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杜聿明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按规定可以同家属通信了。他给女儿杜致礼写了一封信，他只知道女儿在美国，手边并无确切通信地址。这封信由战犯管理所交英国驻华代办处转到伦敦，又由一位英国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当杜致礼从丈夫手中接过信，看到信封上熟悉的字迹时，泪已满面。杨振宁夫妇把收到杜聿明信的这一天作为他们家庭的“纪念日”。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1959)最高法特赦字第1号通知书，宣布对杜聿明等人进行特赦。后来，杜聿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人生逆旅
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本有两个机会可以不成为俘虏：一是毛泽东的劝降信，但杜拒绝了这条新生之路。二是在杜被俘的前两天，蒋介石亲自派飞机到陈官庄接杜出去，但杜聿明看到身边数万将士的悲惨状况，不忍心离去，抱着与大家一块死的决心，放弃了这次逃生机会。杜聿明向蒋介石呈献了上、中、下三条计策，供其选择。上策是集中武汉、西安的兵力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中策是持久固守，以争取政治上的时间;下策是冒险突围。但蒋介石选择的是下策，杜聿明大失所望。他只好把邱清泉、李弥等人找来，作了突围部署，决定将坦克、炮兵集中使用，李弥兵团在右，邱清泉兵团在左，并肩向西突围。根据当时空军拍摄的航空照片，杜聿明发现解放军构成包围圈的工事，堑壕纵深最大的是在东、南、北三面，只有西面较为薄弱，仅有四五道堑壕，所以，他把突围的方向定在了西边。规定的突围时间是1949年1月9日，届时，蒋介石将会派飞机向解放军阵地施放毒气，掩护杜聿明突围。
然而，不等杜聿明开始突围，经过20天休整的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月6日抢先发起了总攻。l月7日，解放军攻克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歼灭了第十三兵团主力以及第二兵团第七十二军大部，并一举插入杜聿明集团纵深及其中心阵地，使杜聿明来不及重新调整部署。9日晚，杜聿明见部队陷于混乱，无法控制，只好决定各部队分头突围。结果，李弥在部下掩护下独自一人化装逃走，邱清泉被乱枪打死。阶下之囚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10余人单独行动，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这时四面沉寂，也听不到枪声了。杜聿明等人走到贾砦附近时，看见有大队的解放军向西运动，他们几个人马上躲到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拿出一把剃刀给杜聿明刮掉了脸上那撮惹人注目的小胡子，还安慰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随后，尹副官又帮杜聿明脱下镶金边的将官服，给他换上一身士兵服，外披一件臃肿的士兵棉大衣，大衣前襟的棉花已被掏空，里面塞满了高级香烟和食品。
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杜聿明一直往东北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天亮后，杜聿明实在是跑不动了，他们就躲在一个小村庄外的山芋地里。他们遇到一个拾粪的老乡，便向这个老乡打听前面的小村庄里有没有解放军。这个老乡乍一见这些国民党兵，被吓了一跳，看到他们的狼狈样，就什么都明白了。他虚张声势地吓唬他们说：“前面村庄里有解放军，周围方圆八百里到处都是解放军。”
杜聿明等人一听吓得胆战心惊，尹副官拿出一个金戒指送给这个老乡，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藏着人。这个老乡假意答应了，回村就报告了解放军。结果。驻扎在这个小村庄里的解放军卫生队通讯员樊振国与卫生员小崔就将杜聿明一伙人逮住了。当卫士和副官交出枪时，杜聿明掏出手枪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边一把夺过了他的手枪，交给了樊振国。杜聿明就这样告别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显赫地位，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成了解放军的一名俘虏。
重获新生
在监狱实行改造，杜聿明经过了一个由抵触、疑虑、沉默到醒悟、主动、积极的过程。他在长达十年的劳动锻炼中。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为之效忠的政权的腐败与反动，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伟大。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1959)最高法特赦字第1号通知书，宣布对杜聿明等人进行特赦，予以释放。从此杜聿明走向了新的生活。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日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他常常对人讲：“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青楼人的忆旧眷恋之情。我们呢，则是‘十年不见红炉炼，留得丹心报人民’。”
1959年12月13日，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10名特赦战犯。当社聿明向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有负老师的教导等话后，周恩来笑着说：“不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老总摆摆手，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杜聿明还会见了许多黄埔同学，特别是见到了陈赓，陈对他说的那一段话，使杜聿明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陈说：“我们从黄埔到大革命时是团结的革命的，由于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后，我们分开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致兄弟阋墙，打来打去。现在我们终于又合在一起了，就应该团结走到底。永远不再分开了。”陈赓对杜聿明此说，实际是对所有黄埔学生人生际遇和理想归宿、和好如初的最好概括。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被特赦人员的工作、生活、劳动、学习、参观作好安排。杜聿明到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劳动锻炼了一年。劳动锻炼期间，每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他心情舒畅，生活自由自在，节假日还可以进城办事、探亲访友。充分享受到了新中国一个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
1960年4月的一天，北京市民政局突然通知杜聿明，要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杜聿明接到通知后感到有些紧张，因为他出狱后除了特赦时管理所每人发的一套布棉服外，还没有来得及添置新衣服。当时已是春末夏初，再穿棉衣服接待外宾显然不合适，杜聿明担心自己着装不得体会给国家丢脸。幸好与他在一起劳动锻炼的杨伯涛有几套旧中山装，是他夫人1950年到功德林看望他时送来的。杜聿明就从杨伯涛那儿借了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穿上了。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杜聿明才知道，是周恩来和陈毅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指名要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蒙哥马利在与杜聿明的交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改造政策，颇为赞赏。在宴会休息时，陈毅看了看杜聿明穿的衣服，微笑着说：“老杜，你这身衣服挺好！”杜聿明腼腆地回答说：“陈老总，这是我借来的。”陈毅听了哈哈大笑。杜聿明归来与同伴谈起这件事时，深感党和政府对他们这些前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尊重的，有适当机会还让他们出头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