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成功从北坡首登珠峰。本刊近日采访了如今三人中唯一在世的贡布，请他回忆了那些海拔8500米以上的记忆，以及登顶对他们一生的改变。
记者｜张星云
8500米以上的记忆
我是在成都见到的贡布，作为1960年首登珠峰唯一的在世亲历者，如今87岁的他回忆起60年前在那短短几天中发生的事情，细节依然清晰。
问题是从海拔7450米的“大风口”开始出现的。那是4月29日第三次高山行军，40人的队伍前进到著名的“大风口”时果然遇到强风，气温降到了零下37摄氏度，队伍瞬间停滞了。谁也顾不了谁。队员只能自己原地挖雪洞避风，不到两个小时，相继出现冻伤情况。贡布和队友拉巴才仁找到一个冰裂缝躲了进去，一直等到第三天，风才停。
1960年，中国登山队离开“大本营”驻地，向珠穆朗玛峰挺进。（新华社供图）
风停后，人们发现队伍早已被吹散了，于是队长史占春表示大家各自前进，不再结组。又经过三天的攀登，最终到达海拔8500米东北山脊顶部的只有史占春、王凤桐、拉巴才仁、石竞、贡布5个人，此时已是5月3日下午5点，贡布负责在此搭起一个帐篷，照顾疲劳过度的拉巴才仁和石竞，而史占春和王凤桐决定继续向上攀登最难的“第二台阶”。
两人花了4个小时，于“第二台阶”悬崖下方止步，在一堆积雪处挖了一个不太深的雪洞，未用氧气地度过了寒冷一夜。第二天等他们钻出雪洞时，发现昨晚其实已经攀到距离“第二台阶”顶部仅差4米的地方，珠峰尖锥形的顶峰就在眼前，由此翻上“第二台阶”就是登顶路线。
贡布记得，他们两人第二天回到8500营地时，史占春嘴是黑色的，王凤桐鼻子也已经黑了，冻伤明显。史占春让石竞和王凤桐下山，准备让贡布和拉巴才仁和他一起继续攻顶。三人在帐篷里翻出身上最后一点炒面，却发现火柴怎么都点不着了，看着太阳一点点下山，史占春最终决定放弃攻顶，三人一起下撤。
这次在“大风口”冻伤的队员几乎占了主力队员加运输队员的一半，达到海拔7100至8000米的70名队员里，冻伤者34名。史占春、王凤桐、陈荣昌、拉巴才仁等主力队员都因冻伤不能继续攀登了，从大本营撤到日喀则接受治疗。贡布在下撤途中扭伤了脚，也被副队长许竞要求回日喀则休养。
回日喀则就意味着无缘本次攀登行动了，贡布不愿意，许竞让他去征求队医的意见。于是贡布找到了当时在大本营的队医翁庆章。“他说我身体情况不错，并且有达到8500米的经验，一旦自己不行时，不要麻烦队里，自己下来就行了。我一辈子都感谢翁庆章的这句话，要是没有他，我就不可能登顶。”
队伍重新调整过后，第四次高山行军开始了。5月23日下午，许竞带着突击队员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先到达了8500营地，傍晚屈银华带着8名运输队员也到了。此时8500营地既没有那么多帐篷也没有那么多氧气瓶，于是许竞让除屈银华之外的其他运输队员返回8100营地。
第二天，5月24日，整整一天的进度在不断延后。早晨4名突击队员依次出发，许竞走出30米便因疲劳倒下了，于是又临时让帐篷里的屈银华补入突击小组。在高海拔换装备极慢，耽误了不少时间。
中午12点，担任突击队长的王富洲带领刘连满、贡布、屈银华到达“第二台阶”底部。“第二台阶”总高20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下部虽然陡，但还可以找到攀附点，两小时后，他们抵达“第二台阶”上部一道4米多高岩壁下，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桐上次过夜的地方。“二战”前英国人8次尝试从北坡登顶珠峰都未成功，其中4次都是在这里止步而宣告失败。
顶峰
此时，4名队员站在4米多高的岩壁下，表面没有支撑点，刘连满用双手扒住岩壁攀登，四次摔落，贡布和屈银华也两次尝试失败。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搭人梯的方式，让队友踩着他的肩膀上去，屈银华将带着钉子的登山靴脱去，又脱去容易造成滑倒的鸭绒袜子，最终穿着一双薄毛袜登上了“第二台阶”，这后来让他两足的脚趾全部冻伤坏死。
4米的绝壁，4个人用了3个小时才爬上去。此时已经是下午了，一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原反应也越来越严重，他一连摔了好几次，在海拔8700米处没再爬起来，王富洲把他安置在一个避风的岩石凹槽中休息。入夜，剩下的3个人开会讨论，虽然天色将晚，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次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和所剩氧气量也不容许再拖长时间了，并且全组都没有携带扎营设备，因此必须抓紧时间攻顶。
贡布在最后一段路程里负责带路。海拔8750米的时候，太阳的余晖全部消失，他们只能摸黑前进，8800米的时候，所带的氧气基本全用完了。
在极度劳累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们先攀上一个岩石堆，贡布上去以后以为到了，等王富洲、屈银华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个高峰。顶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他们爬完最后一段路，发现前面就是悬崖，已经没有路了。
