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历史已经存在了有数千年，存在着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一般都不会超过300年，游牧民族的生命周期不超过150年。在中原王朝当中，一般都是父死子继的传承方式，而游牧民则大多数是兄终弟及制度。这么神奇的现象背后并不是玄学，而是有着一定的规律在里面，其根源在于自然条件的差异，造就了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不同的统治逻辑，不同的统治逻辑决定了政权的生命周期。
1、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文明的塑造
地理环境是指一个地区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自然条件的总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生存条件，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的疆域内，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命运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中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导致季风条件显著，这意味着，季风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生命之源—降水量的差异。很不幸的是，在我国的疆域内，有着诸多的山脉，这些山脉对季风起着一定的削弱作用，也就是说，季风会随着在内地的深入而逐渐减弱，到了北方内陆已经很弱小。
季风的强弱造就了降水量的差异，而不同的降水量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以400毫米等降水量为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农耕民族通过农作物种植生存，游牧民族通过放牧生活。
恰巧的是，农耕文明为了防备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防御性城墙—长城，正好就坐落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不得不让人感叹造化弄人，那么游牧民族为何要南下劫掠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季风很不稳定，由此导致游牧原本少的可怜的降水量更加所剩无几，降水量的减少必然降低草原的“生态承载力”，为了生存下去，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维持生活。此外，由于游牧民族的手工业几乎不存在，为了获得锅碗瓢盆这些物资，游牧民族只能通过互市或者是劫掠获得。
不同的地理条件塑造了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会有着不同的统治逻辑，反映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身上，就是农耕文明往往会孕育出大一统政权，而游牧文明则孕育出“部落联盟”。
在农耕民族这里，劳动的主体是农民，而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本钱，因此农耕文明的人员流动性较差，具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由于农民大多被束缚在土地上，税收的成本会因为人口的增多而不断降低，因此农耕文明的政权大多具有层级统治，垂直管理的特点。
反观游牧民族，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他们只能逐水草而居，人员流动性较强。对于草原儿女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活下去一切才有希望。因此，草原部落的领袖大多具有丰富的生存经验，丛林法深刻在印在了他们的内心，而正因为如此，部落领袖在草原部落的人民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畜牧，无定居，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史记》的记载生动地体现了游牧民族以生存为主的特点，而正因为这种生存方式，再加上草原广大税收的成本很高，游牧民族很难形成大一统政权，只能是所谓的部落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的首领很难保障对于各部落的控制。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游牧民族的权力结构大多类似于邦国体制，没有中原王朝那么细分的官僚系统。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为了适应草原激烈的竞争，就必须需要稳定的继承制度，而接任部落首领的人必须继位后就足够成熟，有足够的能力带领部落继续走下去，这样下来，游牧民族只能采用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方式。
而对于农耕文明来说，生存相对来说可以保障，如何在一个大家族内进行权力的传递，还不至于引发家族分裂最为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嫡长子继承制”更有利于权力在政权内部和平接力。
3、不同统治逻辑对政权兴衰的影响
不同的统治逻辑决定了不同的权力传承方式，而不同的权力传承方式则对政权的兴衰具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农耕文明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游牧民族的“兄终弟及”，都有着制度性的隐患。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嫡长子继承虽然保障了权力在血脉中传承，但是如果刚即位的新君十分弱小，就会酿成政变，最著名的当属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同时，这样生硬的权力传承，不能保障继任者的素质问题，西晋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傻子当了皇帝后，最终酿成八王之乱。
游牧民族中虽然不会出现主少国疑的情况，但是其依然具有致命的问题。因为当部落领袖传递两三代以后，就会发现，拥有继承部落领袖资格的人达到了几十个，如果此时的部落领袖有私心，就会导致整个部落联盟的分裂，部落之间的内战在所难免。
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权力的传承始终是其逃不过的问题。数年前王朝史，本质上是一部权力的斗争史，而人性的存在，给这场斗争增添了无尽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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