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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子弟入朝为官,宋明理学壮大的背后推手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其中在中国完成大一统之后的两千多年后的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世界先列的位置。这与中国古代思想上“百家争鸣”密不可分。诸子百家思想使大一统的中国凝聚力十足,而才能兼具的士族阶层兴起,为新技术的产生提供温床。从先秦诸子百花齐放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逐步发展壮大,思想观念的进步促进了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也调动了民众的向心力。

主流观念的变化之下,影响着封建社会的走向,更影响着中国官员选拔方式的传承与改良,而作为最基本构成单位的文武百官也受益其中。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发展,人才选拔方式历经了多次变化,从儒家思想下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到宋明理学观念影响下的科举制、八股进士等。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几乎贯穿历史发展进程各个阶段,给了寒门弟子更多从仕的机会。反观寒门弟子也在逐步兴起之中对主流观念予以反馈,宋明理学的空前发展正是得益于此。

寒门弟子的兴起

早在夏商时期,世卿世禄现象十分普遍,选官也都是按照爵位进行分配,即官位世袭制。直至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观念成为正统思想,朝廷内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必须完善人才选拔体系。在汉武帝时期,察举制作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由地方举荐的方式向中央推举人才,而此阶段察举的重点就放在儒家推崇的个人品行方面。从推荐角度来看,察举制是自下而上的推举方式,虽然举荐了一大批有德有礼之士,但也给地方官员留了空子。

执行初期,汉武帝对察举制选用的人才十分关注。下诏曰:“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由此可见,汉武帝对察举制的本意是使有才之人为官。而儒家讲求的“孝悌”观念更为重要。

所以初期举荐人才时,往往寻求德高望重之人的意见。举荐有德有孝的观念并不量化,不能作为统一标准,而一部分无能“孝子”就在此时进入仕途。所以仅从“温、良、恭、俭、让”来考察官员必然有失偏颇,长久之下弊端显现。地方开始虚构孝子,开始出现尊重“家族”意见的情况。家族世代为官的现象频发,甚至通过察举制新崛起了一批地方家族。以致后期察举制的选人用人权力掌握到皇帝亲信宦官手中,察举制的最初构想至此破灭。

魏晋时期,选官用人制度在察举制度上稍有改良,即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将考核结果的筛选权力归为中央,削弱了地方举荐的影响力,但对于儒家思想观念下的“德行”未有丝毫改良。名门家族的影响力远超中央控制范围,为了维护家族关系,影响朝廷选拔的结果成为寻常。竟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乱象,底层仕子上升途径被封锁。至此古代选官用人陷入泥潭,而寒门仕子也一蹶不振,直到科举制的出现,寒门子弟开始崛起,而理学也顺势发展壮大。

宋明理学的背后推手

到了唐朝,隋炀帝为了创造丰功伟绩流芳百世,故而寻找一套新的招纳人才的办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将曾经选官的“道德”因素降低,倡导对文学素养的考核。“有据可依”成为寒门仕子入世的途径,不仅加强了社会的稳定,更给文人阶层带来无限的期望。但是科举制出现以前,部分家族子弟、名门豪绅以家族影响力足以入朝为政,他们本就无心向学,而科举制的出现让家族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至此,这部分名门望族子弟无心仕途,整日沉溺于享乐之中,一时间社会上礼节、气节败坏成风。

赵匡胤大将军出身,为了避免权臣带来的恶果,重文轻武思想极为严重。更有甚者,在赵匡胤的改良之下,兵权掌握在文人手中。而文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步入仕途,一时间文人争相而起。在当时,只要家中能吃柴米油盐的家庭,就想着让孩子考取功名。但是,科举制哪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从理论来看,只有到了秀才阶段才算入门,而到了举人阶段才正式步入为官之路。所以这一时期,造成了很多考场失意者。很多失意的读书人心灰意冷之下,整日留恋在烟花之地饮酒作乐,成为科举制下的落魄者。

科举制在选拔官吏为寒门弟子创造了途径,让一大批寒门弟子进入仕途,这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科举制度考核内容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仅仅针对文学素养而言。这一时期选拔的官吏才学颇丰,但是对品行的把握极不理想,所以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他们反思的并不是科举制,而是自身。由于朝廷岁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而问题由儒家思想产生,所以改良儒家思想成为主要路线。其中以程朱理学为主导,迅速影响整个朝代,而程朱理学对统治阶级巩固统治有积极意义,所以也受到了皇家的权力推崇。一时间宋明理学不胫而走,同时延伸出不同思想学派。

宋明理学的空前繁盛

1.社会秩序方面

宋明理学从本质上仍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千百年来儒家观念融入道家思想之后,个人欲望的控制变得突出。寒门子弟步入正途之后,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使其对社会不良现象愤慨。由于宋朝弥漫着消极避世思想,所以有识之士下定决心进行改良。古时学者学习四书五经,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模式十分推崇,所以强化等级观念为首要。一时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一定程度强化了等级观念,稳定社会秩序。

2. 文化方面

虽然儒学在西汉时期取得了独特地位,但随后佛教兴起,极大地削弱了儒家文化的地位。宋朝寒门子弟不断增多,对于增强传统入学的主心骨有重要意义,为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在“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方面着重加强,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观思想,对后世造成了极大影响。宋明理学对个人主观意志十分关注,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观念。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中继承与发展,让传统儒学焕发生机。

3.理论学派

由于寒门子弟的崛起,士族阶层不断壮大。由于文化交流的发生,产生了百花齐放的效果,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是从认知角度出发,看似分实则合。观念的碰撞加强了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如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观点,认为纲常伦理是人固有的“良知”,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社会上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道德观念。由于,思想的碰撞,一度使佛教思想传播进入瓶颈。

理学的消极影响

读书人有其观念的局限性,处事往往脱离现实,这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影响颇深。由于“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广泛传播,理学逐渐步入僵化与极端的死胡同。对于现实的追求偏离本意,“心”的束缚俨然超出伦理道德范围,虽不是法却足以致死。理学发展后期空谈现象严重,而“以理杀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多少人戴上了罪人的帽子。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对理学又向深层次发展了许多,至《四书章句集成》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那一刻,理学彻底沦为统治思想的工具。

总结

寒门子弟在古代统治阶层地位逐步提高,使理学的发展步入高峰。在尊重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方面具有积极影响。寒门子弟出身卑微,对社会不良现象有亲身感受,认识透彻。所以在自我调节方面对社会有极强的带动作用,讲求发愤图强在短时间内造成积极影响,增强了民众的责任感。但是,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偏离轨道,走向偏激。甚至压抑人性,扼杀本心想法,这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虽然有消极思想产生。但就宋明而言,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员选拔方式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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