5月25日4点20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此时贡布坐在我对面，用水果刀将手中的苹果削成三瓣，告诉我他上去后看到的珠峰山顶有着这样三块区域。“西北的平台最高，南面可以看到山下的乱石，西面没有下山的路，北面雪很深。我记得一到顶峰，就听见屈银华在哭，此时他的脚和手已经严重冻伤了。”
按照既定程序，贡布从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主席半身塑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登顶纪念词折好，贡布用国旗包裹起来，打算留在顶峰。不过顶峰上都是雪，他想找到一处有岩石的平台放置国旗。最终他在顶峰西北角下方找到一处碎石堆，他用碎石压住国旗和主席像，又带了9块顶峰碎石下山。
中国登山队在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第一批队员在1960年6月7日凯旋回到拉萨，受到拉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新华社供图）
3人在顶峰停留了15分钟，将训练中的既定程序全部做完，就下山了，在8700米处接上休息的刘连满后，4人分批顺利回到大本营，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国家任务。
也许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都没有珠峰攀登者最后一天所受的痛苦多。我所见到的贡布，为国登顶60年后，在珠峰上忍受刺骨寒风的勇气，碰触悬崖边缘的神经，饱受高原反应侵袭的意志，早已在他身上化作平静。
两年准备
为什么年轻的中国登山队成立才两年，1960年首登珠峰就能一下成功登顶？这其实要从1957年说起。
实际上当年是苏联登山界首先提出要组成中苏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并先后上书苏共中央和**中央，以此项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体委考虑到中国登山运动开展才两年，仅登过两座7000米以上山峰，只有几十名运动员，决定婉言谢绝。不过最终周恩来和邓小平决定接受苏联方面的倡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正式开始，随后国家体委登山处成立，第二年中国登山协会成立。
两国为攀登计划专门组建并培训登山队，1958年在北京香山举办中国登山营第一期训练班，包括科学工作者、大学生、部队官兵、厂矿职工等90人。随后他们又赴苏联集训数周，在苏联登山队教练的指导下攀登苏联第二高峰列宁峰。
按照当时中苏的商定，攀登珠峰将用三年时间完成：1958年侦查，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于是1958年10月，中苏双方组成侦查组一起前往珠峰地区考察、勘测。许竞任侦查组组长，刘连满、王富洲、石竞等人都参加了，苏联方面则是登山界元老别列斯基带队。不过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中苏登山队侦查组赴珠峰的考察工作并未对外公布，而是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进入西藏。
1958年9月，中国登山运动员应邀赴苏联联合攀登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其中姜英、袁扬、周玉英（从左至右）登达海拔6900米高度，开创了我国女子登山新纪录。（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当时的珠峰地区一无所有，攀登珠峰的国家计划，不仅使这里得以修建机场、买飞机、准备医疗通讯设施，更是在1959年初建成了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绒布寺全长381公里的公路，成为现在人们能轻松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根基。
有意思的是，当时中苏对登山的认知尚有巨大差距，中国登山队员们还不能理解，一名“二战”时大尉级的苏联军官，因为热爱登山，为了能到珠峰地区，宁愿当厨子也要混进苏联考察团。
贡布算是最晚一批加入登山队的队员。当时中苏联合考察团已经结束，他所在的西藏军区解放军部队一共有20多人被借调到了中国登山队。在拉萨，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等6名教练带他们训练，从攀冰技巧到绳索使用。不过集训很快中断了。
1958年5月，登山队队员刘连满给地质人员示范、讲解攀登雪山的有关技术问题。（新华社供图）
