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经过客籍文人特别是武侠小说的渲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蛊”之横行，成为人们的常识，似乎这儿历来都是巫蛊的温床。其实不然，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蛊”的地理分布，有一个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一是先秦时期至公元1368年，从黄河流域向华南、东南、岭南一带的流转；二是公元1368年至1949年，从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南、岭南向西南一带的迁移。下面具体谈一谈这个变迁过程。
先秦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流域，其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建构于国家的概念基础上。按此概念来看，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并未形成系统的意识，尚处于未开化之地，“蛊”以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于此的机率很小。因此，先秦时期，“蛊”主要存在于黄河流域。
秦汉时期，上层统治阶层逐渐开始将“蛊”与“巫术”结合起来形成“巫蛊之术”，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行操控。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此时的“蛊”多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存在，但相对于先秦时期，“蛊”已不再集中于帝王的得失以及自然现象的变化，而是成为了由帝王延伸至统治阶层内部加以利用阴谋化的产物。从地域上看，“蛊”还主要出现于黄河流域中游一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寒冷期。由于北方地区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加之气候剧烈变化等原因，“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使当时的中原政权中心迁移至建康（今江苏南京）。西晋末年以后气温骤变，我国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灾害频繁，北方人口大量迁移至南方，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集中于长江以南流域，而“蛊”则以蛊毒、虫蛊等形式在江南一带泛滥起来。《宋书》记载：“时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余枚。临死语妻张，死后刳腹出病。后张手自破视，五藏悉糜碎。”由于蛊毒害人之重，于是关于造蛊者的刑罚产生，并以重刑处罚。据《魏书·刑罚志》记载：“世祖即位，以刑禁重，……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而在一些志怪小说中，对于养蛊害人事件记载更为详细。《搜神记》中专门提到蘘荷根攻蛊以及民间蓄养蛇蛊害人之事。如《新辑搜神记·变化篇》记载:“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 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荥阳郡有一家，……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鄱阳赵寿，有犬蛊，有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屑桔梗以饮之，乃愈。余外妇姊夫蒋士先，得疾下血。医言中蛊，家人乃密以蘘荷置其席下，不使知。忽大笑曰：‘蛊食我者，乃张小也。’……自此解蛊药多用之，往往验……”。
由上记载可知，魏晋时期，“蛊”已经转移至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一带，主要分布于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域。
隋唐时期，史料中见于“蛊”的记载和数量以及种类明显增多，关于“蓄蛊之地”、惩治民间养蛊的法律亦有所增加。此时，以意识形态出现于统治阶层的“蛊”的概念并非消失，而是更多地出现于民间，在地域上则到达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实际上，在史料中关于养蛊的记载多见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隋代以来的史料中更有关于养蛊之人利用蛊杀人等事件，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等均被视为“蓄蛊之地”。在民间，“蓄蛊”主要是作为害人谋财的手段。《隋书·地理下》记载：“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厖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
唐代，“蛊”开始出现在闽南以及岭南地区，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有：“楚风轻似蜀，巴地湿如吴。……乡里家藏蛊，官曹世乏儒……。”而在《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中，“……瘴江乘早度，毒草莫亲芟。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咸。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鹐……”这两首诗文反映了作者到东南以及岭南地区的所见所闻，尽管此地的风俗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但在文人眼中，“蛊”的形式不但多样且蛊毒在民间风俗中的体现更为明显。
