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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上的胜利 诸葛亮式的征南蛮方式可不可取?

打下的疆域吐回去、抓到的敌首送回去,这正所谓“中国式外战”的主要特点。

三国时代基本上是旷日持久的“内战”时代,在对外征服方面,鲜有“传奇”。但鲜者,并非无有,只是少见,东汉末期乃至三国近一个世纪,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从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国部队不得不腾出空来,对外征战。其中最著名的战例有两起,一是曹操北征乌桓,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

后人在评价这两起“外战”时,大多“爱憎分明”。对曹操北征乌桓,贬者居多;对诸葛亮南征孟获,赞誉一片。

《三国志》记载,“七擒孟获”发生于公元225年,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场战事,史学家多做出正面评价,甚至可以升华为儒家文化“仁者无敌”。

诚然,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诸葛亮南征时采取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战略,展现了“正统汉才”的魅力。诸葛亮的“手段”,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面对周边甚多否认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对策,体现了中原王道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王道”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的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

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

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虽然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汉军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蜀汉军人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恩”有了,“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暴露明显: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

事实也确实如此。“诸葛亮式外战”其实是自汉以来,受到儒家洗礼的中国军队,确立的对外征战的一个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为对外征战的汉军牙齿装上了“牙套”、自律了“耀武扬威”的手脚。

推崇“仁、义、礼”的儒教先师孔孟二人,得到终生的待遇是“敬而不用”,而将他们大国对待小国的主张——“怀柔远人”“尚德抑武”施行,很可能得到与他们境遇相似结果——“敬而不畏”。

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讨的是北方“嗜血难驯”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极有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没有失去一寸疆域,并且增加了待遇,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

对外敌,抓了还要放,其实是不敢真正树外敌,这种“外战模式”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对一切外敌不敢硬碰硬,只求“面子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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