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盐铁之议的征兆参与人员之广泛、会议中讨论的自由度之高，都是汉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盐铁会议的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
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这些也正是汉武帝发布轮台诏的原因。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
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从他当政之后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所以，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给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一个列大夫的官爵，就说明了霍光对他们的优待。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盐铁之议说：始元中叶，朝廷征召贤良、文学，问以治乱之道，贤良文学都认为应该罢除盐、铁和酒的专营，重农抑商，阻止商人与民争利，然后才能教化天下;桑弘羊却认为这些措施是安定国家、稳定边境的国家大业，不可废除。双方在会议上争相诘难，议论颇为壮观。
宣帝时，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为《盐铁论》，在序中他评论了与会人员的表现。他认为贤良文学英才辈出，畅谈六艺风化、治国之本，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中山人刘子推论王道、矫正当世过失，博学而文质彬彬;九江人祝生抒发愤懑、讥刺公卿，耿介而不畏强权。桓宽不赞成桑弘羊的观点，认为他执掌权柄，不效法先古，却崇尚争权谋利的策略，处非其位、行非其道;但对桑弘羊的与会表现却加以肯定，认为桑弘羊之术虽非正法，饱学之士却难以辩倒。同时，他还对丞相田千秋的明哲保身策略提出质疑，认为田千秋身为辅政大臣却缄默不言政事，虽全身而退却不值得称赞;对与会的下属官吏，桓宽批评他们不能辅佐主上，只懂得阿谀奉承，不值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