宋元以来，关于民间养蛊害人的事件并未因法律的限制而杜绝，此类案例也频有发生，其发生地域有所改变。宋时，仍有造蛊害人事件发生。《景定建康志》记载：“圣汤延祥，温汤元序，金陵属邑，溧水溧阳旧多蛊毒。”《宋史》记载：“安石字子坚，以荫锁厅及第。嘉祐中，为夔、峡转运判官。民蓄蛊毒杀人，捕诛其魁并得良药图，由是遇毒者得不死。”又记：“高赋字正臣，中山人。……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绝。”有宋一代，“蓄蛊之地”一度向广西、广东、福建一带迁移，其形式和种类均有所增加，表现为蛊毒病。如《独醒杂志·卷九》记载：“南粤俗尚蛊毒诅咒，可以杀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杀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毙。”又如《欧阳修集·卷三十五·居士集卷三十五》记有：“至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至于巫觋主病蛊毒杀人之类，皆痛断绝之，然后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再如《铁围山丛谈》云：“金蚕始于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食中以毒人，人即死也。”此处所指金蚕为蛊毒的一种，即金蚕蛊。两宋时期的“蛊”广泛出现于两湖、两广以及东南地区，而长江中下游的记载则相对较少。
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展，“蛊”的形态已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认知观念之中，其危害范围更广，不再只是代表疾病的病症，随着“蛊毒之乡”的出现，已经被冠以超出现实存在的虚幻成分。政府对于造蛊事件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律，说明其存在已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影响。
明清时期，蛊毒病地域延伸至贵州、云南等极边之地，其蛊毒种类的记载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动植物蛊，南方出现了蜥蜴蛊、蜣螂蛊、蚂蝗蛊、金蚕蛊、草蛊、挑生蛊等蛊毒。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其实主要是由于人自身气息不调、饮食不当以及人为等因素导致。
明代以来，民间造蛊的事件极少在江南、闽南地区的古代文献中出现，而多集中于岭南一带。《明史》记载：“琼俗善蛊，上官至，辄致所产珍货为贽。受则喜，不受则惧按治，蛊杀之，仕琼者多为所污。”与此同时，两广地区出现的“蛊”以诸多植物、动物为媒介而衍生的“蛊毒”则极为恶劣。王士性所著《广志绎·西南诸省》记载：“蛊毒，广右草有断肠，物有蛇、蜘蛛、蜥蜴、蜣螂，食而中之，绞痛吐逆，面目青黄，十指俱黑。”此时的“蛊”更多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蛮人多蓄蛊害人，一些商旅皆因“蛊”被害，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必须携带治疗蛊的一些药物。《南粤笔记》就记载：“粤东诸山县，人杂徭蛮，亦往往下蛊。有挑生鬼者，……以害商旅。……饮食先嚼甘草，毒中则吐，复以甘草姜煎水饮之，乃无患。入蛮村不可不常携甘草也。挑生鬼亦蛊之属，盖鬼而蛊者也。”这些文献记载表明，“蛊”在明清时期的时人认知中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只是害人之物，而更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有象征之物，反映了地域环境的观念偏差。
清乾隆年间，“蓄蛊之地”的记载多集中于西南地区。据谢肇淛撰《滇略》卷四《俗略》记载：“永昌以西人家，间有畜蛊者”，“景东山中有花，名蒙肚。生树皮上，如藓。土人采以用蛊”。在锷嘉县由于多有喂养蛊虫之家，并利用蛊毒害人以谋取钱财，当时的知县罗仰锜为查拿造蛊毒的人专门张贴告示，以奖励首报之人，鼓励民众积极举报。《南中杂说》记载：“沅江蛊……世传南人能造蛊。然余自昆池，戍腾冲，阅历十年，足迹半，两迤亦不能概见也……独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缅甸蛊……腾越所属土司中，……拔出蛊毒活……”从清嘉道以来，岭南地区交通畅通、经济有所发展，原本密集的原始森林植遭到一定破坏，由原来的“烟瘴之地”变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较快的地区，此时“蛊”的传说已少见于文献。《广东新语》中记载：“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则百虫无所孳其族，而蛊毒日以消矣。”这一时期，关于“蛊”的相关记载和传说逐渐转移到云贵地区。
进入民国，在滇西北一带“蛊毒”仍然存在，主要集中在三至五岁的幼儿。据《缅宁县志·物产》记载，“缅宁县多蛊毒，每星月望恒有蛊，……缅宁中蛊毒者多余岁之小儿，三五岁者尤多”。近现代以来，在云南、贵州仍有“蛊”的出现，主要集中于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但未有大规模扩展的现象。
总之，“蛊”以不同名目在不同时期出现于我国的广大地区，经历了从北向南的迁徙流转过程，而且愈到后期其虚幻色彩愈加浓厚。一些学者认为关于“蛊毒之乡”“蓄蛊之地”的变迁，可从经济、地域、民族歧视等方面阐释。但可以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是“蛊”由北向南迁移的唯一因素，从环境史、医学史角度来看，“蛊”的存在变迁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其变迁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背后有其特殊的人为和环境变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