计算他个人在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和现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伍秉鉴说，他拥有多达2600多万白银的资产，而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才4000万两白银。
尽管富可敌国，但他的生意，却始终以品质和诚信为重。在当时，广州十三行中也有其他行商经营茶叶贸易，但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出品的茶叶，只要贴上“怡和行”的标志，立刻会被外商定为最好的茶叶，且价格也水涨船高。
对于生意伙伴，伍秉鉴也讲究共赢共富，由此赢得了行商们的一致敬重。有一年，他从洋商处获得了一笔百万大单，正当大家都在议论怡和洋行又要狠发一笔的时候，伍秉鉴却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请来一起吃饭，然后宣布，这笔生意要和大家一起做、一起发财，引得其他行商震惊不已。
对于老外，他也颇有情义。美国商人索萨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000多银元，由于无力偿还，索萨也被清廷禁止离开中国，听说这件事后，伍秉鉴主动找来索萨，并当着索萨的面，将欠条当场撕毁，伍秉鉴说：你是我的好友，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人生总有起伏，我不要你的钱，你快回国去吧。
由于诚信经营，待人厚道，伍秉鉴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大，并且他的商业口碑也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对此表示，“到1834年，伍浩官（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专辑，统计了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而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说了，刘瑾作为明代的巨阉太监，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宋子文作为曾经的国舅，可以说，国外公认的古代中国六个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鉴一个人，是彻底的商人出身。
但要注意的是，他虽然是首富，但他仅仅，是个商人而已。
3:
在中国几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士农工商”的垫底阶层，商人永远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哪怕你贵为首富和超级富豪，也是如此，因为帝国的生态，不会因你而变。
2013年，就在李嘉诚在国内“撤资”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李嘉诚特地邀请了国内的南方报业到香港进行专访，意图“澄清”所谓的“撤资”（尽管他说一套做一套）。
最爱君的同事采访回来后，对最爱君讲了一个细节，说在李嘉诚的办公室，李嘉诚特地亲自给每个记者派发名片，表现非常谦虚，并自我介绍说：
“您好，我是长江实业的李嘉诚。”
在今天广为人知的一张全景照片中，大家可以清晰看到李嘉诚在办公室中所挂的清代左宗棠的一幅对联：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最爱君的同事回来后跟我们说，李嘉诚在接受采访的整个过程中，表现非常谦虚，但最爱君想说，李嘉诚的这种谦虚，正是来自于他对古今政治生态的透彻观察：
商人，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那个阶层。
同样，伍秉鉴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对于大清帝国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和政治生态前的卑微地位，欧美人的观察非常透彻，伍秉鉴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约翰·巴罗说：
“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英国人岱摩，对于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观察得更为仔细，对于当时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们，他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国的富豪和商人们，在官员们面前，眼光仅仅只能到达他的“第九粒扣子”，而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国商人们的卑微感，哪怕你贵为首富，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4:
超级财富来自垄断性的贸易，而垄断性的贸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贸易地位、继续当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钱，自然是伍秉鉴的第一选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而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在政治和官员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个特点，就是都喜欢捐钱买个虚职的官衔，然后穿下官服过过瘾，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伍秉鉴的画像，都有他穿着官服的样子——通过捐钱，伍秉鉴买到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所谓“商而优则政”，不仅仅是一种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现，更是一种寻求政治加持和保护的密码。
这个秘密，中国商人信奉的经验是：“平常人我不告诉他！”
或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觉得太累了，从1801年33岁时接过怡和洋行的家业；到1826年58岁时宣布正式退休，伍秉鉴本以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风顺地经营下去，然而他还是太低估了，人生和政治的风雨。
就在伍秉鉴宣布退休后的第三年，1831年，作为大清帝国和英国商人中介代理人的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受了英国人的委托，前往清廷请求，表示英国商馆希望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但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在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将伍受昌处死，这把作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浑身哆嗦，当场就下跪磕头求饶，而当时一起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时收了伍家不少好处，也帮着一起求饶，对此伍受昌才逃过一劫。
或许是在商海和政治的博弈中并不如意，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已经退休五年的首富伍秉鉴，在63岁这一年，饱经了丧子之痛。
不得已之下，伍秉鉴选用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作为接班人，而自己也在宣布退休后，却仍然不得不经常为家族的生意站岗、撑腰。
一个首富，哪里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5:
前面说过，一个首富的诞生，必须拥有天时、地利，再加人和；然而，伍秉鉴和他的家族，却正在失去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得益于鸦片战争前清廷闭关锁国，以及广东“一口通商”，和伍家的怡和洋行垄断经营等有利因素，伍秉鉴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然而在他退休后，随着欧美商人对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越发不满，一场超级政治风暴和战争正日益迫近，并即将无情的裹挟伍秉鉴的首富家族。
伍秉鉴退休后，先是儿子伍受昌死亡，然后，这个大清帝国的首富，又迎来了鸦片战争的前奏——虎门销烟。
作为大清帝国和外商的中介代理人，十三行的行商们，平时也需要为自己所负责对接的外国商人们，在华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而为了牟取暴利，19世纪初开始，大量外国商人夹带鸦片入华售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此情况下，由林则徐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也即将拉开帷幕。
在此情况下，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自然将作为广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崇曜（商名伍绍荣）进行了开刀问责，并要求伍崇曜必须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进行销毁。
但洋商们哪里肯？无奈之下，伍崇曜求爷爷告奶奶，让洋商们交出一些鸦片做做样子，加上自己又从洋商手里买了一些，这才凑了1037箱鸦片上交给清廷，希望能结案了事。但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们，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十三行行商的大佬、怡和洋行的少东家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强势进行销烟，尽管在上下各路打点下，加上林则徐也认识到了行商们所处的尴尬地位，伍崇曜最终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也一落千丈。
捐钱买了个三品官衔的伍秉鉴，终于认识到了，他一生极力想触摸，却又始终遥不可及的政治威力。
6: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封锁了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记载道，在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后，已经72岁的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伍家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终于失败，然而能成为首富的商人，自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在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挽回后，伍秉鉴迅速捐钱出力，鼎力希望清廷能够获胜，因为他明白，一旦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开放门户后，广东“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以及十三行的行商们所赖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也必将崩溃瓦解。
18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为了阻止英军，奉了清廷广东当局之命的伍崇曜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谈判，最终双方签署了《广州和约》，并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向英军交出600万元赔款。而在赔款中，200万元由十三行行商出资，其中伍秉鉴家族出资最多，共出了110万元。
尽管参与“议和”，但伍秉鉴及其儿子伍崇曜，也从此戴上了“汉奸”的帽子；1842年，清廷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并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条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须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为了筹措这笔巨额赔款，清廷勒令伍秉鉴，逼他交出了100万元帮助向英国人赔偿。
而首富家族的灭顶之灾，才刚刚开始。
与被“勒捐”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清廷的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在英国人的要求下，在广州的基础上，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商从此可以跟任何中国人做生意，无需行商做中介了），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商业垄断特权，伍秉鉴的首富家族，也开始被迅速打下神坛。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写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在宣布退休多年后，这位大清帝国乃至当时的世界首富，在政治和战争的风雨中，已经心力交瘁。
发出这封信半年后，1843年，75岁的首富伍秉鉴，最终在大清帝国的风雨飘摇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逐渐崩溃瓦解，他本以为退休后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没有到来。
因为即使贵为首富，他也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和帝国中，一朵浪打的浮萍，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十三行故事：富可敌国的伍秉鉴家族的兴衰》
周雁翔：《中国最早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