1959年3月，拉萨发生武装暴乱，中方登山队员前往新疆集训了一段时间。直到1959年10月，西藏局势稳定之后，中方邀请苏方于次年恢复登顶计划，但此时已经进入了历史上中苏交恶时期，苏联登山队以准备时间仓促为由退出了合作攀登计划。副总理贺龙试问了中国登山队的态度后，决定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独立攀登，于是才有了中国短短两年登顶的可能。
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信息长久以来归于沉寂，未对外公布。直到近几年，参加过那次联合侦查组的中国登山队第一批登山队员兼队医翁庆章，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写成《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查组考察珠峰始末纪实》，才算正式将这段历史公布。
1961年6月17日，中国登山队登顶新疆境内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图为队员在公格尔九别峰进行适应性训练。（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就在本次中国登山队准备为了纪念60周年再攀珠峰的时候，翁庆章于近日去世。1960年首登珠峰的鲜活记忆，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他们能登顶？
另一名亲历者王富洲去世于2015年。他的女儿王毅说，直到1974年，11岁的她才对父亲在1960年所做的事情有了些许概念。
中国登山处曾于“文化大**”初期被撤销，到了1973年，为了准备1975年重登珠峰的计划，登山处得以恢复。当时除了在哈尔滨做电机厂消警科长的刘连满，在拉萨做西藏体委副主任的贡布以外，其他参与了1960年首登珠峰任务的中国登山队老队员们基本全都再度集结——张俊岩、陈荣昌、王振华、王凤桐、刘大义。在北京老山摩托车俱乐部训练基地，他们的任务是指导新队员训练，备战1975年。
也包括王富洲。他带着女儿王毅也住在训练基地，那时他是中国登山队党委书记，管着队里运动员加后勤保障人员200多人。他给大家开会，做思想工作，常常到深夜，王毅只能在回屋睡觉时看到他。1975年，王富洲在海拔7028米的珠峰北坳营地指挥，最终中国登山队9人登顶珠峰。
“那个时候人的意识和现在不一样，我这辈子从没有听他对我说过自己的事情。”如今在北京的家中，年近六十的王毅向我回忆说，早年父亲登顶成功后去各地作演讲报告，把队友们的事迹说了一遍，唯独不说自己。而那段在老山训练基地的时光，老友们重聚，常常对年少的王毅讲起他们1960年的经历，这样她才对父亲模糊的过去逐渐有了轮廓。
后来这些人一直在一起。改革开放，各单位搞第三产业，国家体委创办了直属企业中国国际体育旅行社，请王富洲去做总经理，王富洲便把中国登山队的这些老教练们全都招到了旅行社，因为这里收入更高。怎奈旅行社在风光过后陨落，1992年，国家体委请王富洲回来担任登山协会主席，但没有让他带老教练们回来。这些老队员在退休后医药报销受到了影响。
王毅记得他们晚年都住在北京南三环附近，7、8年前还经常相约在天坛公园一起打牌。晚年王富洲的采访她都陪在身边，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早年为了登顶，下山后就因冻伤做了截肢手术，身体残了，你后悔吗？王富洲回答：不后悔，让我重来一遍我还会这样。
再后来，王富洲经历了一次脑梗，几年后失明，从此日常起居便离不开人了。在最后几年护理父亲的过程中，王毅发现，父亲即便行动困难，每次还会认真系裤带，两手配合一丝不苟地打好活扣。他的动作有时有意识，有时是下意识，看得出是长期训练养成的习惯，那些登山操作的标准化模式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本能。
在前往珠峰前，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的消防队员，屈银华是四川阿坝林场的伐木工人，贡布则是西藏军区的一名藏族解放军战士。而王富洲出生在一望无际的河南豫东平原，在通过大学生扶贫政策去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上大学前，连山都没有见过。
王富洲去世一年后，2016年，屈银华、刘连满、陈荣昌也相继去世了。“他们都是普通人，只不过被推出来了，成了登山英雄。”王毅觉得登顶是互为因果的，“登顶让他们完成了自我的精神升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又或者，在如此纯净的顶峰，只有毫无杂念的人，超越身体超越自我意识成为纯粹的人，才能最终完成史无前例的登顶。”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20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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